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8日，在长期患病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刘大年教授的心脏在85岁的时候停止了跳动。

我个人对刘大年教授的最初了解是在1949年秋天，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由他撰写的《美国侵华史》一文。我个人同这位出色人士的短暂接触是在1957年，当时，我第一次访问了近代史研究所。直到1983年，刘大年任中国史学会负责人后，我才得以在北京同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60年代初，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期间，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历史学工作者、经济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也被卷了进去。论战是在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双方的论战常常带有教条主义性质，结果使我们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经济衰退，军事紧张。正如刘大年教授回忆这段时期所说的那样：“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客观环境里。我们都从事学术研究，历史进程中的曲折，难免造成学术研究中人们思想观点上的某些曲折。六七十年代我同齐赫文院士之间的争论，彼此凡越过客观事实，从而加上的‘帽子’、推论的话，都属于此类。今天看来，那段曲折的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1]

谈到我们1983年10月在北京的会面，那正是邓小平在中国恢复领导工作的第4个年头，在指责“文革”造成的破坏性时，刘大年回忆说，“分别二十多年以后，我们重又相逢，彼此都觉得有话可说，坦率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大致是认为一要讲辩证法，二要讲唯物论，那就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处在矛盾运动中的，历史的步伐终归是要向前行进的。我们都主张正常的学术交流需要重新开始。”[2]

我多次同刘大年在不同学术会议上见过面：在第16届斯图加特世界历史学大会上，他率中国史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而我率领的是苏联史学工作者代表团，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以及在莫斯科的学术研讨会中。每一次我因各种事务前往北京的时候，总是毫无例外地尽力前去探望自己的老朋友。我们相见在近代史研究所，在饭店，有一次他还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同他女儿和史学界同行相识。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交谈者，甚为精通中国经典文学，对于千百年的中国历史真正拥有百科全书一样的知识，在人文科学知识方面也表现出卓越的聪明才智。此外，他对俄罗斯的状况和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进程尤其感兴趣。

我国学术界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俄文了解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是在1992年，当时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组稿的《刘大年史学文选》。在俄文版的致读者序言中，刘大年写道：“中苏之间山水相连，我们两国文化与科学交流渊远流长……文化与科学领域的联系和合作有别于经济方面。经济领域的交流要求的是物质效果，最好是根据可能，尽快得到可触摸到的结果。而文化交流，甚至非常严肃的交流，只是带来相应的希望效果，其利益无法衡量……我们应注意敞开门窗，吸收新鲜空气，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并将人们的理念、思想和感情联络起来，可能，这才是科学文化交流的现实价值，而且有别于在经济领域合作结果的效果。”[3]

在被挑选译成俄文的刘大年60年代至80年代研究成果当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及东方国家在迈向现代化之路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示了这些国家盲目效仿国外现代化发展（被称为“西方化”）的危害性，指出了考虑民族特点、国家的习惯在迈向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性。在刘大年的研究成果中，1911—1912年间革命的历史，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生平，以及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占有大量的篇幅。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10月的北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当刘大年教授得知我们参加庆典代表团到来时，就赶到我们所住的钓鱼台国宾馆。我同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接待了刘大年教授，向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史学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强调了刘大年个人为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新中国建设取得成就所做的贡献。我们再一次对他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中俄史学工作者在今后加强富有成效的合作。刘大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花篮，在双方热烈交谈之后，我们以花篮为背景，合影留念。送刘大年上车时，我们商定在莫斯科相见，到时他去莫斯科领取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证书。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成了我们与这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人文学者、俄罗斯史学工作者老朋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得知刘大年教授逝世这一噩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以全体成员的名义，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致电如下：

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我们，俄罗斯中国学的学者们，同你们一样，对著名中国学者，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我们的同行、老朋友刘大年教授的逝世感到悲痛。

刘大年教授的著作在我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已被翻译成俄文。所有的俄罗斯中国学学者对刘大年教授的著作十分熟悉，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个人与刘大年教授相识，并珍惜同这位中国杰出历史学家的交往的机会。

我们高度评价刘大年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事业的贡献，并深信他的著作必将在今后为加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友谊，发展俄中两国学者之间未来的科学合作提供服务。刘大年教授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在怀念我的同行与朋友之际，我深信，我们两国史学工作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发展和巩固刘大年教授所做的卓有成效的贡献基础上，必将推动俄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加强。

（本文由栾景河摘译自俄国《远东问题》2000年第2期）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3] 《刘大年史学文选》，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