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这个记录着祖国多灾多难的世纪，肯定有着某种生死与共的默契，因为他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仍然没有停止对祖国在这个世纪的历史进行思考和研究，没有停止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对祖国、对民族命运前途的探索。

199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刚过，我正在研究所上班，听到了刘大年师刚刚故去的消息。虽然我早已有心理准备，但仍然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就在前一天下午，我刚刚陪同刘大年先生的老熟人、从日本来的伊原泽周教授去协和医院特护病房去看望他。看到他靠机器维持的呼吸已经比一周前我看他时微弱了许多，但是他的面色却仍然泛着光彩。我心想，老先生的生命力与他的信念一样坚强，看样子大概能坚持到跨越世纪，迈过这个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年关。没想到他终于没能迈过去。不知是他一直在思考、在参与、在研究探索的这个沉重的二十世纪执意要挽留他？还是他自己更愿意留在这个他为之奋斗、为之献身、为之呕心沥血倾心著述的世纪里，继续他的思考和著述？他与这个记录着祖国多灾多难的世纪，肯定有着某种生死与共的默契，因为他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仍然没有停止对祖国在这个世纪的历史进行思考和研究，没有停止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对祖国、对民族命运前途的探索。 

在大约一个月前，我刚听到他生病住院并且病情沉重的消息后，来到医院看望他。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好几天了，只是偶尔清醒。当时曾在我们研究所工作的张友坤老师正坐在他床边，他大概刚刚清醒过，记起了曾答应过要给张友坤老师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写序言的事，所以，在半昏迷中口授着他的腹稿，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在旁边作着笔录。他闭着眼睛，昏昏迷迷地、断断续续地、声音模糊并长时间间歇地重复着：“第一，……不是个人行为，……是民族的……第二，……民族大义，……民族大义……”。他大概是在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老蒋抗日的历史作着评判。我默默地看着、听着，心潮翻滚。我想，“民族大义”，不计个人，这是他一生崇尚和奉行的信念，不仅是他评判历史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他本人一生活动和学术所奉行的准则。正是这种崇高的信念，支配着他的一生，贯穿着他的学术，支撑着他的生命，所以这些词句才如此牢固地印在他的潜意识里，即使在昏迷之中也仍然念念不忘！我虽然从十几年前就从学他门下，但直至此刻，我才如此深刻地了解了他。 

在我以往的眼中，他对于我是一个认真的严师和豁达的长者。我最早知道刘大年先生的名字，是在文革后恢复高考懵懵懂懂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学习历史以后。那时我只是个读着《毛主席语录》成长起来的20岁的白丁一个，而且在中学时因为历史课老师讲课像念经，毫无情趣，是我最讨厌的一门课，所以历史知识除了考试要背的农民起义、年代、人名等等外，几乎一片空白。进了大学后，才开始阅读真正的历史学书籍、学术刊物，也才开始知道那些有名的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早在建国初撰写出版的《美国侵华史》一书，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名作。在我入大学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拨乱反正期间，史学讨论和论争很多，刘大年先生就是当时活跃于史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当时在史学刊物上常能看到刘先生的文章，印象是语言犀利，批判性强，很有火药味，说理简洁，很有气势，以论辩说理见长。当然那时作为一个初入门径的年轻后学，对于像刘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只有仰视的份。 

1985年春夏间，我报考刘大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来到近代史所参加入学考试。考完后，刘先生与我们考生见面，大概算是面试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他简单问了几个问题，给我的印象是目光锐利，说话简洁，说话和倾听时精神都非常集中，看得出来是个很讲效率的人。但他在谈话中也时而露出爽朗的笑容，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严厉。 

后来就读于刘先生门下三年，就更得有机会经常受教了。记得头一次去先生家里就教，他问起我读博士期间想研究什么题目。我在读硕士时开始研究洋务知识分子问题，但只是开了一个头，我很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但我知道这是属于文化史方面，而刘先生侧重的是政治史。所以我心中忐忑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问刘先生不知行不行。没想到刘先生听后，爽朗地说：当然可以！古今中外，选什么题目都可以，关键是把它作好。我听后大出意料，才知道原来先生还有如此宽容、博大的一面。我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多了。 

后来在我作博士论文期间，常常登门去就教。刘先生治学态度极其认真严谨，对学生的要求自然也同样。加上他的史学大家的视野学识，就如同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具有辨别各种疾病的锐利眼睛。因此，每次登门去见老师，都是拿着自己写的东西，像是怀揣着只兔子，心中打鼓，硬着头皮呈上，并等着受训。先生也确实是每次都会认真地指点一番。先生的教导给我印象最深，使我受启发最大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是他特别强调“认真”，他说，只要认真，无论什么事都会干好，不认真就什么也干不好。 

第二是他说写文章时“说有容易说无难”，也就是写文章要严谨慎重，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可轻易下断语，特别是否定性的断语。 

第三是他强调写文章要特别讲究“虎头凤尾”，即开头、结尾一定要写好，写得有分量、写得漂亮。 

第四是他说写文章要有对手，有对手才会有生气。 

这些可以说是他治学多年的经验之谈，虽然有的类似内容我以前也从旁处稍知道一些，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别有一番重量和深意。十多年来，先生的这些教诲常常缭绕在我脑际，我终生不会忘记。 

1998年10月，刘先生来所里与青年科研人员座谈，这也算是我听他的最后一堂大课。他讲了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希望，他引《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名句，解释说：“弘”，就是要有大气度、大格局；“毅”，就是要有坚韧不拔、不可动摇、坚持下去的毅力。他还引述了王安石的名篇《游褒禅山记》，用以比喻在学术研究上，只有不怕艰难、奋进不止、坚持到底才会取得杰出成就的道理。听着先生的这一番话，真有如沐春风、如添双翼的振奋之感。 

我此生有幸就学刘先生门下，得以亲领其史学大家的风范，亲承先生的谆谆教诲，这些都是催我奋进的力量，将使我受益终生。虽然先生已然羽化登仙，但他的学术、风范和教诲，都将泽披后人，留传世间。 

尊敬的刘大年师，您安息吧！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7日，转载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