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李洵，字仲符，一九二二年生于北京。我的原籍是辽宁省北镇县，也就是明代的广宁卫。我的父亲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入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继续攻读，是当代古韵学专家黄侃先生的学生。虽然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文心雕龙》评价问题，可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搞他的古声韵学。父亲大部分收入都买了书。在我记事时，觉得家里到处都是书，枕头底下，窗台上都是书，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还有不少碑帖拓片。住的三间屋，有一间专门是放书的。别人家给小孩启蒙，都是用《三字经》、《千字文》作课本，我父亲给我启蒙却用的是《文字蒙求》。我没有入过小学和初中，在十七岁之前，几乎每天和这些书打交道。当时觉得钻书堆是最愉快的事情。父亲的藏书中以有关文字学、语言学，古声韵学的书和清代考据学家的著作为最多，大约占三分之一，其次是历史书，二十四史、通鉴、三通、续三通之类俱全，还有一些文史学家的集子或作品。再有就是清人注经释子的著作。当时流行的梁启超、王国维、孟森、刘半农、夏曾佑的书种种俱全。书里还有《文选李善注》、《全唐诗》之类，不少成套的丛书也堆在一起。父亲有个习愤，看书时用朱笔点句。我也学着点，好版本的不让动手，只准点局本的二十四史。记得从两唐书点起，《宋史》只点了部分列传，《元史》算点完了。后来父亲的朋友送来一部大字排印本的《清史稿》，也勉强点下来。而《明史》则是在上大学之后才读完的。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一所北京的天主教会学校度过的。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英语课抓的紧，但教师都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结果我学的英语成了南腔北调，不容易改过来。二是注重高中化学课，校里没有可与大学化学系相媲美的化学实验室，因为这个中学每年要向辅仁大学化学系输送几个大学生。父亲本来要我学中国文学，而且是语言文字学。我不感兴趣，当时一心想学化学，觉得学文不如学理。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两所大学，一个是辅仁大学化学系，一个是当时日伪办的北京大学。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我开始决心上辅仁化学系，但是辅仁大学的学费、书费、试验费之高多使人望而生畏。自从“七七”事变后，父亲失业；家中经济拮据，靠出卖书物度日；实在无法出这项费用。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去学不大情愿学的历史。所以我走上史学的这条道路，总还是有点偶然性。 

进入大学之后，总算遇上不少名师。先后给我授业的老师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先生。“九三”胜利后又亲聆陈垣先生的史料学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伯希和的学生，给我们讲课时，身患半身不遂，坐着轮椅，由儿女推送，并代写板书。冯先生是国内有数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学问渊博，学风谨严，他既通中国式的考据，又懂得洋考据，治学自成体系，富有创见。他的西域南海地名考证，看上去干燥乏味，但是他却能从极小的地方，突破一个大缺口。他对自己从事的专业非常热爱，几乎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上面。这种精神给我很大的教育。我对于历史学产生情感，是和接受冯先生对学术的坚韧不拔精神的影响有关系。 

瞿兑之先生家学渊源，给我们讲秦汉史很有见解。给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当时在整理地方志，用功颇勤，对青年学生，有问必答，答必详尽。 

谢国桢先生是我后来搞明清史专业的启蒙老师。有一个学期，大约是1943年的下半年，系里公布了选修课的科目和教师，要求学生选修。我看中了谢先生的“史部目录学”一课，于是就选了，不料过几天后，教务科通知说，这门课只有我一个人选，一个学生怎么上课，准备不开这门课，要我重新选别的课。但这事让谢先生听说了，他坚持要开，就是一个学生也照样上课。于是我真的成了谢先生的这门课的唯一的一个学生。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占一间教室上课，是有点特别，于是谢先生主动约我每周四到他家中去上课。他当时住在西城，到他家上，课就不仅是讲史部目录学了，谢先生学识渊博，但他讲课，往往有个主题，记得他从东汉的党锢之祸，“望门投止思张俭”开讲，一直讲到东林党，复社，直到南明的历史。史部目录举未有讲多少，只是期末叫我写了一份作业交上去，他划个分，交上去就算了。但收获非常大，因为每次到他家上课，实际上，是去看他的藏书。藏书的范围很广，不仅是南明史料，明清人的不常见的笔记、杂抄也很多，每次去总能读完不少种。有问题就地请教，当场解决。这一学期，不但看了谢先生的宝藏，也亲聆了谢先生关于明清史研究的一些见解和方法，这对我来说，影响是很深的。 

刘盼遂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刘先生是文献学专家，当时给我们讲史料选读课。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辽宋金三史纂修考》，原由谢先生指导，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就改请刘先生指导了。他看稿子很仔细，不放过任何问题。我的这篇论文有十来万字，资料抄了二十万字。经过刘先生的指教，几乎把有关的重要文献都看过了，坐了十个月的图书馆，总算把毕业论文完成了。原稿上保存了很多刘先生的眉批，都是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他当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至今不忘，那就是写文章要作到“无一字无来历”。这句话，我每次写文章时都会自然地想到它。 

容庚先生是著名的古器物学专家，给我们上金文学课。容先生生活清苦，每次骑辆自行车来沙滩红楼上课，自行车后货架上捆上—大堆书，都是一些古铜器图录，书用白布包着，身穿肥大的兰布大褂，说一口广东官话，但也能听得懂。他对古器物及铭文的岍究，造诣很深，而且多有创见。 

陈垣先生是“九三”胜利后，来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只有一学期，讲的是二十四史的编纂、读法、考证、特点等的史籍评论课。当时陈先生精神旺盛，讲的精确深湛，把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合盘托出，难题常是迎刃而解。他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启迪最深。 

此外，还有莫东寅先生和孙作云先生，都给我上过基础课。两位都是东北人，年岁比我大不了多少，因此比较熟悉。莫先生是专攻民族宗教史的，对满族的萨满教很有研究。孙先生是专攻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对《楚辞》很有研究，但他不是从先秦文学的角度，而是从古代神话、古代图腾的民俗学角度去研究的。 

一九四八年，我在吉林市迎来了解放，很快就到由佳木斯，走到吉林来的东北大学任教。这是一所解放区的高等学校，感到一切都是新的。我这一年才二十六岁，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就要走上新型大学的讲坛，心情很激动，也很惶恐。一是年岁轻，业务浅，不知道能不能胜任。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得很不够，用这样一点新知识去给解放区的学生讲历史课，怎么能讲好呢?当时也没有时间集中学习，集中准备，只能边教边学。好在有范文澜、吕振习同志的中国通史，拿来作我的教学指导书。当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得到党的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总算把中国通史讲下来了，反映还不错。于是我争取多教课，在教学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当时的学生有老解放区来的，也有国统区来的，论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我不如老区来的学生，国统区来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是上了几个大学的大学生，什么市面都见过。所以当时我备课十分吃力，常常工作通宵达旦。当时年岁轻，精力足，通过努力；总算完成了教学任务。实际上自己也提高了一大截。中国通史我完整地教了三遍，后来又发展成教中国原始社会史、宋元史、中国史、目录学、史学名著选读等等的课程。如一九五一年以后，我才稳定在清明史的教学上。说来也很巧合，当时一些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愿意轻车熟路教先秦史、秦汉史、南北朝史或隋唐宋元史，而明清史是个冷门，只有我对明清史有兴趣，于是就加入这断代史教学的行列了。教了一遍明清史，又写了一本明清史讲义，自己感到最大的不满意是，明清史没有自己的体系，没有特点。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我下决心用它两三年工夫多重新学习明清史。我认真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和《资本论》的第一卷。这两年的工夫没有白花，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同时，我也下决心重新读《明史》和《明实录》。大约用了两年的工夫，通读了一遍《明实录》，自己给自己规定了进度，不完成决不休息。作了一批卡片，记了一些笔记。我是把《明史》和《明实录》对着看的，这样看懂了不少问题，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往后我计划读《清实录》，但只读到康熙，反右斗争开始了，从此我被错划为右派，读《清实录》的计划就这样取消了。后来就接着无休止的劳动改造。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被写思想汇报所代替。但是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和长期培养起来的对明清史的兴趣，使我在很少的业余时间内，还是要看看明清人的笔记、野史，诗文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劳动中跌断了腿，在病床上几乎躺了一年。当时虽然不想重理旧业，但长年读书的习惯又使我要作点什么。在看朱希祖先生的遗著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线索，托朋友协助，得到王原《明食货志》的全本，开始和《明史·食货忐》、《明史稿·食货志》对勘。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很清苦，自己的骨伤未愈，行动不便，再加上政治压力，当时的困境可想而知，但是却竟然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写了五大本三种食货志的校勘记，约有二十万字。后来以此为基础，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把《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的草稿写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也想象不到，当时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坚持了这种校勘与注释工作的。被错划右派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一共夺去了我的二十多年工作时间。但是在这几年中，毕竟算是夺回来三四年的时间。我总觉得这几年是我学习明清史在史料学习上的一次大补课。《明史食货志》的校注工作使我重新读实录，读《明史》，读会典。清代潘耒等人从明实录中摘录有关史料作经济史料长篇的工作，我在这时又几乎重复作了一次，感到收获很大。 

现在回想起来，解放后有两件事对自己治学有很大影响。二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一个是从事多年的中国通史的教学，使我对中国史的全貌有个基本的实感。我常常把这种实感，称作“通史感”或叫作‘全史感”、“整体感”。这种“通史感”是研究断代史、专门史的主要学术思想基础。所以说一个理论学习、一个教学实践，就构成我从事明清史专业工作的新的基础。前者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史学天地，真正解放了思想。我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去重新估价前人对明清史研究的成果，探索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后者使我认真考虑明清史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明清史研究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和其前史或后史发生联系，同时它们之间也互相发生关系或影响。我在五十年代提出的明清史分期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研究明清史的每一历史事件发生、发展与变化固属重要，但研究每个历史阶段内各种历史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重要。这种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对于深入研究某些具体问题，尤为重要。纵的研究或分类研究，往往会忽略某些发生在同一时期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横的研究往往会补充这种不足，而且会因为由于纵横交错的研究，把比较复杂的问题搞清楚。分阶段历史问题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我在五十年代中写《明清史》一书的基本方法。 

《明清史》一书出版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我写书时是三十四岁，现在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对于《明清史》这本书，我总是想把它修订一下。目的有两个，一是时隔二十多年，全国明清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绩，就自己来说，虽然这些年学业荒废，但不能说还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有必要修订一次，让我那本《明清史》也随时代前进。二是这本《明清史》是我的青年之作，其中有不少不成熟，不确切，乃至错误的地方，对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已发生了变化，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过去几次要修订，不是因为“儒法斗争”说横行，就是因为其他教学科研任务太重，挪动不开手脚。现在下了决心，立志把它改出来，再交给社会，去检验它吧！ 

下面是我在长期教学科研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想在这里谈谈我的意见。历史研究领域内的断代史研究方式，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更为广泛。明清史可以算作断代史、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又觉得它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因为它不仅是包括两个封建王朝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所以我认为明清史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时期的历史，它和它前面的历史和它后面的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明清史虽然仍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确是自具特点的。研究明清史不能仅囿于中国史和中国地理的范围，要冲破这些束缚，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公元十五、十六、十七这三个世纪，是全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确立的历史时代。世界的先进地区、重要国家几乎同时发生了相同的历史运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并不例外。只是后来的归宿不同了，有的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有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不同结局的出现并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变革，也曾经产生过不同方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革中，也会如此。这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要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来建立明清史的科学体系。三十年来我个人的明清史体系就是建筑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理论目前还不成熟，还必需继续探讨使它逐步完善起来。 

再一个问题就是明清史的史料问题。三十多年来我在学习明清史过程中，有件苦恼的事，就是史料太多了。一个人一辈子无论如何是读不完的。如果说中国史料浩如烟海，那么这种形容应该是指宋代以后，而且宋代以后更应指的是明清。前几年在天津同谢国桢师谈起南明史料问题，他说那次下江南去访书，还发现不少《晚明史籍考》没有收进的史料，可见将来明清史料还会不断发现。所以要想读完明清史料是不可能的，就是把其中最重要的史料读完，一辈子的时间也是不够的，这要订个几辈子的计划才行。  《明实录》我读了两遍，但是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收获，这是因为第一遍有些问题你根本未读懂，第二遍时才又懂得一些的缘故。我想读史料要有少而精的精神。记得小时候，有一位老先生是清朝的拔贡，教我读《史记》。我实在佩服这位老先生，他对于《史记》不但正文熟，就是集解、索隐、正义部分也非常熟悉，而且能举一反三。我觉得我就欠这种工夫。一部《明史》才三百多卷，就是读的不熟，看来工夫下的很不够。明清史有些常见的，被人认为是很平常的史料，我觉得虽然读了不少遍，但有些不能说就懂得了。我常劝青年同志读熟《明史》，我认为这是学习或研究明史的最重要“基本功”。《明史》的某些志，某些传写得很有特色，资料也丰富，值得仔细读。根据明清史料太多的实际情况，我主张对史料的研究要精，不宜粗。要对基本的常见的史料多下点工夫，在前人或今人还未理解的字里行间，发现新的问题和深度。我个人喜欢涉猎，什么书都想看看，所以我也不主张在读史料中的抱残守阙态度。我主张，在精通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去利用更广泛的史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能力去研究史料，运用史料，乃至发现史料或鉴别史料。 

自从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我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回首往事，觉得自己在种种困境中，聊可慰藉的是没有完全荒废学业，为我国明清史研究而工作的脚步没有停止。今后我不但不能停步，而且要加紧脚步，同全国人民，全国的同行们共同努力，争取在明清史研究工作上获得更多的成就。 

在我的大半生业务实践中，解放后的三十年是关键时期。我搞明清史专业也是从解放后开始的，以后的成长以至取得的一点收获等等，都是在党的教育领导下取得的。全国的解放，党和人民给我研究明清史创造了基本条件，给我提供了科研与教学的实践机会。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党的关怀和领导，我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觉得当前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一定要把自己的余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的社会科学事业。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决心为我国明清史学科的发展，倾注全部心血。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