罗尔纲先生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经他整理过的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都悉心勘考，去伪存真，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基础。他勤于著述，正式出版的书著即达40多种，是当代史坛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这些著述功力深厚，确立了他一代宗师的地位。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为人笃诚质朴，和蔼可亲。尤其是对待晚辈，他诲人不倦，以诚相待。受过他指教和帮助的人，对他的印象都是十分深刻的。他对待同时代的朋友、同学更是十分真诚。罗尔纲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高度诚实 平等待人
对太平天国史料辨伪，是罗先生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经他整理、辨伪、考信过的史料，粗略估计，即达1200多万字。罗先生致力于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证，出自他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谷霁光先生在《赤心的挚友、诚实的专家罗尔纲》一文中作过这样的概述：“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不认真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国史研究就会陷于荒谬、混乱的状态。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就受到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又受过考据学的教育和训练。1931年秋，他发现清人薛福成所撰《张忠武公逸事》中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实乃是捏造，而薛福成却被《清史稿》誉为‘长于论事记载’。看到了所谓‘长于论事记载’者也会作伪，更看到了太平天国史料伪、误的严重情况，他决心做个披荆斩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谷霁光先生对罗先生治学态度的评价是高度诚实，善于独立思考。这是很妥帖的。
当然，搞考信、辨伪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研究者首先要具备能坐冷板凳、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同时，还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寻根追源、问清究竟的执著。罗老的考证内容涉猎很广、很深，太平天国史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他都进行过资料的订正工作。由于罗老的辛勤劳动，使错综复杂的太平天国史脉络有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对罗老的考证方法，吴晗在为罗老的《太天平国史丛考》写的序言中说：罗尔纲的考证方法，“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穷根究底，一直剥到笋心才肯甘休。再接着，他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他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这事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罗老的考证方法，不但对所要考证的问题的结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而且对被考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能作出自己的评价。因此，罗老的史学成就，绝不仅仅限于考证方面。对太平天国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他都悉心研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也都作过恰当的评价。
罗先生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说过：“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辨伪、考信的工作。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非常重要，对于搞考信、辨伪的学者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罗先生一生就是靠这个基本功确立了一代宗师的地位，并成为当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
罗先生治学态度的另一特点，就是平等待人，从不以专家、权威自居。他善于独立思考，尊重客观史实，从不附会趋众。他对不同意见，特别是对那些与他商榷的人，总是报以极大的热情。1984年，《安徽史学》发表了题为《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一文，和罗老商榷。罗先生看后立即写了一篇“订误”文章，认真审查自己旧说之不当，并写了一封长信给编辑部，要求在发他的“订误”稿时，写一个按语，以他为“的”，提倡在百家争鸣中互相切磋，敢于承认错误的好风气。《光明日报》、《文汇报》相继发表评论，赞扬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这种好风气。罗先生这种认真严肃、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赞誉。
罗老的师友情
30年代初，罗尔纲师从胡适，自称“是个书呆子”，整天“埋首伏案”写文章。他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研究太平天国史，锲而不舍，发表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32年，他写成《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1934年将此稿交给友人汪原放。时陈独秀被关在南京，汪与陈有旧，每月探望。陈独秀托汪原放给他买太平天国史看，汪尽购各种太平天国的书，并把罗老这部稿子一并送去。陈独秀看完后，独赏识这部未刊的稿子。提出要罗老到南京去和他合写太平天国史。”（见郭毅生：《道德文章第一流》）由此可知罗先生著作之功力。胡适喜欢罗尔纲忠厚、诚实、勤奋。他对罗尔纲除了做学问的指点外，对其生活也是很关心的。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胡适彻底分野。但“尊师重教”的美德在罗先生的思想中仍然占有一定的位置。胡适是他的老师，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新中国建立前，罗先生写过一本《师门辱教记》的小册子，记述了自己在胡适门下求教的经历，以及胡适对他做学问的指点。罗先生曾说：这几年“使我养成一种更大的忍耐，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此后我所要做的工作。”这本小册子，文字不多，但很实在。70年代后期，罗先生得知我从香港找来一本《师门辱教记》十分高兴，特地致函给我，希望我将这本小册子送给他，并说明他仅有的一本在“文革”之中被烧毁了。我很理解他的心情，立即把我找到的这本送给他。罗尔纲学识渊博，为人诚实，年轻的时候就博得了许多同学、朋友的尊崇。吴晗和罗尔纲同是中国公学的同学。1930年，吴晗来到北京，罗尔纲对吴晗关心备至，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吴晗对罗尔纲很敬重，经常主动帮助他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对此，罗先生永生难忘。罗先生说：“吴晗为人热情，肯帮助人。1934年，我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当时一家五口人，就靠六十元工资过活，生活很困难，只好靠卖稿补助生活。吴晗结交广，我写好文章，他就帮我跑，亲自送到刊物的编辑部去。有一次我写了《洪大全考》，是一篇长文，发表可是一百多元稿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吴晗先送给一家学刊，可主编怕得罪别人，不敢发。吴晗很生气，和那个主编吵一架。又另找个学刊，终于刊出来了。”罗老还谈到吴晗帮他找研究资料的事。后来收入《中国近代史丛书》第二种《向荣奏稿》，就是吴晗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找到的，共十二卷，原题是《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夺华北大片领土，北京危在旦夕。吴晗当时已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临走前，他设法把罗老送到天津。说到这件事，罗老说：当时“我是个严重神经衰弱症患者，吴晗怕我神经受不住，那时要离开北京极为困难，他设法把我的大儿子送到天津，又交代他弟弟吴春曦照料我们。随后又亲自把我的家属也送到天津。”
十年动乱中，吴晗全家惨遭浩劫，罗老曾多次为之痛哭。1979年，党中央为吴晗的冤案平反昭雪，吴晗的家属要我为吴晗写传。大学毕业后，我曾经长时期在吴晗领导下工作，自然也很愿意，以作为长久的纪念。罗老是吴晗学生时代的朋友，交往甚密，我自然想听取罗老对写《吴晗传》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帮助。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来到罗老家里，寒暄一阵后，话题就转到编写《吴晗传》上来。罗老一听我要替吴晗写传，极为高兴，表示支持。然而他控制不住对吴晗受迫害的悲伤，不一会，就神色黯然，眼泪汪汪，说不出话。他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想控制住感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走出来，眼眶还是不断地在闪动着泪花。他激动地说：“我和吴晗的友情是很深的，他为人忠厚笃诚。有一件事别人是做不到的，那就是1964年我因写了《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一文，受到批判，亲朋绝迹，没有人敢来看我。可是吴晗和袁震特地到我家来看我，对我进行开导和安慰……”说到这里，罗老的眼泪夺眶而出。
永远的怀念
我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爱好者，在大学里就读过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等书，十分钦佩罗老掌握那么丰富的史料，以及对史料进行那么认真严肃的考订。也正是读了罗老的太平天国史的论著，我才对太平天国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我有机会较系统地读了一些太平天国史著作和资料，也写过几篇有关太平天国史的文章。我还记得，罗老第一次见到我，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读过你的文章，以为你年岁很大了，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我没想到，连我写的那几篇文章，他老人家也看过了，并且因为我的文章猜想到的我的年龄，这实在使我感动之至。在谈话过程中，我发现罗老对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大多是看过了的，并把这些文章的新的观点或对史料新的解释都记录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这种认真、勤奋和谦虚的治学态度，对于一位弛名中外、耄耋之年的老前辈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罗老对晚辈的学习和写作也是很关心的。向他请教问题时，他总是诲人不倦，把他所知道的史料以及他自己的学术见解，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甚至还要搬来许多史料，一条一条地指给你看。有一次，我因为撰写《论北伐战争及其统帅林凤祥、李开芳》一文，查阅了不少材料。特别是受《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等回复禀报》一文的影响，我在行文中明显地把林凤祥摆在李开芳之前。罗老在为这篇禀报写的跋中也明显地把林凤祥摆在李开芳之前。但是，就地位而言，林凤祥是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据此，有些论者认为自广西出发以后，李开芳的地位应高于林凤祥，北伐统帅应该是李开芳。罗先生把有关记述林凤祥、李开芳的史料一条一条摆出来。他说，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不能臆测。他接着又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萧朝贵在长沙中炮牺牲后，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上杨秀清的禀报，也是把林凤祥摆在李开芳之前。至于天官副丞相的林凤祥实际地位为什么高于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和春官正丞相吉文元，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为了帮助我了解过去几十年我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情况，罗老将他保存的简又文先生早期著作《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一书复印一份，并装订成册寄赠给我。1980年，我在《晋阳学刊》第三期发表了《评韦昌辉》一文，罗老看后写信鼓励我，以后又多次谈起此文。后来，这篇文章收入《太平天国人物论集》一书。罗老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特别写道：“作者反对为韦昌辉翻案，他撰写的《评韦昌辉》一文，在肯定了韦昌辉对金田起义功绩的同时，着重揭露韦昌辉‘阴忍残刻’的本性，认为‘韦昌辉以自己奸险的行动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罗老之所以肯定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有些人想替韦昌辉翻案，把天京事变的责任推给洪秀全，罗老显然不赞成这个翻案。罗老还多次希望我能写一本从理论上阐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书，并一再表示，他的那部当时尚未出版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中的史料任我使用。这种无私的思想境界使我十分感激。可惜，因我忙于别的工作，也因为学识不够，未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后来，钟文典教授主编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史》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太平天国史综论》一书，据钟先生告知，也是由罗先生力荐由我来写的。史学界凡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大多受到罗先生的教益。正如有些论者指出的：凡从事这项研究的，“无人不读罗先生的书，无人不受他的启迪，从他的书中吸取养料。”桂林博物馆梁碧兰因陈列事，连同自己一篇小文请教罗先生。罗先生对这位“素昧平生”的作者，寄予极大的热情，不但认真提出意见，并复印了30多页史料寄给她，指点她如何使用史料。几十年过去，梁碧兰至今仍铭记在心，感到“终身获益，永志不忘。”这些都是后人永远怀念罗尔纲先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老不幸逝世了。他的业绩与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所有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会永远尊崇他，学习他，并努力去继承他的事业，弘扬他的治学精神。尊敬的罗老，安息吧！
（文章来源：《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