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告别旧千年，迎接新千年的时候，对新中国历史学做出重要贡献、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不幸于1999年12月28日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正式告别仪式，没有通知亲友。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史学会合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出席会议的全体中外学者闻讯后起立默哀，表明了与会学者对这位著名学者的尊重。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幼年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29至1931年间，家乡成为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他尚未成年，便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担任总队长和乡苏维埃文书。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8月进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他在边区政府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北方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后，他退居二线，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1964年起，刘大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1999年被俄罗斯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中外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史》。1947年，他生病离职休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在解放区，研究这个题目，苦于缺乏原始资料。北方大学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向他提到可以注意两部书，一部是《李鸿章全集》，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一版、再版。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
新中国建立以后，刘大年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中国科学院成立初期，他作为科学院学术秘书，协助郭沫若院长处理事务，尤其是涉及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领域的事务。他参与组织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组成，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推动新中国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产生，作为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年轻委员，参与组织了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参与组织了新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的《历史研究》，与尹达一起分任正副主编。他不仅与自然科学家竺可桢、杨钟健、梁思成、贝时璋、华罗庚、钱三强、叶渚沛、钱伟长、柳大纲、张文佑、叶笃正等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尤其与中国历史学界的五老，即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和学术交往。他同他们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学术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之外，挤出时间，潜心从事历史学研究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他出版了三本专著：《美国侵华史》、《台湾历史概述》（合著）、《赤门谈史录》；三本论文集：《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抗日战争时代》；主撰、主编了六部著作：《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以及《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孙中山书信手迹选》、《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文章超过了100篇。《美国侵华史》、《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和俄罗斯出版。还有一些文章有英文、俄文、日文译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近代史者，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往往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这种叙述方法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刘大年在主持《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写作中努力作出了改变。《中国史稿》第四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
刘大年的历史学研究，非常注意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从今天来说，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现实生活要求历史解答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从宏观角度看，现实的研究任务是：第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过程，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远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第二，中国今天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认识中国全部文明史，就是认识我们的先民是怎样对待、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世界的，从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三，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的研究，找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我们今天需要从全世界历史的广度，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科学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当认真开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其间有顺利发展，也有重大曲折。顺利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乎“国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并没有证明这个制度不具有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它需要改革。历史的长河看不到尽头，社会生活中的改变、革新也就不会有尽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人提出要用近代化的观点重新改写中国近代史。刘大年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应当思考的主张。1990年，刘大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建所40周年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提出论文，指出：“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指出，“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在110年的中国近代史期间，“明显地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少了一个民族独立；多了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统治，少了一个社会工业化、近代化。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至于这两个基本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刘大年认为：“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两者的内容虽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
中国的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来实现？刘大年把它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观点贯穿下来，反复讲，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是历史的选择。对于社会主义，在讨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刘大年认为现在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黎明。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有两重意思，一是起点不高，二是前程远大。这好比从黑夜到白昼，必须经过黎明那一段。黎明也有两重意思，一是还处在晨光之熹微中，二是跨过这一段，前面就是天光大亮。照我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归结到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是在黎明，世界社会主义是在黎明。”“黎明”是一种文学形象的说法，它讲了眼前，也讲了未来，可以认为是有科学性的形象说法。这里也指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有很长的路要走。
像在抗日根据地作战和斗争那样，在历史学领域，刘大年始终在战斗，直到停止呼吸。他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战士，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学者。他一生的研究经历说明，他是一个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1961年，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康熙》一文，在国内引起反应。那时候史学界存在着“左”的偏向，高喊“史学革命”，主张打倒帝王将相，以为刘大年讲帝王将相，是想“反潮流”。接着，他的观点又在国外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持久的批判。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性的争论，它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历史的曲折。刘大年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后悔。实际上，《论康熙》这篇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照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关节，观察和分析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的历史，对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至今仍被史学界看作是历史研究的一篇范文。
刘大年在他的晚年，把他的研究兴趣同抗日战争的历史联系了起来。抗日战争的爆发，把刘大年卷进了革命队伍，但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把抗日战争历史放在视野之内。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引起了刘大年的严重关注。这一年，他第一次发表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文章。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此后几年里，刘大年一方面接受胡乔木同志的建议，组织抗日战争史学会，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
刘大年早年曾经把“国学”当作根本学问，临终前定稿、发表的最后一篇长达8万字的论文：《评近代经学》，可以说是对他自己头脑中的“国学”的一次清理和总结，也是对近些年来宣扬孔学、新儒学种种社会现象的一次清理和总结。刘大年认为，经学是中国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近代经学虽然朦胧地出现了民权、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字眼，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他在本文的结论中问道：“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拥进入中国，又都昙花一现，转眼过去，唯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对此，刘大年做出了自己的论证。
刘大年与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着密切联系。当1987年史学界“五老”中的最后一位侯外庐去世时，他曾经满怀感情地回忆并评价“五老”对创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功绩。他说，他们那一代人为推动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但那些答卷也只代表过去的时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以往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表现了巨大生命力，“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常青的。”这个评价，完全适合刘大年自己。刘大年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奋斗了一生。我们现在惟有相信，我国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能够接过这面光荣的旗帜！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00年5月9日，转载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