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年同志接触较早，但通常是在会议的场合。1996年9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有幸请到大年同志作一次学术报告，我为他主持了这次报告会。作为晚辈，有此机会，实为荣幸。他讲的题目是《方法论问题》，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已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仍然是那样认真，那样执著，很令人感动。讲稿全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其中主要部分。这次报告和文稿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对于大年同志的学问和为人，需要进行专门研究。这里只谈我同他接触中感受较深的两点体会。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大年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论刮什么风，什么为时髦，他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地位。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对贬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1983年，当时国内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种种说法，有的主张“回到乾嘉”，或走王国维的路。大年同志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无法置之不理。他发表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的文章，批评了过时论的种种说法，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在“全世界阶级消灭以前，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篇文章中，大年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原理、结论。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一个保持它的革命本质的问题，革命精神丧失了，发展就无从谈起。这辩证地阐明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在1996年《方法论问题》的论文中，大年同志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迄今为止，足以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阶级分析问题、革命与改良等问题，都一一加以澄清，是非分明，论述深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论文的最后，他再次指出要勇敢地坚持真理，勇敢地追求真理，也就是勇敢地坚持、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1999年9月，大年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讲话。此时离他去世只有3个月了，应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所作的讲话。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他重申自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并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再次作了论辩。他的观点很鲜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对此，他指出：“各种不同形式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依然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的现实。只要这个现实是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 

二、严谨的治学精神。大年同志的治学十分严谨，他写的文章说理性很强，但说理不是泛泛而言，而是建立在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的基础上。言必有征，言而有据。《评近代经学》这篇7万余字的长文，是他临终前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前些年曾听大年同志说过，他在研究近代经学；此后，断续用了好几年时间，如他在文章中说的，“捡起来，又搁下，反反复复，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篇论文，单是引文出处所注文献资料，就不下70余种。这些书，有些他有收藏，没有的也都要借到。经过认真地阅读、审思，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自然要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但这没有白费，它会给人以回报。在精力和时间的耗费里，使他对所研究的问题融会圆熟，具有真知灼见。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大年同志认为，“近代经学用大字书写在人们面前的两个词是：‘民族思想’、‘复古主义’。非常明白，这两个词是把孔子思想理论固有的内涵突出起来了，而非近代经学外加进去的。”这非常简明地揭示了近代经学的特点。“民族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着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意义，而“复古主义”则是起着拉历史向后退的消极作用。这都是孔子思想理论固有的内容。大年同志在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孔子思想理论的问题。 

论文是从评论美国艾尔曼教授所著的《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开始的。大年同志对它的评论实事求是，既肯定它是一部严肃的著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论断，同时也表示不同意书中涉及的中国近代经学的论点，指出了其错误所在。这也反映了大年同志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对待他人著作严肃的态度。大年同志所执著的在于“求是”，也就是追求真理。 

大年同志虽已逝世，但风范犹存。他的做人做学问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发扬。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