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听到大年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在几个月前，在当年7月9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史学会成立50周年的会上，还同大年同志一起交谈照相，并聆听了带有他一贯特色的讲话。谁想到这具有欢庆色彩的瞬间，竟成为同大年同志的永诀。

大年同志的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对于史学界来讲，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学者。 

我20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对刘大年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的《美国侵华史》是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还因为大年同志曾在北方大学工作过，而北方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我的师长中很有几位与大年同志共过事，他们常常谈起大年同志。 

一直到1958到，我才同大年同志有了直接的接触。那是中宣部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十年大庆，想要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这个任务落到了大年同志头上。大年同志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班子，我记得近代史所参加的有余绳武同志、蔡美彪同志、曲跻武同志和从翰香同志；所外的有王宗一同志、管大同同志、李普同志、王汝丰同志，我的专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史，不知为什么也把我调去了。这个班子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分的任务是写抗美援朝战争，写了讨论，讨论了又写，几易其稿，却总也通不过。史料、观点、结构、文字，没有一处不要经过极严格的审议和批判。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书稿没有出版，但对我来说，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科研工作的启蒙训练，使我初步懂得了学术工作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我也正是从那以后，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大年同志在学术上是十分严格的，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很平易近人。工作后期，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有好几次讨论完书稿后，大年同志拿出自己不多的工资，请大家到仿膳饭庄吃肉末烧饼，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刘红同志写的《刘大年与佐藤猛夫重逢记》中，把大年同志称作“战士型史学家”，卫藤沈吉教授很赞赏这个提法，认为颇能反映大年先生的特质。金冲及同志在为大年同志所著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可见，这是不少人对大年同志的共同认识，也正是大年同志极可宝贵的学术品质。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曾经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更因为他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并不改变献身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初衷，依然将学术作为武器，通过潜心的历史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只要看一看大年同志所写的论著，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没有一篇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年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尊敬的是，他不随风摇摆，而是凭着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历史，解剖历史，说明历史。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十分吃香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就要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年同志十分注意优良学风的提倡。他常说，写一篇文章，不能人云亦云，旧调重谈，总要有一点新的意思，说一点新话，有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就不如不写。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大年同志特地约我在晚上到他的房间里去，说是随便谈谈。那天，他对史学界出现的种种不良学风，发了许多感慨，并叹惜说：“学风问题不解决，会极大地制约和阻碍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还有一次，大年同志同我谈起某些学术回忆录的失真问题，指出有些人不负责任，胡编乱造，既颠倒了历史，又搞乱了思想，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说，他正在编一本《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目的就是为学术发展史提供一点可信的资料。 

我想，沿着大年同志的方向和足迹，在史学园地里更加努力地耕耘，应该是对这位可敬的战士型史学家的最好悼念。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