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我和大年同志认识较早。大约是1962年秋冬，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吴晗在和平宾馆宴请外地来京的史学家，大年同志作陪，我也参加了。这之后，我们就不断有些往来。十年“文革”时期，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各自都在艰苦时日之中。 

“文革”结束后，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史学编辑，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被提到日程上来，作为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史学版除了揭批“四人帮”对历史科学的破坏外，重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受迫害的史学家亮相，恢复他们的专家、学者的面貌。记得在第一批名单中有侯外庐、尹达、邓广铭、白寿彝、刘大年、黎澍等。一天下午，我来到近代史所拜访刘大年。他问我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说：先当“反党急先锋”，后来又当了三年多农民，随后去北大教了一年多书，最后来《光明日报》当记者。他爽朗地笑了，他说：比我强些，我当了十年“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我约他给《光明日报》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他说近代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毛主席开辟的，并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史时，毛主席给范文澜写信指出：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如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吴虞等都要有分析地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大年同志认为，范文澜写《中国近代史》是领会了毛主席指示的深刻意义的，这部书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写出来的。几天之后，他送给我一篇文章，基本内容就是那天和我谈话时讲的内容，我照发了。事有凑巧，在我收到的文章中，有好几篇都是谈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历史的。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这些史学大家不改初衷，对毛主席仍十分崇拜。尽管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成“牛鬼蛇神”，吃了许多苦头，其思路和“文革”前基本上还是一样的，都认为毛泽东开辟了历史科学的新道路，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但“文革”时他们以这种观点写的文章都被当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挞伐过，而今脱去“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后，重新举起笔来，写的也仍然是这个基调，这些内容，这个思路。当然，这既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革命信念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也可以理解成他们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昏头之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心有余悸，怕招惹是非，不敢放开思想谈。 

刘大年一生非常勤奋，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是一位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美国侵华史》在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影响。他并不专门研究清史，但他写的《论康熙》却受到许多清史研究者称道。他对史学理论也很关心，有关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的对象，他的见解都有独到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他赞成百家争鸣，尊重不同观点的争论。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史学理论的文章，不容易都得到认同，或者有些异议，他都认为很正常，从不责难不同意见者。他常说争论可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有许多好的见解是从批评者那里得到启发的。 

作为一名史学版的记者，我和史学界及刘大年同志有过较多的联系。记得是在1980年秋冬之间，有一天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没有其他来人，畅谈了很长时间。我主要谈了繁忙的工作和搞点研究在时间上的矛盾。大年听了以后，说报社工作很能锻炼人，思想敏锐，笔头快，这是搞研究工作的人所不能比的。他说社科院很需要有这样的人。接着，他问我是否愿意到近代史所工作。我说早有回北大历史系或到历史研究机关的想法。他说他想做些努力把我调到近代史所，并说黎澍同志也会赞成的。我以为这种事大多说说而已，没想到大年同志真当一回事，非常认真，他破例亲自为这件事到《光明日报》去找杨西光同志，希望西光同志能放我走。西光同志对大年同志很尊重，表示他个人同意放我走。大年很高兴，回到机关就给我打电话，说调动的事基本上问题不大了，要我思想上作些准备。可是几天之后，西光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大年同志要你到近代史所工作，为一个干部，他亲自来找我，说明他对你很器重。我虽然答应同意放你走，可是，在编委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我也不好一个人做主。说到这里，西光停了一会，大约是想看看我的反应，见我不动声色，他又接着说：昨天晚上我给大年同志解释过了，表示歉意，大年同志也表示可以理解。最后，西光同志向我宣布一个对我的“宽松”政策，他说：你不是就要时间吗?从现在起，只要把工作做好了，不一定天天来上班。从那以后，我一周上班三天，为我读书写文章赢得许多时间。我很感谢西光同志的开明，也很感谢刘大年同志对我的关心，使我的工作和研究条件得到改善。这虽然是西光同志对我的关心，却是因大年亲自到报社商调我促成的。 

《近代史研究》是近代史所办的主要刊物，大年同志不但经常为这个刊物撰稿，也经常为这个刊物组稿。1984年初，一天清早，大年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近代史研究》想发点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要我提供一篇。当时我正写就一篇题为《论学术讨论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准备登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大年同志亲自约稿，使我觉得无论如何要提供一篇，现成的办法就是把那篇稿子从《史学》副刊撤下来。这原本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文中的内容我却有点拿不准，怕大年看了不高兴，惹得两头为难。因为我那篇文章写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大变革时期，学术争论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性质;而同一个社会形态里学术争论中的不同观点，并不都代表不同阶级的实际利益。例如在封建社会，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未出现时，许多学术争论都是在同一阶级，即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犹豫再三，我还是把《光明日报》的清样送去给大年，向他请教。他接过稿子，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说，写得不错，有些新观点。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成理就成。听了他的话，我松了一口气，就把稿子留给他了。 

大年同志作风民主，待人诚挚，从来不摆大家的架子。每次去看他，他总是要问问史学界的一些研究动态，并且对许多问题都要发表一些看法。近几年来，大年同志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十分重视。这可能是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他认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觉醒、大动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加强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可以激发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更有必要用历史事实来批判和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右派势力的丑恶嘴脸。正因为如此，近几年他不但撰写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而且倡导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推动抗战历史的研究做了重要的贡献。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