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同志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在新中国建立前，他主要是在解放区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到北京后，他主要从事历史研究，还有许多学术组织领导工作，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

我知道刘大年的名字，是从报纸上看到的。1949年9月前后，《人民日报》连载他写的《美国侵华史》，还有《介绍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君主立宪派》等文。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位历史学家，而且他的研究能与现实相结合，颇有启发。《历史研究》创刊后，大年是负责人之一，也经常写文章，我每期都看。 

1957年，我写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稿。《历史研究》来人组稿，我便将第二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交给来人，请他们看看是否能用。过了几天，大年打来电话，他虽然在抗战期间一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却仍有湖南口音。他告诉我写得不错，只是较长，准备发后面三节，我说请你决定。我接到这期刊物后，翻开一看，在第1页下面有个编者按语，概述文章基本内容及未发的两节小标题。后面的小标题也有改动，如“新旧思潮三大激战”，又加“——反封建斗争的深入”;“从文化运动到群众运动”，前面加“先进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看法的转变——”，从而使这两节论述的问题更加明晰。我想大年是仔细看了此文的，他的改动对我很有启发。 

1959年下半年，我在编译局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下放安徽农村劳动一年。1961年初回来后，调近代史所。黎澍当时已调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他同我谈，本来是调你搞研究，因《历史研究》缺人，先搞编辑部工作，范老、大年都同意。我说自己知识有限，怕不行。他说是要多读些书，边做边学吧。我也去看过大年。他也谈到《历史研究》要搬到近代史所，那里只来两人，实在无法，你就先去吧。他还说编杂志也是锻炼，要组织和挑选些好文章，资料丰富，又有思想性，你自己也要写些东西。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当时想，他是史学大家，却很平易近人，印象很好。 

《历史研究》原来是月刊，1961年起改为双月刊。大概是当年3月，黎澍交给我大年写的《论康熙》一文，要我看看，并安排发表。此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大家，看了此文才知道，他不仅对近代史而且对古代史也深有研究，并且将康熙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相比较，写得有声有色，很有功底。文章在当年第3期发表后，很得好评。那几年《历史研究》每年都发他一两篇文章，如《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提出的问题重要，论证充分详实，不愧是名家手笔。那时由他主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对近代史作了深入、概括的分析论述，影响很大。田家英要我参加第5册的写作，就曾提到要参考此书。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该剧与彭德怀“罢官”相联系，诬蔑吴晗反党，成为“文革”的导火线。当时黎澍虽有看法，但也只有“跟”。他找几个人写批吴晗的文章，署名伍仁年，即“五人言”谐音。他听说所里有胡适吴晗通信，便找几个人写《胡适吴晗通信评注》，发在《历史研究》，抨击胡吴。李新建议《历史研究》写篇《三家村开黑店》，但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有作罢。刘大年也写了篇批吴晗的文章，开始还有“同志”，不久告诉我去掉，后又加“反动”，最后改为“反革命”。真是水涨船高，谁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样也不行，还得挨批挨整。 

5月底，陈伯达带人接管《人民日报》。6月3日发《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矛头指向黎澍、刘大年，诬蔑他们是“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原来某些人要批《胡适吴晗通信评注》，曾到近代史所图书馆借胡、吴通信资料，图书馆同志说按规定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借走。此事刘、黎根本不知道，却被戴上“霸”与“奸”的罪名，开始是挨批斗，后又劳动改造。 

1977年底，我回到近代史所工作。可能是1978年“十一”前后，大年找我谈，说他想在近代史所办个刊物，由我参加筹备。我在《历史研究》前后工作8年，用去很多时间，现在只是想集中精力搞研究。他要我再考虑，还是要把刊物先办起来。以后大年又找我和钱宏谈，由我们二人为主编。我又申述了意见。他说就这样吧，不要再谈了。老钱也劝我不要再说，我们一起搞吧，我不便再说什么，就这样定了。 

关于办刊方针和编辑人员等问题，老钱与我谈过几次。对于我们的意见，大年都同意。他还谈到，要办好刊物关键是要组织些学术水平较高的文章。以后他也经常提些意见。可以说《近代史研究》从创办、发展，并得到好评，与大年操心费力是分不开的。在接触中，我深感大年在用人上的宽容、帮助和信任，确实有学者和长者的风度。 

在这以后，我曾多次去看大年，谈些学术界的情况，也谈些自己在研究中思考的问题，以求得帮助。他写的一些论著也送给我，要我提些意见。我曾几次谈到，希望他能把《中国近代史稿》写完，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很同意，并抽时间审稿改稿。但因他当人大代表、人大常委，还有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总是忙，无法进行下去，这是很大损失。在不担任人大代表后，他又担任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等，仍然很忙。他曾谈起要写一部近代经学史，我很赞成。我知道他经学很有根底，很希望他能写出来，那是功德无量的。可惜他事情多，终未全部写完，也实在令人遗憾。 

1999年初，我去看大年，谈到希望他为《五四图史》写几个字，他答应了，说考虑一下再写。过了几天他写好了，是“德赛两先生不朽!”几个字，写得挺拔有力，我很高兴。这大概是大年最后的一幅题字，尤为珍贵。 

大年同志走了!他为革命为学术奋斗终身，他的业绩亦是不朽的!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