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简称为“教案”或“反洋教运动”者，实际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和相当显著的地位。它历时最长，差不多跨越整个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它分布最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各地区；它次数最多，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仅就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而论，就“共达四百余起”（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这四百余起教案中，作者还按地区举出了较为重大的教案约有二十五起，其中发生在四川省的就有酉阳教案、黔江教案、营山教案、邻水、江北厅教案、重庆教案、大足教案和成都教案等七起，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可见四川是近代中国重大教案爆发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之多。我们所熟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受到题目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单就反洋教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来谈；而谈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笔者发现自己的观点和李时岳同志一些文章中的有关看法很不相同，因此就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同他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势必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这样也就只好一并在这里进行商榷了。（关于李时岳同志的有关论点，主要见于他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的“关于义和团战争”一节，见《历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129—131页。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时，还要涉及到他的另一篇文章，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见《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本文在引用上述两文时，只用引号注明，不再注明出处。）

一、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中，李时岳把义和团运动区别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斗争的新高涨，一是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他认为：“从历史地位看，具有重要性的是反侵略战争而不是反洋教活动”。可见，他是把“反洋教活动”同“反侵略战争”割裂开来看待的；我们则认为，反洋教活动也具有反侵略性质，此其一。他还认为：“反洋教运动，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至于“义和团战争本来就不是农民运动”，“把义和团战争看成被歪曲的农民革命，不能不说是性质上的误认”，等等。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可以就两部分内容来分析义和团运动；但是，这两部分内容不能完全被割裂开来，因为它们毕竟是构成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有机整体。至于反洋教运动，我们则认为它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作为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此其二。这是我们同李时岳在关于评价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上的两点重要的意见分歧。 

问题的关键在于：外国教会对近代中国是否进行过侵略和统治？传教士是否是侵略者和统治者？这个根本之点一解决，性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说外国教会确曾对中国进行过侵略，传教士确曾扮演过侵略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人民对它们的斗争就无可置疑地具有反侵略的性质。如果说外国教会对所在地区的中国人民确曾进行过统治，传教士也确曾扮演过统治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人民对它们的压迫和剥削所进行的斗争就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不能说中国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针对中国统治者才是革命，针对着洋地主和洋统治者就算不得是革命。尽管斗争规模有大有小，有时甚至小到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骚动”或“暴动”，但不能改变这种斗争的反侵略性和革命性，不能改变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 

1、作为侵略组织的外国教会和侵略先锋的传教士 

就世界史的范围来说，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罪行中所起的先锋队的作用，乃是欧美殖民主义扩张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当时认为，在要把全世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侵略“事业”中，基督教各差会实居于主要地位，“事实证明，传教士是英帝国了不起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作（诺尔斯著，袁绩藩译：《英国海外经济史》，第一卷。本书在引用《英国皇家殖民学院纪事录》中的这几句话以后，还特别提到英国风云人物谢西尔·罗得斯允许传教士到马绍兰去，认为“政府扶植和励鼓传教工作是明智之举”。）。”正如列宁所指出，传教士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基督教会的侵略性。作为侵略先锋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是否会象“橘逾淮而北为枳”那样，变成了“行善”的人了呢？事实证明，一点没变；这是因为他们的侵略活动是同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密切配合的。 

一是所有来华的基督传教士的侵略活动都受到“自一八四二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一九二二年英文版。当然，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受到这种“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在他们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些大炮乃是掩饰不住的，而且这些大炮还正在逐年逐月增多之中。”）的支持；因此，他们就有恃无恐，无恶不作。1868年扬州教案一爆发，英国署上海领事麦华陀就立即派出四艘军舰去南京。1870年天津教案一爆发，顿时各国军舰云集；有五艘法国军舰，三艘英国军舰和一艘美国军舰都到了天津；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和一艘意大利军舰则停泊在最临近的深水港口芝罘待命。在“炮舰政策”的威胁下，迫使清政府保证承认列强的一切无理要求。 

二是列强利用教案作为军事干涉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法国利用1856年的西林教案为藉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德国利用1897年的巨野教案为藉口把军舰驶入我国山东胶州湾，强行登陆加以占领等等，乃是这类事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几次。 

三是传教士在“炮舰政策”的支持下侵略胃口越来越大。为了深入中国内陆各地，1866年英国教士戴德生组织了“内地会”。他们早在1853年就已经提出，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这四百余起教案中，作者还按地区举出了较为重大的教案约有二十五起，其中发生在四川省的就有酉阳教案、黔江教案、营山教案、邻水、江北厅教案、重庆教案、大足教案和成都教案等七起，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可见四川是近代中国重大教案爆发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所以传教士多年来声称的要以“基督教占领全中国”（按这个词组在外国教会的汉译中作：“中华归主”，有时还被作为他们发行的报告的书名，例如后来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报告就曾以此命名。）这一点，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既然外国教会和传教土以侵略和占领全中国为其根本目的和任务，那么，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之具有反侵略性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反洋教斗争到了义和团运动之际，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反洋教战争，它所取得的战果不下于反侵略战争；（义和团运动中反洋教取得的战果见本文第二章。）因此，从历史地位来看，具有重要性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并且还有反洋教战争。 

2、外国教会之“宰治”中国与传教士之成为中国的官僚与地主 

凡是传教士作中国内地驻足之处，他们在事实上就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传教士不仅全“都拥有治外法权特权，不受中国的管辖”；（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一九二二年英文版。当然，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受到这种“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在他们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些大炮乃是掩饰不住的，而且这些大炮还正在逐年逐月增多之中。”）并且还拥有清政府“由于战争与和谈而已经丧失了的征税权和行政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一九一八年英文版，第V页。）即所谓的教堂收税权与主教发卖执照等等权利。“山东州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二十四元。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3929页。）外国教会在其所在地区霸占大量地产，教堂业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主堂；传教士把这些地产“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其结果，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农民的眼里很快变成和中国的封建主一模样”。（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第86页。按教会当时大都成为所在地区的大地主，“例如内蒙古地区一八七七年占地二十四顷的大教堂到一八八七年竟然扩占到一万顷。耶苏会在江南肥腴之地霸占有二百万亩土地。北京城内从西单到宣武门内外有一百三十余家店铺成为天主教堂的房产。”（见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263页。））同时，教会往往又是当地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一八八三年英文版，第659页。）成为在列强“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一九二九年英文版，第279页。）这种传教士多年来在中国事实上的统治者身分，最后于1899年3月15日由清政府发布上谕承认：主教具有总督、巡抚的官衔，摄位司铎具有司道的官衔，一般传教士具有府、厅、州、县各级官吏的官衔。（参阅《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327页。）这道上谕虽说“在字面上仅仅是针对天主教各差会而言，但其他教派的差会自然也被给予了同等的特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一九一八年英文版，第160—161页。按其他教派差会之所以会自然地被给予同等特权，系根据一八四三年中英《虎门条约》中关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 

当时，传教士还把基督教改名为“救世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泰西各国救世教”乃“今日治国之道”；“宰治之最广者，实推救世教”。（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第2页。）教士之所以来华传教，在于“阐明救世教之真谛，俾知教化之与政治，息息相关”。（李提摩太：《广学会第十一届年会陈词》（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见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四，第82页。）什么是“教化？”李提摩太所谓的“教化”不是一个抽象名词，而是具体指基督教会。何以为证？论据是，他所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第十卷《教化》，即是原书第九章《基督教各差会》（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英文本，第208页。）一词的汉译。原来，传教士所要阐明的基督教的真实意义，就在于说明基督教会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基督教会要“宰治”中国。（关于基督教会当时亟图“宰治”中国一事，传教士活动频繁，他们希望清政府中的投降派官僚，即那些“深知西人之来华，断无灭迹扫尘之一日”的“通权达变之大人”来协助他们完成此事。见林乐知：“教化阶梯衍义叙”（《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四，第21页）。 

既然传教士已经变外来为内在，并逐步成为中国的官僚与地主，外国教会也要“宰治”中国，那么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义和团运动就是农民革命运动。这在性质上是明确的，怎么能成为“性质上的误认”呢？一个在1901年来华调查的外国人汤姆森认为，“必须经常记住的一点”就是义和团运动是“革命运动”；他的根据之一是载于日本“邮报”上的一篇“义和团宣言”：其中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的整个朝廷及各地衙门都是“恶劣透顶的”，“整个人民群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的官员都是他们生计的剥夺者”；“洋鬼子来华传教，天主教民和新教教民已经为数甚多”，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汤姆森：《中国与列强，记一九○○年暴动》，一九○二年英文版，第202—203页，汤姆森还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慈禧太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怪物”（同上书，第205页））因此，我们认为，义和团运动既是反帝爱国运动，也是农民革命运动，它是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里程碑。 

二、近代中国人民对反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对于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李时岳在他的文章中只谈到了义和团运动：“从历史地位看，具有重要性的是反侵略战争而不是反洋教活动”；但反侵略“战争的结果”，不过“是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的《辛丑条约》和企图分割中国大片领土的俄军盘据东北。”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这一罪行中扮演了侵略先锋这样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历史作用，就在于打击列强这支为他们创立殖民地的侵略先锋，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这个作用的表现是：在前期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教会在华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的发展；在后期瓜分狂潮汹涌澎湃之际，它在义和团运动的旗帜下或影响下，在内地以反洋教战争的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摧毁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基督教殖民制度，在前线则以反侵略战争的形式重创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军事力量。所以，义和团运动或义和团战争的主要的和重大的结果，就是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须知，我们在世界上要完成任何一个不管是大的或小的任务，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特别是在瓜分狂潮中要完成使中国免于瓜分这样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必然也须付出重大代价。义和团战士成千上万地牺牲生命是代价，李时岳上面提出的“战争的结果”也是代价；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出阻止了瓜分这个重大结果而只是提出了其中一部分代价。因为这个问题是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密切相关的，所以下面对反洋教运动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结果还要着重谈一下。 

1、限制了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的发展 

近代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既是侵略者，又是统治者；外国教会既是侵略组织，又是统治机构；这种侵略与统治的结合，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基督教殖民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19页。）在中国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行为和不顾死活的迫害，乃是人世间任何时代、任何其他人种，不论他们多么残忍，多么无知，也不论他们多么狠心和无耻，都是无法跟基督教人种相比拟的。”（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一八三八年英文版，转引自同上书，第820页。作者豪伊特，马克思认为是“一个由于对基督教虔诚而非常出名的人”）对基督教殖民制度的这个总结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作出的；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　随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以后“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8页。）的到来，问题就更严重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被逼“‘至宛转求生而无可生’，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18页。）的地步。但是，面临着生死存亡问题的中国人民是勇敢的，“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拌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第43页。）反洋教运动就是在外国教会的侵略和暴政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爆发不是早了，而是迟了；次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人怎么能那样地忍受，我们不禁为之惊奇。”（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一九二二年英文版。当然，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受到这种“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在他们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些大炮乃是掩饰不住的，而且这些大炮还正在逐年逐月增多之中。”）在中国人民起来以后，烧毁了一些野蛮统治中心的教堂，杀掉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处决了一些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就总体来说，他们本是罪有应得，活该！”（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一九二二年英文版。当然，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受到这种“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在他们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些大炮乃是掩饰不住的，而且这些大炮还正在逐年逐月增多之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并不是什么西方文明和新鲜事物，而是残酷野蛮的基督教殖民制度。“所以反对教堂，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本质上都是正义的行动，许多行动汇集起来，便成为大规模的反帝运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正是这个正义的反洋教运动，对于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它的发展的作用，使得它毕竟没有达到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上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一八六八年六月代表清政府赴各国接洽修约的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在纽约州长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所发表的言论；见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列强的使团》，一九一二年英文版，第119页。）的狂妄目的。 

2、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 

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历史作用中，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一事要算得是最重大的了。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业已向全世界表明，它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正在衰亡的帝国，是一个比起有名的‘欧洲病夫’来病得还要更加严重的东亚‘病夫’。……每一个强国都下定决心要为它自己在中国分割到一块土地；用中国人自己的措辞来说，就是中国正要被‘瓜分’——即蒙受一种鸡零狗碎式的分割和各式各样的并吞的痛苦。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始了互相争夺，不到两年功夫，西方列强都象一群猎狗那样呼叫着要拚命去追赶他们的猎获物”，（《新编剑桥近代史》，第十一卷，一九七七年英文第四次重印本，第453页；按引文中的“欧洲病夫”一词系指奥托曼帝国。）疯狂地去抢夺中国的让予权。 

在国家民族业已进入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人民也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反瓜分运动，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三大派：一派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孙先生本人因“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兴中会章程》。）所以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1895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了“公车上书”；1898年，他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一派则是此时已逐步高涨的中国各地人民的反洋教运动。1895年5月的成都教案，同年8月的古田教案等等，实是1898年5月出现于直、鲁、豫、苏各省的义和团的先驱：1899年三月，朱红灯在长清、茌平、平原一带起义后，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反洋教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反瓜分群众运动。 

在上述三大派反瓜分运动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富有远见，在当时最有前途。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的反瓜分觉悟，在当时的宣传工作中最有贡献。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洋教运动则遍布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在当时最为帝国主义列强所顾忌。但是，主要由于时代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革命派力量不大，致使孙先生本人在1899年底目睹国破家亡在即而无力挽救的时候，只能发出“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8页。）的沉痛浩叹！维新派于时遭到清政府镇压，康有为等人亡命海外，不能有所作为。只有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洋教运动，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在全国沸腾着，使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对它都感到头痛而无法处理，（当时面对着反洋教运动的燎原大火，清政府曾一再下令保护教堂，如一八九九年一月八日上谕：“内地各省亦皆有教堂，教民及铁路矿务事件，往往事机紧要，刻不容缓”；又如同年一月二十一日上谕；“各处教堂林立，必须实力保护”等等；（见《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285、4292）但它们都如同具文，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他们在华的侵略代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函其亲信马士说：“当前的时势是太难于应付的了，甚至在我们最熟悉的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放胆去干，无论在什么地方，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对眼前的事情多加小心都是必要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57页））只有它能够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相对抗，因而反瓜分运动的重担也就只有落在它的肩上了。 

英勇的义和团战士们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伟大任务，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以义和团为中坚力量的中国人民，以奋不顾身的英勇牺牲精神，在两个战场上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所致。在内地战场上，这时反洋教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反洋教战争，中国人民在各处都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在前线战场上，义和团战士和部分爱国官兵并肩作战，给予了外国侵略军以重创。在侵略军面前，义和团战士不是东亚“病夫”，而是英雄好汉。他们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战斗精神，甚至使敌人也为之瞠目结舌。在1900年6月14日团民向廊房联军列车的进攻中，那些“被小口径子弹所打伤了的中国人的生命力乃是非常之惊人的。有几个被一、两颗子弹击中的人总是还要继续向着马克沁机关枪冲锋，几个死者经检查确定，他们负伤的地方都不下于四、五处之多。他们之中的几个勇士的尸首离开联军阵地只有四十码之远，战场上至少躺着一百五十名牺牲者，他们是冲锋要来夺取我们的连发炮的蛮勇袭击的受难者。”（兰多尔：《中国与联军》，一九○一年英文版，第一卷，第95页；按四十码约合十二公尺。）正是义和团战士这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迫使西摩尔联军“除了撤退以外，毫无其他任何选择的自由”。（克莱门茨：《义和团革命》，一九一五年英文版。）西摩尔联军的失败，“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或许是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计划，反正它是永远地结束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股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全，就可以在全中国横冲直撞，长驱直入，而不致遭到任何有效的抵抗”。（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二卷，一九○一年英文版，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论据之一，可是，义和团战士却在这次战斗中把它彻底粉碎了。 

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使中国没有在这次瓜分狂潮中沦为他们的殖民地的丰功伟绩，是义和团运动的重大战果，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划时代的伟大功勋，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铁的历史事实。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家们从拳民运动中看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怀特海德：《在华贸易的扩张》，转引自吕浦、张振鹏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16页。）后来许多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历史学家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98页。）这个运动使“瓜分中国的方案在几个欧洲列强的总理府中都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1页。）因此，“义和团革命，就其实践所达到的目的来说，使中国将来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真正的成员国的地位，成为可能的了。”（克莱门茨：《义和团革命》，一九一五年英文版。） 

三、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 

李时岳在他的文章中论述“为什么没有义和团运动的位置”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的看法，而我们则认为应有义和团运动的位置，这样，就势必要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1954年胡绳同志最早提出这个线索的问题，他说：“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胡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见《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3页。）1980年，李时岳提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主张用“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来标志’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胡绳在李时岳提出上述意见后认为，“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潮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3页。）争论之点在于一是有义和团运动而无洋务运动，一则有洋务运动而无义和团运动。这场争论引起了史学界的兴趣，将近五年来讨论得比较热烈，并由此而引起了各式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关于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问题的讨论情况，可以参阅龚书铎、房德邻同志撰写的“近代史总论”一文。他们归纳讨论的结果认为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同意胡绳同志意见的，第二种是同意李时岳同志意见的，第三种他们称之为“双线说”，即“认为基本线索应该包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两项内容”的意见。见《中国历史学年鉴（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96—98页。） 

我个人认为，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一个是主要线索本身的问题，一个则是我们用那些重要历史事件去标志这个主要线索的问题。这样区别开来讨论一下，也许有助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开展。 

1、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是什么？ 

中国近代社会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同。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之中的阶级社会。对这样一个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的表述必然带有阶级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探求问题的途径，当然不可能一致，这是不足为奇的。比如说，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就以其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即是以“冲突时期（1834年至1860年）”、“屈服时期（1861年至1893年）”和“征服时期（1894年至1911年）”（分别见于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三卷的每卷的副标题；马士对其著作的副标题非常重视，认为它是这部书的“书名的一个本质的或精华的部分”。见该书第二卷第V页。）来说明这个线索的。又如清皇朝则是不惜以任何手段，保持和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可见线索问题本身是具有显明的阶级性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一十一年中，中国人民一直是处于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革命运动之中。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的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史实，对此也作出了证明。贯串在这个时期中的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26页。）这个我们今天通常所谓的“两个过程”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用“也就是”三个字表明了它实质上是一个过程，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是这一过程中的对立成份。这个过程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就是近代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它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 

2、什么是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标志？ 

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的标志这个问题，这是近年来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用义和团运动还是用洋务运动去作主要线索的标志的问题（别的用来表明它的重大史历事件，现在看来还没有出现争论）。实际上，只要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问题本身确定了，标志问题也就易于解决了。如果说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话，那么，我就认为胡绳同志关于“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基本上是正确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义和团运动不应排斥在标志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如果我们在本文中对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之性质与作用的论述符合客观实际的话，那么在主要线索中没有义和团运动的位置就是不对碴儿的了。如果说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起源，都基本上源于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叶中国面临的瓜分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一事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情况的话，如果说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对这场危机都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从反洋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毅然决然地起来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罪行的话，那么，在我们拿来标志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既有维新运动，又有资产阶级革命，唯独没有义和团运动，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是洋务运动不应加入在标志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内。主张“加入”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几年来争论的结果，导致了“构成中国近代史主要内容究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抑或两者都包括？两者的关系如何？农民、资产阶级、洋务派各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关于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问题的讨论情况，可以参阅龚书铎、房德邻同志撰写的“近代史总论”一文。他们归纳讨论的结果认为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同意胡绳同志意见的，第二种是同意李时岳同志意见的，第三种他们称之为“双线说”，即“认为基本线索应该包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两项内容”的意见。见《中国历史学年鉴（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96—98页。）等等问题的提出。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都是重要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依存关系问题，即是说，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败利钝为转移的。同时，洋务运动本身也并不是一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而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官僚衙门的管理相结合，共同扼杀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破产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两个最大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是为了打倒扼杀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两个最大的敌人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把一个破了产的、同时又是奉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的洋务运动，用它来作为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的标志的理由，恐怕是很难成立的。 

第三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的阻止；那么近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各种重要问题，诸如民主主义革命，现代化工业的建设以及国家的富强等等，都是无从谈起的。这一点乃是近代世界史上各殖民地保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周恩来同志之所以称义和团运动为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他之所以对它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