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所长李洵教授自编之文集《下学集》，在先生于1995年9月2日逝世后刚两月，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出版发行。该社社长兼主编王俊义同志与责任编辑王浩同志，在先生生前已决定为他出版文集。当得知先生患病后，更加快进度，于同年8月下稿付印。为有成就的学者出版文集，是继承文化遗产、嘉惠学林之壮举，不仅先生本人感谢，学界同仁也无不表示赞许。
先生文集以“下学”二字命名，其典故出自《论语·宪问篇》。孔子在回答子贡时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里“下学”二宇，指谦虚谨慎地做学问，从浅近处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上达”，为不断地求上进。整句话的意思是，“既不怨上天，也不怪别人，谦虚谨慎地做学问，并不断地求上进，上天是会知道我的呀！”这里不仅体现先生的治学态度，也反映他毕生做人的准则。
先生在《自序》中谈到自己的治学门径和1956年出版的《明清史》。那是先生30余岁时，在刻苦读书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花大力气写成的。当时刚建国不久，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并写出专著者实在不多。先生年轻有为，竟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按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脉络，将明清时期五百余年的历史分成五期、十阶段，条分缕析，言之成理，使人耳目一新，颇受读者欢迎。虽然先生自认为该书在不少方面还不成熟，但它仍为先生毕生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先生在以后几十年中，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获得系统的研究成果。
先生从众多研究成果中，选出31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收入文集，分为综论、经济、政治、明武宗、文化与意识形态、辽事明末清初、史料学等7组。下边分组简介其内容。
综论组3篇：1.《论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对明朝在亚洲的地位、废除中书省丞相制、分封诸王与贵族政治、军事制度演变、明代党争和官僚政治等，分别进行概括性论述，他认为明代政治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为加强君主独裁而废除丞相制度，以及随之设立内阁及司礼监两个皇权附属机构。党争主要在各派官僚集团之间进行。因为十五、十六世纪士大夫阶层有较明显的发展。他们代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及集团的利益。其中东林党有一定江南城市势力的代表性，标志封建社会晚期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
2.《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指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四个阶段，①十五世纪中叶为开端；②十六、十七世纪有所发展；③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后期被延缓；④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后期，萌芽发展道路被歪曲，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明清资本主义萌牙的主要特征是：仅有萌芽，但并未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作者还具体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六个原因。
3.《明代火器的发展与封建军事制度的关系》，阐明火器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给封建军制以影响，引起一些变化，但因火器发展水平的限制，军士社会成分变化不大、以及封建王朝对旧军制的维护，所以封建军事制度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
经济组5篇：1.《从王桢<农书>到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表现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意在探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前提及生产力基础。作者将两书比较，揭示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工具并无重大改进，但因采取提高管理水平，实行多种经营、改良种植技术、引进先进品种等措施，仍促进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尤其植棉普遍推广，搅车、纺车有改进，使棉纺织业水平远超元代。该文还论及明代经济史的性质、分期及特征等问题。
2.《从明代商品种类和价格变动看商品生产的发展》，作者据《明会典》等资料，论证在农业及手工业生产明显发展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形成全国比较统一的市场价格。从而为十六、十七世纪我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
3、4.《明代流民运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及《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两篇。前者认为，发生于十五世纪中叶的明代流民运动，实际上是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为自由雇佣创造条件，应视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后者则认为：十六世纪在海上，与日本海盗及西方海盗相角逐的中国海盗势力，也应当视为原始积累过程，是国内商业资本要求冲破封禁寻求向海外扩展的活动。虽然最终命运不同，但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5.《公元十六、十七世纪的北京城市结构》，论证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往往和政治中心密切相关，这便使城市生产和社会结构更多的为贵族，官僚服务，并始终在其控制下，使城市工商业及市民等级，无力突破封建政治经济势力的束缚，不能像西方那样形成自由城市与封建贵族对抗，因而中国城市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很难发展。
政治组8篇：1.《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明代官僚政治研究专题之一》，作者认为两者同是皇权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都是皇权借以实现统治的助手，在职责与程序上密切衔接，不可分离。有时某一方权势增大，只不过是皇权向其倾斜的结果，并非本身真的具有那种权势。但两者也有不同，内阁是皇权连接官僚机构和士大夫出身官员的桥梁，而司礼监则是皇权连接贵族势力的纽带。因此阁、监不时发生冲突，然而谁都不能消灭和取代对方。因为皇帝还要利用这种机制，维护皇权、实现统治。
2.《“大礼仪”与明代政治》，认为嘉靖初“大礼仪”之争，是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它在客观上鼓励各派政治势力的积极性，也促使地主阶级各派系的分化。政治改革派与地方反对派的出现，使明末政局的政治壁垒日益鲜明，这是明代独具特色而清代绝无的政治格局。
3、4.《论明代的官和吏》、《论明代的吏》两篇，谈明代官僚政治中，两个重要的政治载体官与吏，两者的系统与功能，社会地位与权力区分，以及互相依存与矛盾关系等。
5—7.《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3篇，集中论述江南士大夫。他们是地主阶级上层世家，或农民、小手工业、中小商人出身的社会知识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成为江南地区政治集团的核心部分。明初对江南施行一种打击豪强、保护下层居民的政策。更于洪武26年制定一项法令，凡苏州、松江、浙江、江西人不得为户部官。江南地区田赋、徭役也很重。政治上的歧视与经济上的掠夺，促使江南地区各种政治势力，集合成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政治上：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主张削弱内阁权势，还政六部，要求给地方势力参政的机会，经济上，反对贵族大地主的矿监税使掠夺，要求有限度的定额税收、改善役法，三篇发表于50一90年代，说明李先生一直重视此问题的研究。
8.《论明末政局》，认为明末政局是明朝二百四十多年政治发展的终结，更主要是晚明四十多年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
明武宗组3篇：1.《读<明武宗实景>条记》；2.《明武宗和他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3.《明武宗与猪禁》。主要论证明武宗包括“禁猪令”在内的许多荒唐行为，并非个人好恶，乃是在封建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贵族阶级日益腐朽、没落、心理失去平衡的表现，虽然臣下用“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相劝阻，但他的荒唐行为与通常值得同情，理应满足的“人欲”并无共同之处。
文化与意识形态组3篇：1.《说“卢柟之狱”》，讲十六世纪普通知识分子、文学名士卢柟因无权势又不与权势者勾结而惨遭冤狱之事，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和出路。
2.《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书院之政治文化背景》，认为三朝毁书院、禁讲学，具有时代特征的宏观政治、文化大背景是：公元十六、十七世纪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上也出现某些变化。主要是王守仁心学流行，被更多人接受，形成讲学热，从而大大削弱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使传统意识形态出现危机。于是封建统治者便采取毁书院，禁讲学，重申科举仍以朱学传注为据等措施，企图挽救危机，维护君主专制统制。至于天启朝，毁书院同时捕杀东林党，则远寓意识形态争论，成了铲除政敌的暴力手段。
3.《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认为顾氏七论所提改革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白银，地方政治势力，以及“偏安”东南筹划抗清等问题，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辽事、明末、清初组共7篇：1.《论明朝的全辽政策》，认为明初对东北地区政策的战略基点是防御蒙古。但自中叶以来，由于军屯破坏、军户逃亡，以及对辽人的错误政策，使辽东控制全辽的地位削弱，而女真地区则得到开发。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乘机兴起，进入辽东。明朝便将全辽政策的战略基本点，由防御蒙古转向敌御女真，即利用“酉虏”以牵制“东夷”。但终因全国形势恶化，最后不得不放弃全辽。
2.《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作者认为，十七世纪的建州女真社会，既非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也不是氏族铡向封建制的飞跃，而应是其本身原有封建制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3.《祖大寿与“祖家将”》，通过对祖大寿和“祖家将”在明清关系中重要作用的分析，说明十七世纪明清两大势力在东北地区角逐中，各自军事实力消长的基本状况。清太宗皇太极争取辽兵辽将的政策起丁很大作用。他先后招降“祖家将”祖姓和非祖姓亲信将领，及“毛家将”的残余部分，使明朝“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终于破产。
4.《论清初圈地、投充、逃人三事》，作者以为：此三事之所以成为公元十七世纪后半期北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究其实质，则为明清封建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矛盾表现。最终三事先后停止，表明满族社会封建化进程已经完结。
5.《明末农民战争历史作用初探》，作者指出，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中国最反动的贵族大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中国社会解除了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农民战争有力地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更多的农民获得土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民战争比较明显地调整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贵族大地主被严重削弱，满汉地主阶级达成妥协。部分农民摆脱困境。东南城市势力有所壮大。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势力与城市势力以及国内各族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都有所缓和，社会的安定进步是主要方面，城乡资本主义关系又有增长。这都是农民战争作用于当时历史进程的结果。
6.《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论证明清交替仅40天，结果却使我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延长一个世纪，使我国在世界历史的脚步中落后一大步。
7.《孙嘉淦与雍乾政治》，认为孙是典型化官僚，所上《三习一弊疏》，真实地概括了雍乾时期政治的特征。虽然受到乾隆称赞，但却不能贯彻。
史料学组两篇：1.《<明史食货志>的编篆学》，是先生为《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所写的前言，意在搞清《明史食货志》的史料来源、编纂方法、编纂过程、修改情况等，以便取所据之书对校，查出错处并究明致误之由。
2.《清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并妻诰命跋后》，作者为蒋氏夫妇浩命作跋，实际是据诰命及地方志等资料为蒋毓英作传，表彰他在知府任内治理与建设台湾的业绩，填补历史空白，并再次证明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先生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我国明清史学界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的论文及专著都是辛勤耕耘的成果，有较高学术价值，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他定期组织学术讲座，就共同关心的学术热点问题交流心得体会，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为明清史研究起过促进和推动作用。先生勇于提出新见解，与学术界同仁商榷，给人们以启迪，同时主张发扬学术民主，欢迎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惟其如此，我们读其文，见其人，将对他水远寄以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