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时岳先生于1996年4月5日匆匆弃养以来，我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他，以免困坐书房发呆，什么书都不想看，什么事都不想做。问题在于，你想不去想他，却未必能做到，至少无法阻止别人不去提他。一次赴会广东中山，与李时岳的几位关门弟子聚首，他们就情不自禁地谈起他，谈他的学品、才情，还有他生前对我的关照与奖饰，他们全都知道。随后，赴会日本神户，继而弄斧东京，年过花甲的久保田文次先生屈尊约集年近八旬的野泽丰先生与古稀师长中村义先生、藤井升三先生，与我这个中国后学座谈，也免不了谈他们的朋友李时岳，谈这位曾于1989年11月接受在座诸公盛情接待的中国史家。久保田文次先生还提醒我：中村义先生和藤井升三先生的手中都没有《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一书，他们都想收藏，我满口应允，回国后就请时岳先生的开门弟子成关兄设法，不在话下。 大凡留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读者大概都对李时岳之名不太陌生。那是一位心胸开阔、才气纵横的史家，也是一位能开风气必为师的史家。论才气，著名史家章开沅先生在《忆时岳》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佐证：“几十年来，我有幸结识众多中外几代著名学人，相较而言，时岳的天分、素养、才华都堪称上乘。”论贡献，不说别的，仅就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本销售已逾120万册的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史》而言，不尚喧哗的李时岳不仅是该书的积极撰稿人与修订者之一，而且还是鲜为人知的首倡者。他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以农艺学始，以历史学终。1952年秋步入未名湖畔，考取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他的毕业论文《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专著，影响及于四海。日本学者中村哲夫教授称：“这部著作对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湖即湖南、湖北两省的社会经济背景入手，通过翔实的考证去把握武昌起义爆发的整个过程的研究方法，即是李教授影响的结果。”（《悼念李时岳教授》，《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李时岳离开北京大学后，任教吉林大学，将学术青春献给东北的那个学术重镇。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长白山麓的乡村耕作也曾是他的必修功课，照样出色。当“科学的春天”来临时，一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便是他率先突破革命史观的束缚而扮演史学旗手的一个信号。不少从事思想史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引入，开启了学术界对近代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殊不知，引进现代化理论不过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而在此五年前，作为史家的李时岳就已开始了独立的思考。是他以洋务运动为突破口，率先发起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讨论，史坛有目共睹。汕头大学创建期间，李时岳应邀南下，以副校长身份主持该校的文科建设，随后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频繁的工作调动与兼职难免分散他的治学精力，使他的许多著述计划都无法完成，加上晚年身体欠佳，过早谢世，良为憾事。 我不是李时岳先生的入室弟子，不知什么原因，不少读者常把我归入时岳先生门下，去年，《学术批评网》上一篇批评我和时岳先生的文章就是如此。我既为之感动，也自觉惭愧，因为那毕竟是我此生未能实现的宿愿。 国家高考制度恢复不久，我离开电影放映员的岗位，颇不情愿地走进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一度自暴自弃，很少看专业书。及至二年二期时，经中国近代史课程主讲教师林增平教授提示，翻阅《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方知时岳师之名。时值中华大地“拨乱反正”，不知是专业性质的局囿，还是研究素质有别，哲学界与文学界抢尽风头，不乏才华横溢的大手笔。相比之下，史学队伍则以“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亮居多，以独立见解开风气者却屈指可数。在我看来，李时岳就是那可数中人。无论是执著求真的态度，还是放眼未来的豪情、才识与文采，他都在一流。 我曾口出狂言，毕业时就报考他或与他的学识、才情、风格相近者的研究生，圆一个“走出潇湘”的少年之梦。孰料随后不久，家中即遭变故：年近花甲的家父突然双目失明，已经分配到户的两亩“责任田”亟待承耕。我身为农家独子，别无选择，只盼早日打道回家，先把双亲接出再说。当时以为自己年龄不大，外语成绩也不算差，将来至少还有资格考它十年八载。没想到，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肩挑教员、儿子、丈夫、父亲四位一体的责任，自己所能追求的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况且，由于有过两次高考分数偏高而阴差阳错连遭冷落的心酸经历，我还有点相信缘分，也许我原本就没有立雪李门的缘分。至于后来借助于学术会议，得以走近时岳师，接受他那非同寻常的关怀与垂爱，补上一段师生情缘，那并非我敢梦想的。 初见时岳师是在1985年，我作为益阳师专的青年教员，厕身于学长云集的全国第三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那天，总算看到了坐在主席台上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的他：一个身材瘦弱、干练利索的他，一个微笑有分寸而抽烟无节制的他，一个如雷贯耳的学术声名与花白的头发大致相称却与实际年龄不完全相称的他，还有一个虽并不好“斗”，但仿佛只有在即兴辩论时方可充分展示思辨强项与语言表达能力的他。 分组讨论的第一天下午，他从兰州大学讲学返回，主持小组讨论。当他的老搭档赵矢元教授简短地通报上午的小组讨论情况后，全组出现冷场。为了打破僵局，他突然提出：下午的发言以齿序，从最幼者开始。话音刚落，群起呼应，睽睽众目齐射我这个没见过世面和上不了台盘的山野顽童。我期期艾艾，窘迫得连推辞一类话语也说不好，只能红着脖子结结巴巴说几句，交差而已。当人民大学的宫明老师向我提出一个并不很难的问题时，我也紧张得不知如何措辞。还是热心的赵矢元先生主动替我解答。也许因为有了时岳师把我逼上“梁山”这一遭，才使我有可能在此后的学术研讨会上不至于过分胆怯，“答记者问”之类，也不再吞吞吐吐。 两年之后，徐泰来先生在张家界主持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讨论会，时岳先生姗姗来迟。在此会上，我针对他那山鸣谷应的“两种趋向说”斗胆提出两点质疑，言下之意是主张在他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思索朝前走。当时我还为他的迟到而庆幸，因为他听不到我的发言。其实，那不过是我自作聪明，他从提交会场的论文中就已看到来自无名小卒的批评。 又过了两年，即1989年，再次举行同类研讨会时，主席台上传来他的声音：“有位青年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他的观点是对的。我由于受民族感情的制约，没有把问题阐述清楚，还自相矛盾……” 他的一席话出乎我的意料，孟浪后学与一代宗师之间的心理距离由此消弭。我总算明白，我所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不仅可敬，而且可亲。 该会闭幕式刚结束，我在走廊上遇到一向满面春风善待后学的张磊先生。张先生屈尊邀我到他的房间坐一坐。原来，他与时岳先生就住在同一个房间。当张先生把我介绍给时岳先生时，他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遂示意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承颜接辞之后，便是赓续不绝的书信往来。数易寒暑，无从间断。每当在研习过程中遇到难题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寄函向他求援。他不嫌弃我这个散兵游勇的浅陋与平庸，有求必应。每函一般是满满的一页，个别时候是两页，字形不大，开门见山。话治学，评学风，品味世道人情，论说古今人物，几乎无所不谈。1991年10月武汉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与1993年11月康梁研究国际研讨会期间，他又耳提面命，要言不烦。无论是阅读函示，还是面聆教诲，我都如坐春风。个中收获与快意，岂能凭借语言表达清楚！因为每一句关问都源于一份爱心，每一次鞭策都蕴含一份力量。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为了改善我的工作环境，他带病接连替我设计过好几个工作调动方案和报考博士生的方案，此类函件多达十余封，挚情充溢字里行间。1992年7月13日手谕就提醒我：你这次能评上副教授，则是否再考博士生，似可再斟酌。为了离开湘潭，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正当他四处托人替我落实接收单位时，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郑云山教授也在西子湖畔为我争取调入，而且办事速度颇快。次年春，杭州的商调函即将抵潭，我因双亲不愿意离湘随迁而有些犹豫，辄就此情向他函禀，不意他于一周之内专函裁点—— 世佑： 来书奉悉。你谈的情况，似乎比我想的还糟。既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管怎么说，杭州总要比湘潭好得多。所说的“距湖南太远”，根本不成为理由。为什么非在家乡老死不可呢？这种“家乡观念”，实质上也是封建观念，是一种不开化、不文明的表现，所谓“故土难离”、“安土重迁”之类。凡有所成就者，有几个是在家乡干事业的？ 杭大的情况我也不甚了了。曾有一位吉大的同事调到杭大去，但没有深谈过。不过，作为省城的大学总不至于比你们学校差吧！杭州的气候也不太好，夏天太热，但我想也不会比湘潭坏到哪里去，至于其他自然条件是湘潭所不可比拟的。 我觉得，你应该取积极态度，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即使家属的工作一时难以安排，也在所不计。去了再说。此复。祝顺遂。 时岳 4月6日 手捧此函，五尺男儿有感于大匠塑人的颜范与神力，热泪不招自引。我于1993年11月携妻小迁居钱塘后，他又及时函嘱： 到一个新单位，要有一段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切忌妄发议论。因为新来乍到，可能言不中的，也可能招人侧目，先做好本职工作，站稳脚跟，然后图改善环境。 迁杭之后，我的耳边经常回响起时岳师的这番教诲。当我以在职形式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后，他又牵念着我的学位论文选题。他的论文集《近代史新论》出版后，我想从学术史的角度写一个长篇评论，他也希望如此。文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在毫无顾忌地抖出商榷性的意见，而且径直寄呈《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他也未提要先过目。拙稿发表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塌实，批评长者毕竟与国情不符。不意他在来信中称：“写得很好”，我如释重负。这就是李时岳——一个真正的学者。 1996年元旦前夕，我寄呈一函恭贺新年，顺便禀告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的撰写进度，请他于脱稿后与李文海先生一同赐序遮羞。一周之后就收到他的回信。他欣然应允写序，“盼早日脱稿”，还建议增设“太平天国”一章，说“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我心里明白，他又在动员和鼓励我加盟这样的“攻坚战”。其实，他不知道，我总觉得“高处不胜寒”，而且自量功力与才识等个人素质不足以厕身其间。拙著就试图尽可能回避某些劳而无功的烦恼。多说些平淡无奇的话，也许更符合如今做教员的职业特征。我倒有点纳闷：既然他谋开风气的念头并无减少，锐气不逊当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约他撰文评述目前的近代史研究状况时，他又何必婉辞谢绝？其一以贯之的逻辑思路安在？我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把准备回函的信封写好，就埋头赶写书稿和应付博士课程中的两门外语去了。我哪能知道，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却匆匆空悬绛帐，从此天上人间！ 说来奇怪，就在他溘然弃世的前天晚上，我在回函辞谢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之约时，就建议对方多邀请像他这样既敏捷思维、口才绝佳又秉宗师风采的师长去开启那些大学生。我还自作主张，把他的住址连同邮编详告对方。也是在这天晚上，我回函他所关注的《曾国藩学刊》编辑部的负责人，请在载有拙稿《曾国藩研究三题》的该刊第三辑出版后，代我寄呈他一份。同样是在这天晚上，我同拙著的责任编辑通电话时，也介绍了他对拙著的再三指点与垂念。我永远无法知道，在他即将乘鹤而去时，究竟是哪只看不见的手频频操纵和暗示我集中做些与他有关的事。 时岳先生的如海师恩，我自量此生无以为报。记得我曾经与成关教授协商，拟在时岳师七十华诞时，加盟于他的入室弟子成关、雷颐、书源诸兄中，或直抵南国羊城，或聚首长白山下，参与谢师庆典，聊报师恩于万一。可叹我连这点小小的心愿竟都无从实现。 作为宫墙外望者，我自量受惠于李时岳先生颇多，却不曾为他做点什么。1998年8月，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召开。《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与到会的李门弟子拟于21日晚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聊寄哀思，事先商拟撰一篇报道，《人民日报》理论部李炳清先生颇有刊发之美意。编委会负责人徐彻先生建议由我执笔，我本面有难色，略示推却之意，因为李门弟子中颇多俊彦，还轮不到我来献丑。这时，徐思彦半真半假地发话：“李老师生前那么喜欢你，你却不愿意为他做点事，当心你下次去他那里报到时，他不收你了。”既闻此言，我只好不再推托。为了专心写就那篇千字文，我在会后远离闹市，而且在冷静三天之后才动笔，尽量不把个人之于时岳师的情感带进来。结果，一写就是三千字，我不想压缩，也很难压缩，只好拆成两篇，一篇交《人民日报》，另一篇则带回杭州，交《浙江社会科学》，这能算是我为他身后所做的一件事么？ 我原本不易动感情，但当我接到他忽发心脏病逝世的那份讣告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每逢钧示南来，教诲谆谆，先生视我如弟子；一望钱江东去，哀思缕缕，苍天何处纳尊师！”这份挽词就是用泪水泡出的。一年暑假与某生聚首温州，促膝倾谈自己的经历，也谈到时岳师生前对我的关爱，结果泣不成声。如今“学者”、“教授”何其多，像时岳师那样的学者、教授却何其少！尽管时岳师空悬绛帐已近六年光景，尽管他晚年坚守杏坛的那个家早已人去楼空，连师母也已携哀他迁，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不曾离去，而且南国羊城的天河北路375号303房将是一个永不消失的空间。 十三年前，我在悼念陈旭麓先生一文结尾时写道：“陈先生抛离了人世间的纷纷攘攘，从此换得一份在生难得的安静，这是后学于痛悼之余惟一感到欣慰的。”这段话其实也适合于时岳师。真正的学者都是这样。不是吗？ （转载自学术批评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