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1915年8月8日—1999年12月28日），湖南省华容县人，出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1929年—1931年，湘鄂西苏区开辟至华容，他积极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曾任少年先锋队秘书、总队长。苏区撤退后，一度被迫逃亡，后回乡继续求学，1936年肄业于湖南长沙国学专修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经湖南籍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等人的指引，于1938年赴陕北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第五期毕业后，先在八路军部队，后长期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总支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华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领导成员。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后，陆续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科学通报》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成员。1958年后实际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
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担任近代史所名誉所长。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他还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从1964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刘大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历史学研究工作。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他的研究广泛涉猎历史学诸领域，如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史总论、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近代经学研究。他又是多项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他在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倡导、筹划并主持召开了数十次相关学术讨论会，如：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大会、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纪念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1985年河北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述讨论会、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日本召开的“七七”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正式宣布中央决定编修清史，并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刘大年还曾与郭影秋、关山复、佟冬、尹达、刘导生、戴逸等七人作为委员会成员。
《美国侵华史》是刘大年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此书出版后，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是他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奠定了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
接着，刘大年相继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等三本书。《台湾历史概述》是美国出兵台湾引起全体中国人民抗议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学术界的反映。全书简要通俗，后来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中国史稿》第四册是近代史部分，刘大年主持了从提出提纲到最后定稿的全部编写工作，为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是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便是在此书的框架基础上，充实史料而成。《中国近代史问题》收进了刘大年写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若干篇史学论文。其中《论康熙》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分析和评价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通过典型剖析，以严整的逻辑体系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回答了如何评价剥削阶级杰出历史人物的问题。文章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争论甚至非议，但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为治清史的人们所注意。而文章所体现出的作者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的行文风格，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刘大年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赤门谈史录》中，该书卓有见地地从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以及革命主力军等四个方面，翔实论证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主要收录了他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和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等，既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思考。
抗日战争的研究是刘大年最后二十年孜孜以求的，主要反映在《抗日战争时代》、《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以及《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等几部著作中。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地位、性质、特征以及演变规律等。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他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并存决定了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立，并促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创建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大大推进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刘大年生前的最后一部书稿是《评近代经学》，该书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变动，理清了近代经学的基本状况、发展脉络，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崭新视野，论述了近代经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刘大年的历史学研究，非常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希望历史研究能够有益于现实。他认为，一门中国近现代史，一门历史学理论，是历史学里面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领域。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两个门类上。在中国近代史总论方面，他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民族工业出现上存在着虽不相等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两条路线。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并且伴随着民族工业的产生，中国也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了解了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与民族工业直接间接的关联，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也就可以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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