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8年11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日本，83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率团前往。在会见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后藤田正晴先生（84岁）的时候，在会见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评议委员会座长隅谷三喜男先生（82岁）的时候，在会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85岁）的时候，刘大年就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发表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此行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刘大年会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在八路军总部白求恩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山田乙郎。1943年，刘大年从冀南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山头与日军遭遇，跳悬崖脱险，但肺部受伤破裂，生命垂危。山田出主意，用中国的传统药物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山田乙郎是八路军的日本俘虏，东京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他在八路军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回国，转为日本共产党党员，在东京代代木医院当院长，更名为佐藤猛夫，今年已经89岁，头脑清楚。据陪同会见的日本友人在日中友好会馆的会见会上当众介绍，刘大年先生与日本的白求恩的会见场面是极为感动人的。刘大年对于这次能够见到战场上的日本朋友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都非常兴奋和愉悦。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土改时定为富农）。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夏天，他为了寻找职业，正住在武昌粮道街一家学生公寓里。7月8日傍晚，当报道发生卢沟桥事变的报纸“号外”在武昌蛇山传播时，他在蛇山和黄鹤楼一带看到了临时偶然聚集起来的大量人群，在那里议论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战事。那些带着愤怒和兴奋情绪的人群的激昂议论，使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平津失陷，日寇深入国境，国家危在旦夕。抗日战争的时局大变动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他受爱国思想和求知欲驱使，决定去延安。1938年从家乡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湖南知识青年尊崇的“徐先生”徐特立、老资格共产党人王凌波指点，8月间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抗大毕业后他先被分配在八路军部队，然后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以后长期生活、斗争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
在抗日根据地里，他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时又在一些院校、训练班屡次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更需要读有关的书，特别是读历史书。抗日根据地环境艰苦，谈不上多少文化设施，但也不是无书可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苏联人、日本人讲中国社会历史的书，在少数人手里仍然能够找到。他就是在那时读到上面这些著作，并引起对哲学、历史学的重视的。抗日战争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做准备的八年。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是作为一名战士，经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关注中国的命运的，那么这时候，他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以学者的身份观察中国历史与中国命运。刘大年不是一个只坐在书斋里，钻进象牙塔里做学问的学者。他像在前线作战的战士总是依据战线的实际而又迫切的需要，选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样，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以及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课题，展开研究。他具有“国学”的良好根底，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解剖刀，分析历史资料，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写出的一些研究论著，受到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者重视。
在解放区，刘大年开始收集资料，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他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那时美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就确定了的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加紧实施，中国人民与美国统治集团的矛盾一天天激化。中美关系的历史怎样，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一、第二版。这是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在观察、研究中美关系时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大大前进了，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刘大年这本给新中国献礼的书。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
二
建国以后，刘大年长期在近代史研究所担负领导工作。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架构的研究与设计方面，也在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在历史学理论方面，刘大年认为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自己的科学成分，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以往的历史。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一个争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他讲历史学理论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照唯物论思考》、《方法论问题》等。对于历史学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他都讲了自己的思考。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架构的研究与设计方面，以《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稿》为代表。这两本书，是在刘大年主持下撰写的。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记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显然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作了改变。依照刘大年的看法，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这本书对我国高等学校历史系编写或者使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有较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稿》大体上采用了那个框架，加上往后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各章节的内容，使某些主要部分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史料则大为充实了。每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第3册讲完了义和团运动，可惜以后的撰写计划未能完成。在专题研究方面，刘大年也努力做出了探索。《赤门谈史录》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赤门谈史录》是1979年在东京大学讲学时的讲稿，后来整理成书。它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4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还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著作上的代表性观点。刘大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和《论康熙》3篇，曾经受到广泛注意，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
三
刘大年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晚年，他又把他的研究兴趣同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自然地联系了起来。
1982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教科书的作者家永三郎教授起而抗议，同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打起了官司。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关注，也引起了刘大年的严重关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战士不能不把历史研究的眼光逐渐转移到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上来。这一年，他第一次发表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文章。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几年里，刘大年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该书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抗日战争的历史，国内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刘大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对于叙述历史，我们主张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1]这就要求，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时，一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二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有的研究者在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胜过看重客观事实。有的史实评论中，看局部多，看全局少。顾虑把共产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有之;顾虑把国民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也有之。问题争论、讨论中不乏停留在表面的，没有解决的远远多余解决了的问题。按照胡乔木的说法，“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许多不够深刻的地方。”[2]这些问题中，有两个特别重要，这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用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
刘大年认为，弄清这些问题，要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特别复杂性。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战争，首先是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人民战争;其间交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一场与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相伴随的战争。既有正面战场，又有敌后战场;既有国民党对正面战场的领导，又有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领导。只有依据历史事实，看到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具体分析具体问题，才有可能把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中认识不够深刻的地方，进一步弄清楚。由此出发，刘大年对于抗日战争历史，有如下观点：
（一）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手中。抗日战争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这个基本条件所发生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得来的。
（二）两个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它们在战略上互相依托、互相配合，与强大的敌人角胜。两个战场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有正面战场的坚持，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在，才有战争胜利的结局。两个战场的存在来自于国共合作，来自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争中日军由胜利推进转向失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看轻国民党的作用，更不要看轻共产党的作用。
（三）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是由抗战前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系嬗变而来的。说国民党、蒋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它虽然积极反共，在抗日问题上严重动摇，但到底把抗日坚持下来了。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也不表现为某种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不是由于它们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领导或与之相反的分开领导来实现的，它们的领导作用是在又统一、又矛盾斗争中来实现的。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的说明。
（四）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到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以上可以看出，这些看法，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次思想总结，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看法，较之以前一些简单的说法，显得具有科学性了，更加实事求是了，更加符合历史真相了。这是一个八路军老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所达到的一个新的境界。
四
前面提到过的刘大年1979年东京大学的讲学，那时的主持者是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1986年，已经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田中正俊写了一本小书，题为《战争·科学·人》。这本书，以他自己21岁被作为“学徒兵”驱赶上战场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他在序言里说：“谨以本书献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英勇战士，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3]短短一句话，不仅表明了作者追求真理的可贵品格，也代表了日本正直学者对中国学者，对刘大年——一位八路军出身的历史学家的尊重之情。
本文开头提到刘大年这次访问日本，遇到了抗战中在八路军中服务的日本友人的故事。与此同时，他还与一个未曾谋面的日本朋友互通音问。这位日本朋友就是昭和天皇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时年83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原载日本《Thisis读卖》杂志三笠宫的文章，那是1943-1944年，三笠宫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的一个讲话：《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他在这个讲话中列举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日本军人的残暴行为，说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他还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这份讲话，当时作为“危险文书”被没收，近年被日本学者从档案中查找出来，经三笠宫肯定后予以发表。显然，无论是1944年，还是1994年，三笠宫都是讲了真话的，他是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尽管他是昭和天皇的胞弟，是皇族，他的态度值得中国人民钦佩和尊敬。刘大年通过日本政治家后藤田正晴把一封亲笔信转送给三笠宫崇仁，正是表达了这种看法。经过刘大年本人同意，我把这封信的原文公布如下：
崇仁先生左右：肃启者，秋日朗朗，祝候健康。
三、四年前，读到《读卖杂志》上的尊著《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及答记者问，至今印象犹新。先生以宏达坦荡襟怀，对待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对待中日战争，我认为这是真正反映了日本民族的优异本色与勇敢精神，体现了日本众多国民的良知，是足以受到日本严肃的学术界公允评价，而载诸竹帛的。当先生以若杉参谋名义在中国战场广泛考察的时候，我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县团级工作人员，在河北平原上抗日游击战争队伍中服务。《内心反省》叙述的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共产党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等，几乎就像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那样真切。更有意外者，从答记者问中得知，我们竟然还有共同的熟人，那就是溥仪先生。溥仪大赦释放后，曾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我一度兼管过那项工作。再此以前和以后，我跟他也有接触，略知其后事。这似乎也是彼此可以交流的话题。六十年代起，我几次访问贵国，这次是与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同仁一起，来与日方评议委员会见面的。我在东京的时间有限，先生会见外来客人也未必方便，看来是没有当面表示敬意的机会了。中日两国需要在不断增进的友好关系中进入二十一世纪。先生老成硕望，加以影响推进之，两国人民之福也。拙作《抗日战争时代》几处引用《内心反省》及答记者问文字，奉上一册请教。诸惟吉祥辉焕，顺颂
时绥。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年拜具，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几天以后，后藤田先生给刘大年先生回信，说他亲手把这封信送呈三笠宫，“三笠宫殿下非常高兴，殿下说：‘刘大年先生的大著我一定仔细拜读，先生处请代为多多致意。’”
他永远在前进，在追求。这就是刘大年：一个战士型的学者，一个学者型的战士。
五
以上文字是一年多以前写的。当我现在续写如下文字的时候，刘大年先生在医院停止呼吸不过几天。我原本希望刘大年先生再有日本之行，对抗日战争历史或者中日关系再次发表意见，以启迪后人。但是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现在可以说，1998年11月的日本之行，是刘大年先生的日本告别之旅。这次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访日代表团团长名义，在东京、京都各地，所到之处、所接触之人、所发之言，均与抗日战争历史有关，均与中日关系历史有关。他致函三笠宫，表彰三笠宫在日本侵华战争当时仗义执言的行为，期待三笠宫在中日两国需要在不断增进的友好关系中进入二十一世纪方面有所作为;他与日本政治家后藤田正晴对话，回顾历史，希望开辟中日关系的未来;他与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评议委员会的专家隅谷三喜男、安藤彦太郎、卫藤沈吉等先生会面，谈的也是如何从大局出发推动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他与八路军时代在一二九师卫生部白求恩医院担任过副院长的日军被俘士兵山田乙郎（今名佐藤猛夫）会见，畅叙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友情;在京都，特别拜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除了畅叙友情、互祝健康，就是殷殷以中日关系为念。
始于抗战，终于抗战，这是刘大年先生的人生轨迹。七七事变的枪声，惊醒了他求职的梦，他不安于在武汉、长沙求职，亟亟于奔赴抗日的最前线，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的理论与实际，并且正式参加八路军。1999年11月22日，在病床上口述遗嘱，回顾自己的人生际遇，他说：“一辈子作了个爱国的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是当过一年零八个月的正规八路军战士。以后就不是正规的，在地方上，县团级。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不是个旁观者。”在民族危亡累卵的时刻，他作为战士，投入了捍卫祖国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他在冀南抗日政府工作，遇到过日军大扫荡的艰难情景;在往一二九师师部的途中，因向导带错路，遭遇日军，不得已跳崖，引起肺部破裂大出血，险些丧命。可以说，这是始于抗战。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北方大学，做过工学院负责人，这是他今天担任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的由来。接着担任华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他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从撰写美国侵华史开始的。新中国建国伊始，他的《美国侵华史》经过一再修改，在当时曾经风靡一时，起过重要作用，这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中国科学院建立，他担任党组成员、编译局副局长，主编《科学通报》，同时兼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12月30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任命他为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协助范文澜所长工作。他的这一任命，在1956年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随后，为了使范文澜所长集中时间写书，刘大年实际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院长安排尹达、刘大年分任主编、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后，他还担任分党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他的学术活动经历，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与我国的历史学建设，尤其是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活动不可分离了。
1982年，在他67岁的时候，他退出了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岗位。也就在这一年，因为日本的教科书事件，他把他晚年的时间和经历，大多都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上来了。1989年，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找刘大年和白介夫讨论加强抗日战争历史的学术研究问题，酝酿组织学术社团、出版专门学术刊物。我受指派，协助刘大年先生从事有关的准备工作，包括替胡乔木同志起草有关信件、草拟社团章程、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民政部社团司、财政部文教司等）商讨社团登记以及申请财政资助事项。乔木与大年、介夫商量，原准备成立一个相当高规格的有关抗战研究的社团，胡乔木亲任会长、大年任副会长，请聂荣臻等老帅担任顾问。后来主意改变了，决定以刘大年任会长，胡乔木任名誉会长，请杨成武、吕正操等老将军任顾问。
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王忍之同志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支持学会的成立。刘大年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结合社会上一些糊涂看法，论述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的目的、工作方法和学风会风。在这篇讲话中，他特别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那段历史过去了，在许多方面又与今天的现实存在着联系。我们强调‘四个坚持’，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处处跟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加强这段历史的研究，意义明显。文化知识中包括我们民族起码的历史知识。在有些人的头脑里什么叫抗日战争，一派迷茫恍惚。这也说明推进抗日战争研究，了解我们民族这段历史的必要性。”[4]这篇讲话，把成立一个专业性学术社团的目的说清楚了，也把学会的工作方法和学风讲清楚了。与学会成立同时，还在根据胡乔木的意见积极筹办专业刊物。1991年9月，《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出版，发表了聂荣臻元帅的题词、胡乔木署名的代发刊词和刘大年的《做什么，怎么做?》等文章。这个刊物的发行，为我国学术界增加了专门发表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学术园地。刘大年是这个刊物编辑委员会的召集人，近代史研究所是刊物的编辑单位。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后，连续参与主办了3次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7月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的“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刘大年担任了这3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并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这期间，在抗战胜利50周年大型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刘大年应邀发表主题演讲，并以《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为题发表于1995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为各方面所关注。他还多次参加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的会议，积极倡导、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和抗战史知识的普及。
为了迎接抗战胜利5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决定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邀请刘大年主持全面论述抗日战争的书，作为丛书第一本。我曾向他谈到，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纲携领，条分缕析，大事不漏，小事从简，值得参考。他表示首肯。这部书原已有草稿，但是水准不够，我帮他从所里组织研究有素的中年研究者，从新商讨提纲，分工完成。刘大年先生在这本书上花了很多精力，与作者分别讨论写法，逐字逐句修改草稿，又与统稿者反复商讨。应出版者要求，1995年曾与丛书一起出版，但是刘大年坚持因为质量不够，只有少许印刷。此后又继续修改，反复琢磨，终于在1997年6月出版，署名《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书是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又加入了主编者和作者们许多思考。本书除了记述八年抗战的基本历史事实外，还在有关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起点、两个战场问题、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理论问题、构成本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等问题上做出了认真的思考。刘大年在本书的引言中说：“理论必须建筑在牢固的事实基础上……这本书所叙述的是抗日战争的基本事实。它对读者提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这样两点：（一）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历史是靠全民族的力量写下来的，是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写下来的。（二）八年间的基本事实力求都有记载，力求做到信而有征。如此而已，其余不足以自是。”[5]这是主编者谦虚的说法。其实，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体系，用两个战场的并存及其矛盾运动，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矛盾并非不尖锐，但是内战终究没有导致分裂，民族战争到底坚持下来了）连接在一起，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这样一种理论性的概括，对于抗日战争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这是学术界都注意到的。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抗日战争研究》刊物的创办，几次大型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得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状况有了根本的改观。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研究者的队伍，都达到空前的规模;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这样一种状况，对于在我国国民中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于提高近代史学界的学术水准，显然都是有益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刘大年先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应当加以重视了。我前面所说，终于抗战，就是指此而言。
刘大年先生在《抗日战争时代》一书完稿时，有诗记其事，其中有句云：“太行风雪平原暑，我是山川路上人。”他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共产党员，他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历史学家。他始终行路匆匆，朝着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目标，前行，前行，未有停歇。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本色：他是一个战士!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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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引自《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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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乔木：《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代发刊辞》，《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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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中正俊：《战争·科学·人》，韩一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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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大年：《做什么，怎么做?》，载《抗日战争年代》，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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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的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