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约请学者撰写回忆大年同志的稿件，我也在被邀约之列。关于大年同志的治学经历，我已经写过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最早的介绍文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1992年出版）的刘大年词条。1995年，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祝贺刘大年同志80华诞的会议，学术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前来祝贺，发表了祝贺感想，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大年同志的学术经历。这次会议，刘大年同志本人避席他去，表现了他的美德。我们明知道他不会出席，还是照旧开会，这是因为，我们在会上所说的话，不一定要他本人听到，而是从学术界的需要出发的。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家的整体形象，启迪和教育新一代年轻学人，决定编辑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选出了在我院工作过的在世和过世的院长、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32人，我所入选的是首任所长、学部常委范文澜，继任所长、学部委员刘大年，以及一级研究员罗尔纲。该书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主持者要我为刘大年同志作传。为了完成任务，我仔细研究了大年同志生平，重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写出了1.6万字的传记。去年底大年同志去世后，我又在今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的长文，总结他的抗日战争研究成果；同时在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战士学者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的怀念文章。现在要为《近代史研究》写稿，一时觉得写不出新意。

我从1964年8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迄今已36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1994年我当了所长，刘大年同志是名誉所长，他从不干预我的工作。为了开展本所学术活动，我有时要向他请教，常常要借助他的丰富经验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可替代的名望。最近10年，本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都请他担任组织委员会主席，请他作主题报告，他都积极从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与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感情纠葛，我现在还没有精力和心情来回顾这一节，要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叙述。 

我常常感到，他没有离去，他还在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而操劳。这种感觉，在我刚刚完成《刘大年文选》的编辑工作的时候，尤其突出。所以这篇文章就讲讲编辑《刘大年文选》的感想。 

李铁映院长提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出版文选，得到拥护。刘大年同志的文选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选定的第一批学者之中，并通过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通知了大年同志。他非常重视这件事，把它当作院里交给他的工作任务，认真准备文集的编选工作。所以，这本选集的编辑方针是刘大年同志自己确定的。 

考虑到此前刘大年已经出版过《中国近代史诸问题》（1965年，1978年重印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抗日战争时代》（1996年）等三种文选，这次新编选集，应该有新的面貌。新的面貌不仅要求有新的内容，在编辑方法上也要体现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我想主要是指刘大年同志平生研究所追求的东西，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按照这种思想逻辑地编辑起来，而不是仅仅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按照这种思想，这本文选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所辑文章是讲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的；第二部分称为历史关键（上），所辑文章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第三部分是历史关键（下），所辑文章是讲抗日战争研究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理论问题，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关键；第四部分是思想文化（上），所辑文章是对中国近代传统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评论，其中大量评论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术功绩，这些历史学家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杨秀峰、胡乔木，甚至还包括毛泽东；第五部分是思想文化（下），是对近代经学做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这一部分收了作者最后完成的一篇重要文章:《评近代经学》,全文7万余字，是临终前在病床上定稿的；第六部分称外录，所收文章涉及几位外国学者和朋友，其中一位是俄国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他们两人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交谊；另一篇题为《讲座元老，西京大师》,是记述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的。井上清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朋友，是刘大年的老朋友。大年同志早就计划写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章，一直未找到机会。此次编文集，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本文集，他认为不可没有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字。但是这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捉笔，他便对随伺病床侧的子女口授了这篇不长的文字。念兹于兹，可见刘大年同志与井上清先生的情谊。1999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刘大年作为老学者、老学部委员在会上作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这篇报告稿，现在就作为本书的代前言，可谓用意良深。 

为了贯彻如上的编辑方针，在选取文章时，尽可能不与前已出版的三种文集重复，又能体现作者一贯的研究旨趣。收入本文选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90年代内写作的，少部分是在80年代写的，除了个别篇章是在1979年写的以外，70年代以前写的文章没有收进来。所以，像《论康熙》、《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60年代写作的名篇，这次都没有收入。这本选集要尽可能体现作者一生的基本研究方向，又在说明作者在最近10年里作了哪些新的思考，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新的发展、前进。看了这本选集，读者大体上可以明了。 

我受委托，对《文选》作了一点编辑、校订工作，对篇章的选取和排序等方面，作了一点技术性的调整，并拟定了作者生平年表和著述要目。限于篇幅，删除了一些篇目。1999年11月某日，在北京协和医院601病房里，我曾在大年同志病床旁短暂逗留。在谈到选集时，大年同志提到把我过去写的一篇介绍他的小文章作为他的文集的附录。我没有说话，点头表示从命。 

刘大年是在八年抗战中，从太行山走下来的一位学者。他从1949年首次发表《美国侵华简史》,到1999年12月最后发表《评近代经学》,终身都在思考、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他曾经是抗日根据地一个拿枪的正规八路军战士，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思想理论战线工作，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是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我把他概括为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我们从这本文集里，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特色。不管是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还是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他都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来由和去向，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说。 

他长于对政治史的探讨和分析，尤其长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他对于唯物史观有许多阐说，对历史研究中的方法、理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不同的、或者不一定正确的观点，他都能结合历史事实，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最新发现的资料，给予评论和解说，不自以为是，不强人所难，实事求是，循循善诱，平等讨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胸怀，是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榜样，我希望，这将成为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发展的一个好的传统。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