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刘大年，湖南华容人，1915年8月1日出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父亲是师范毕业生，但31岁就去世了。到了抗日战争前，他的家境也已衰落。刘大年6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赴陕北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第五期毕业后，曾长期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枯地工作，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领导成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他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科学通报》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1958年后实际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走资派”批判。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他还是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从1964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得益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坚实的“国学”基础，一是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他从上小学直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所受的基本是旧式教育，因而把所谓“国学”看作是根本学问，甚至在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还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祖宗立国的根本。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位渴求新知的青年学子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在湖南籍的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和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中共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的指点下，他不远千里前赴延安。这是刘大年人生的根本性转折。到达陕北以后，他所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从此在他的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于是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去读。盲目崇拜孔学的观点，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那是他们那一代许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走过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长期在河北南部平原打游击，敌军“扫荡”频繁，极少有不听到枪炮声的日子。但他总能抓住行军宿营的间隙读书学习。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岗位，客观上也需要他这样做。国内学者的若干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一些苏联、日本学者讲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就是这样读下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培养提高了他的哲学、历史的学术修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大年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正式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创立北方大学，由范文澜任校长。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由范老亲自主持，刘大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历史研究室改隶华北大学研究部。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又划归科学院，改建为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始终是深受范老器重的得力助手。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已有50年，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947年到1966年，也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9年，刘大年先后写了和主持撰写了4部历史著作。 

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美国侵华史》。1947年，他开始了艰苦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书稿完成后，先于1949年8－10月间在《人民日报》连载，同年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书名出单行本。经过修订增补后，又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在1951年、1954年一版、再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数年中，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而一意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在当时刚刚解放的环境中，这部书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志。此书出版后，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出版译本，在50年代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是刘大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奠定了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1953年，苏联科学院决定授予刘大年和华罗庚两人斯大林奖金。华是由于《堆垒素数论》，刘则是《美国侵华史》一书。斯大林去世后，授奖之事不了了之。华罗庚曾诙谐地说，他俩差一点有“同榜之雅”。 

1955年，刘大年与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作，编著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此书后来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刘大年除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外，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问题》（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 

《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古代史部分由历史一、二所合并后的历史所承担，分为一、二、三册，由尹达负责组织编写；近代、现代史分为第四、第五册，由刘大年、田家英主持编写。从提出提纲起到最后定稿，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中国史稿》第四册有了重大的改变。刘大年认为，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可以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和1901年义和团失败为界，明显地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这部新的著作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为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的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它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中国近代史问题》（初版时题为《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和《论康熙》，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是1963年12月作者访问日本期间所作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在1965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文章中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应该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讲得很对。《亚洲历史怎样评价》是作者于1965年5月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年会时所提供的论文，当时即受到与会者的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将其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予以译载。《论康熙》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是一篇通过典型剖析，解决如何评价剥削阶级杰出历史人物的论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争论甚至非议，但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为治清史的人们所注意。而文章所体现出的作者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的行文风格，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在《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问题》等的写作过程中，刘大年逐渐形成了他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认为：（一）历史的运动是一个整体运动。社会生活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部门功能各异，而它们又是、也只能是作为一个互相连结、彼此无法分割的体系，作为一个体系的整体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是这个体系、整体的核心。人们对一定时间里的基础、上层建筑等必须摆在整体运动上去认识、去理解。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看法。《中国史稿》上把一定时间里各个领域的状况综合起来叙述，就是为了便于加强这种认识，这个看法。（二）历史运动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不同形式的矛盾对抗，那种矛盾、对抗的状况随着不同社会结构的状况而异。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异而来的两大对抗性矛盾。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不独立，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落后于近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横梗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运动就是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前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叫做民主革命时期，把那时的斗争叫做反帝反封建，这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所作的扼要而准确的提法、概括。其中似乎缺少要求近代化。民主革命、反封建，正是为的给近代化打开道路，那是很明白的。（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斗争的形势影响或作用于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演变；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历史运动的若干客观规律性。讲近代史，最终是要从说明两个矛盾的各自位置、它们的相互关系、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性。具有科学性的历史书，最重要的任务都是要有利于人们认识一定的历史规律性。（四）事物要从运动中去认识。运动表明事物是什么不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地位、性格、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等，都是从事变态势中，从一定时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离开活动，没有一定的过程，就无法认识它们怎样或不怎样。司马迁说，历史可以告诉人们“通古今之变”。按照一定阶段叙述历史变迁过程，就正是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谁是什么，谁不是什么，历史是怎样前进的，朝着哪个方向前进的，等等。他的这些看法，讲的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实际也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些认识；他讲的是历史观点，实际也涉及历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后，刘大年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其代表作是《中国近代史稿》（1978－1984年）、《赤门谈史录》（1981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抗日战争时代》（1996年）和《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1997年）。刘大年所主撰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大体上仍采用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还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论著的代表性观点。1979年，作者曾应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之聘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此书就是在那个讲稿基础上写出的。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讲史学理论的文章排在首位，占的篇幅也较多。刘大年认为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悠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自己的科学成分，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以往的历史。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但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都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而这个阶段仍在蜕变之中。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指出：判别历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观依据。其根据应当是时间上连续性的东西，全面、集中体现出人创造历史的东西和客观存在的东西。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曾有过种种不同的回答和争论。刘大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本质回答。关于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找不出规律的认识，就谈不上科学认识，就不能以科学相矜夸。所谓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重复性就是常规性，常规性及其演变所在，就是规律所在。历史前进的规律，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的规律，而这一规律也是由重复性表现出来的。写得比较好的近代史的书，就是写出了这种运动规律的书。 

刘大年的史学理论，也为国外学者所关注。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刘大年的《历史科学问题》一书，系统地向俄国学术界展现了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时代》是作者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若干论文的结集。抗日战争的研究，是刘大年近年来着意组织推动、积极身体力行的重大研究课题。这部论文集，同样体现了他重视史学理论、提倡用唯物论指导具体研究的一贯主张，且有新的发展。在本书的压卷之作、题为《照唯物论思考》的长篇论文中，作者全面分析评价了近年来的抗日战争研究，强调指出“科学研究要讲唯物论，要讲辩证法”。刘大年提出：历史是什么?它是人类社会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为基础的、由人的思想意识活动作用于其中所驱动的整体运动的过去，是当前整个社会体系的昨天和前天，是这个体系的由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筑在对社会整体运动的认识上的，是迄今为止可以引导人们去寻求对社会历史得出规律性认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他说：“一部世界历史，无处不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场所。哪里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人民力量兴起，斗争规模宏大，历史运动剧烈，哪里就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大好场所。中国抗日战争特有的格局，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发挥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力量最好的和令人最饶科学兴味的场所。善于探索者尽可以去开发，去掘进。”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是作者所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中的一种，其主旨即是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全面、系统地叙述八年抗日战争的基本事实。这本书对读者提供的价值，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指出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两点：（一）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历史是靠全民族的力量写下来的，是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写下来的。（二）八年间的基本事实力求都有记载，力求做到信而有征。 

刘大年已发表的论著有一部分尚未集结成书，有的著作尚待完成。上述“文革”前的四本书与“文革”结束以来的五本书是其基本部分。两部近代史稿以及《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一书属于集体成果，但是由他主撰或主持编写的。刘大年自己说，他在“文革”前写的和参与写的四本书，主要解决中国近代史如何写法的问题；“文革”后的五本书，主要解决历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一门中国近代史，一门历史学理论，正是历史学里面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领域。他把自己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两个门类上。由此可以见出他对历史研究的意向。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必须是联系社会生活实际，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不过要摆脱狭隘思想，从广泛的角度看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的刘大年，还是历史学科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多的人重视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为了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工作，1953年秋，中共中央设立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央宣传部提名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并指定陈伯达为委员会主任。在委员会里，刘大年比大多数人都年轻，属于晚辈后学。在这个委员会指导下，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历史所第一、二所（后合并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则一度改称为第三所），筹办《历史研究》杂志，筹备哲学社会科学部，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刘大年始终是参与者或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一些历史学家，如侯外庐、顾颉刚等人调到北京工作，也是由他直接经手的。 

近代史所的老所长范文澜年过六旬以后，希望尽可能减轻行政工作负担，以便专心写书。这一要求得到上级同意，于是自1958年起，刘大年便以副所长的名义挑起主持全所日常工作的担子。十年动乱期间，近代史所陷入瘫痪状态，刘大年等老同志都“靠边站”，范老也于1969年病逝。“文化大革命”后，刘大年出任所长，较快地恢复了所内工作秩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近代史所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82年，刘大年从行政工作的一线退出，开始担任名誉所长，依然十分关注近代史所的学科建设。 

刘大年的学术观点与办所方针对近代史所科研工作影响很大。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常号召研究人员加强理论学习，并指出，占有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完成，应当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的东西。他指出历史研究需要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道理说：“历史如果与人们的生活、斗争无关，那它早就不为人所注意，以至早就不成其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于世了。”他的这一思想，也对全所的科研方向有重要影响。几十年来，所内许多研究项目都清楚地反映这一思想。刘大年早年主张集体写书，通过这种方式出人才，出成果。80年代以前，所内比较重要的研究项目都采用集体方式，个人写书比较少。事实上，规模较大的项目通常都要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完成。但那些年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再加上十年动乱，搞科研的时间太少。刘大年当时和后来对这个情况一直是不满意的。他认为科研工作组织得好一点，也许能够多出一两本更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著作。当然这有整个环境条件的问题。他说：那时对于我们一些人，谈不到偃武修文，放马南山之阳。 

从50年代起，刘大年担任研究生导师。80年代又担任新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之将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它们相互关系消长变迁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所指导的几篇博士论文，如《洋务知识分子研究》、《近代中国人口研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之中。对于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他分别有过多次谈话或写过信。1994年5月，他在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于提出有关博士论文的一些设想后，又强调指出：“上面说的大都是些泛泛之谈，隔靴搔痒，可能不着边际。你必须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分析，独立作出判断，讲自己的见解。对我说的那一些，有几分可取就取几分，了无可取，就彻底干净抛弃之，毫不犹豫。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客气，千万千万。我自己的经验，写一点东西，总要反复推翻前面的想法，然后才能落在纸上。自己认识问题尚且如此，怎么能够想像看了你的提纲讲的一些泛泛之言，就能一概站得住脚!事情可能相反，讲得越具体，情况越会糟糕。总之，科学研究要解除思想束缚，坚持科学态度。谁有研究，谁就有发言权。问题是这种发言权，是要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而不是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当然，别人讲的对自己有启发的意见，必须充分注意，充分汲收，这就在自己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了。‘启予者商也’，孔子还重视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启发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提倡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他在学术问题上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勉励学生们充分利用研究所的条件，珍惜美好时光，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说：学术研究的功能在于寻求知识，增加人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谁克服的困难多，谁的成绩就大。他回忆起自己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有很多机会向学术前辈和同志学习，深受教益。但政治运动、行政工作又往往把作为研究员担任的科学研究变成了业余，计划经常不能实现。他的感受是：研究学问和从事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要取得相当成绩，环境当然有关，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环境影响人，人克服困难，在改造环境中前进。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正是他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 

“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作为中国历史学家，或参加代表团，或率领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日本等国。“文化大革命”后，又到日本讲学，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出席在日本京都和东京举行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等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一定重要性的学术会议。在那些活动中他结识了国外同行中一些第一流的学者，至今仍与俄国的齐赫文斯基、日本的井上清、卫藤沈吉等保持着联系。那些活动为促进中国历史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起了作用。1979年以后国内召开的中国近代史方面若干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刘大年多半是发起者、主持者。如1979年南京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武昌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涿县召开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广州和中山翠亨村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在北京召开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在武昌召开的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等。这些会议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 

在社会工作、社会活动中、刘大年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澳友好小组主席，常参与有关的外事活动，又参加和率领人大代表团访问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一些国家。这些为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活动，同他在历史研究中所做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刘大年经历了50年的学术生涯，但他不属于以往的书斋型学者。他在回答有人问对于自己有何看法时说：任何时候我们不能根据人们的自我评价去认识那个人，包括所谓“圣人”的自我评价。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可是我们知道人生中根本不存在“天命”那种东西。足见圣人的话也是虚言，不可凭信。他说：“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找到区别。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是在书斋里战斗的。我常常想到恩格斯那句话与自己面前的现实怎样联系?”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