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同志是一位有完美道德的真正学术工作者，又是一位有丰富学问的真正共产党员。他不但在个人的研究中有杰出的贡献，而且在科研领导岗位上，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我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我而言，记忆犹新。现在借此之机，写一点这方面的回忆，作为我个人的追念。

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琳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的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然而，在后来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全过程中，我却没有再碰到这种让人不习惯的场面。相反，倒是有两个动人的场景先后出现在我的眼前。 

科学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院的学习是分区进行的。我所在的经济所和近代史、考古、语言等所同在城东南，就以东南区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记得在考古所郑振铎所长作思想检查的会上，有些群众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发言。郑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边讲着一边摘掉眼镜，用手绢去擦眼泪，会上空气有点紧张。就在这个卡壳的当口，原来不在场的范老（范文澜同志）忽然匆匆地赶来了（范老就住在会场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发言，对郑先生历史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范老的讲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原来疾言厉色的面孔没有了，郑先生的脸色也好看多了。散会时候，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满意。 

另一个场面也出现在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员当时身患肺疾，基本上卧病在床，按规定他可以自学，不必参加小组学习。但是梁先生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会有时就在他的家里开。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会，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环坐。梁先生虽然躺着，却拿着学习文件认真思考和发言。他的亲属也在一旁，偶尔也说一两句话，不过与学习无关，只是对梁先生小声耳语，给梁先生以悉心照料。面对这一场面，当时我就想：这和周炳琳先生批判会的场面是多么强烈的对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应该说，还是在对周先生、对梁先生、对所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际效果上。 

我为什么在这里回忆起这两件事？因为这和大年同志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他是那次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在那次运动中，我曾参加过一次向他反映学习情况的汇报会，从他那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非常强调和风细雨的重要性。上面提到的范老之匆匆赶到会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负责东南区学习的刘桂五同志临时出的主意。桂五同志在那次运动中是大年同志的得力助手。完全可以这样判断：桂五同志是在执行大年同志的指导方针。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里反映了他们两位思想的一致。 

当然，我说的这些，只是我个人在运动中看到的一个侧面。它未必能反映全面的情况，而且运动的领导是一个整体，也不是大年同志一人之力所能为。但是上面这两个小镜头，折射出大年同志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掌握，大概是合乎实际的。这里也有两位学者可以作证：一是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一是明史专家王崇武先生。他们二人在建国以前都在中央研究院长期从事研究，建国以后又都先后进入范老领导、大年同志实际主持的近代史研究所。罗先生在近代史所受到范老和大年同志的尊重，这已为众所周知。他能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进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和他们两位对他的关心、信任和尊重密不可分，也为人所乐道。王崇武先生在近代史所时间虽然比较短促，但他生前也经常对人感念近代史所学术空气的浓郁和范老与大年同志对他的关心和重视，使他有一个得以施展才华的学术环境。这些我是从他的好友李文治先生处间接知道的。现在范老和大年同志都已辞世，但薪尽火传，他们亲手培育出来的优良学风，正在近代史所代代相继。因此，在本文的最后，谨以诚挚的心情，祝愿后之来者对这一永恒垂范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