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其实并没有写完，而且，算不上什么“理论”，不如说是若干他人或自己治史经验的汇集，再加一些感想。说来话长，开设这门课程，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那是在上世纪大跃进的年代，八方点火，四面开花，令人激动，也令人感奋。1960年，开始兴起了“教育革命”，随之而起的是“史学革命”。高校历史系学生纷纷投笔而起，打起背包，下乡下厂，去编写村史、厂史、社史、家史，还有被誉为“子教三娘”的学生自编的新的教材。“史学革命”提出了革命要求，那就是在教学中要求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战争划分历史阶段，每个时期都要以农民战争打头，还有“以论带史”。在这股浪潮冲击下，各个高等学校历史系纷纷开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课。然而史学革命其来也骤，其去也速，大概是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提出来要纠偏和学生们干不下去了吧。不到一年，一切几乎恢复旧观，史学概论也悄然停开了。问起来，只说这门课与高校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里的哲学课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重复了，不好讲。 

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也随风而起，开了这门课。当时认为要有点自己的特色，保留了一些史学方面的热门话题，有争议的东西，像历史分期、农民战争等。在那个万马奔腾、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的年代，历史科学概论仍然坚持下去。不过也有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寂寞之感了。  

转眼到了1962年春天，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成立了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从高校调集了一百多人，借了中央党校一栋宿舍楼，摆脱大跃进的喧嚣，大家坐下来，安静地编起各种文科教材来。  

当时，确定《历史科学概论》教材的主编是从中央政治研究室新调来的《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在各方推荐下，1962年夏天从高校借调了三个年轻教师来编书，即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李时岳、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和我（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 

那时，黎澍同志刚到五十，精力充沛，谈吐风趣。我们三个背后都以“主编”称之。当时商定，每个星期去他家见一次，请求指教，并商量一些问题。同时，从近代史研究所借来一批书，记得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四部丛刊初编，还有普列汉诺夫、黑格尔等等，摆了五六个书架。外边有一个研究所传言，三个人借了一屋子书，在那里乱翻。那是在预期编书不会成功吧。怕是有一点嫉妒而又幸灾乐祸的心理在的。 

那时黎澍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96１年出版了，第一次印了2３万册，这个数字现在很惊人，那时却是司空见惯。高校历史系师生几乎人手一册，我们即以此为圭臬，依照该书为骨架，编出了一个编写提纲。黎澍一看不满意，认为那是摘录而不是著作，亲自在一张卡片上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计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之成为科学，胡绳武执笔；第二部分，历史和历史科学，由我执笔；第三部分，历史研究方法，李时岳执笔；第四部分总论性质，黎澍同志准备亲自动手。 

我们安心读书，每星期三下午去黎澍同志那里一次。开始，主编还给一些指点，或给一两张卡片，以后就变成聊天了。黎澍同志很关心史学界的动向，每次去他那里总问“有什么消息”。他很少臧否人物，但偶尔提到一些人和文章，他常说的话是：“这个人（或某篇文章）有思想”或“没有思想”、“他对这个问题是做了研究（或没有研究）的”，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规格很高。这两句话后来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从196３年到1964年，编书的进行很缓慢，遇到很多困难，曾对此向黎澍同志做过汇报，担心书编不出来。他只是说：“编不出也罢，有时间读点书也是好的。” 

1964年春夏之交，几经努力，李时岳、胡绳武的稿子都写出来了，我的也交了两个题目，黎澍同志看了，不置可否。我们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下边私议：“主编大概规格太高了，我们的恐怕都不行吧。”但究竟是没有思想还是缺乏研究呢，谁也不清楚。 

1964年初夏，云南大学的谢本书给了黎澍同志一封信，请求参加工作。黎澍同志把他也借调过来。他并没有参加历史科学概论的编写，只是一篇又一篇地写文章送到黎澍同志那里。夏去秋来，中苏公开交恶，黎澍同志受命组织写批判苏修和有关中俄关系和边界问题的文章。于是宣布“历史科学概论”工作停止，李时岳和胡绳武回原校，我则一度被调到他主持的“现代史讨论会”参加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借的书也归还了近代史研究所，其中大部分像四部丛刊初编翻也没有翻过。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历史科学概论”课仍在开着，一度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毛泽东同志的“七三”批示引起学校很大震动，随后组织人去“四清”，并且根据北京市委指示在学校里试点，总结工作，听取意见，叫作搞“不叫四清的四清”。学校的正常工作几乎停顿了，随后全系师生又一起到十三陵去开门办学。历史科学概论虽然还列在教学计划之内，大家已经没有多少心思和精力摆弄这门课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一场洪水，把一切都冲的片瓦无存，上课更是谈不上了。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再次恢复高考，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北京师范学院的“历史科学概论”不仅成了历史系本科生的必修课也成了研究生的必修课，由我来上，改名为“史学理论研讨”，逐渐形成了六个专题，每年上一个学期，选择其中的一两个专题轮流来讲，讲得比较多的是导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本体论。历史价值论讲过两次，不太成功，史学工作者的素养讲过一次，史学方法论另有课程，我这里没有讲过。这期间，还应出版社之约与汪征鲁同志合写了一部《史学理论与方法》。 

细算起来，“文革”以后，这门课程已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开课过程中只想到三点： 

第一，不要离开历史。宁愿把它讲成一些史学研究的例证，而不要讲成抽象干燥的条条，应当让材料与观点相结合，让学生对历史有兴趣，形成一种“历史感”。我上这门课时感到对学生还有一点吸引力，但恐怕他们有印象的大概是一堆史学趣闻和历史故事吧。 

第二，不必严守章法。我好读书，但泛而且杂，不求甚解，汗漫无所依归。有关史学理论的书却读得很少，实在没有成体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既没有思想也缺乏研究，只是尽量想法讲最简单的道理结合历史而作一些发挥。本来讲课是严格照着写好的讲稿，这时因为讲课久了，有些“油”，随时作了些临场发挥，有时不免东拉西扯，但还是注意不要离题太远，而及时拉了回来。 

第三，注意启发式。我很注意国外那种讨论式的教学或“习明那尔”，也曾在课堂上试验过，可是总显得死板。多数学生无话可说，或者怕说，效果不佳。原来这是要先出题目，指定参考书，事先做准备的。但又顾虑这样做法学生负担太重，冲击了其他课程，只好还是回到原来的教师讲，学生听、记的注入式教学形式去，不再成其为“研讨”了。只是还是注意到了讲课中的启发性，那就是尽量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一个问题又引发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像层层剥笋一样，希望学生能跟着教师动脑筋，留下一个个“为什么”，脑子印上一道，以便日后去思考、读书解决。这样究竟做得怎样，那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我理想的史学理论应当是从大量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总结出来成为有系统的理论，而且能够具备指导历史研究的作用。我很向往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然而这只是我的一个心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能提供这么一本没有写完的讲义，没有写出来和写完的部分，由于老病只有待诸他日了。 

其中有些人的论文（包括我自己的）为了讲课时作为证实某一种观点而随手提出来，并没有特别看得很重要，进行精选当成“经典”之作。这里作为附录，一并附在书后边。 

这也算还了黎澍同志的一个待了的心愿。李时岳和胡绳武分工写作的部分，“文化大革命”以后已经分别出版了，只有我讲课四十多年，还是搞不出一部完整的教材，假如主编地下有知，可能会摇摇头说：这个宁可“没有思想”、“他是缺乏研究的”吧。 

（资料来源：原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3期，转载自史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