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原名黎树苍，湖南省醴陵县人，生于1912年2月8日，卒于1988年12月9日，终年76岁。
黎澍少年时代就受过民主革命斗争的洗礼。当第一次大革命的烈火在广东点燃时，他虽然还是醴陵县私立开元学校的一个高小学生，却已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开元学校是1916年由醴陵县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筹资金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式学校。五四时期，它是醴陵县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大革命时期，它则成了醴陵县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执掌校政的教员，几乎全是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因而，校内革命空气十分浓厚。1925年，黎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形势逆转，开元学校被反动派捣毁，黎澍也受到县反动当局的通缉。因而，他被迫离开家乡，转到长沙长郡中学继续学习。1931年秋考入湖南省立一中（毕业时改名省立高中），1934年秋毕业。在长沙读书期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但黎澍仍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长沙也掀起抗日救亡斗争。黎澍不顾学校训育主任的阻挠，与进步学生一起，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和"不买日货十人团"的活动。同时，又参加一中学生自发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研读进步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品以及苏俄新文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黎澍刚到长沙时，听到开元学校国文教师匡宜民被捕后关押在长沙牢中，便“每星期按时前往探监。隔着小小铁窗谈话，有时托办一点小事”，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直到匡老师“不知所终”为止。当时正是1928年，大革命刚刚失败，湖南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者，血雨腥风，恐怖异常。有一次，何键竟下令杀害三名女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仅十四、五岁。而黎澍当时也仅十五、六岁，为了帮助犯难的老师，他不怕株连，甘冒风险，且能持之以恒，确实难能可贵。
1934年秋，黎澍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学习。北平是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学生运动十分活跃。黎澍到北平后，便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他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自觉地共产主义战士。黎澍在斗争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例如，“一二一二”运动，宣传的口号是“争取爱国自由”、“各党派联合起来”、“援助绥远抗战”、“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黎澍在与同学议论时，对这些口号表示赞赏，认为这些口号抓住民族心理，易于争得各界同情，使北平军警对游行群众“阻而不打，追而不击”。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各报纷纷攻击张杨“叛变党国”，黎澍则当着同学的面伸出两个手指，称赞张杨“是当代中国反传统的两员大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北平国民党组织火炬游行庆祝，当时有些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一时不理解，情绪低落。黎澍在议论此事件时则认为，“为了避免大打内战，必要的妥协是明智的。”1937年“五四”，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在师大操场举行纪念会，几百名“民先”队员闻讯赶去冲击会场，并高唱《保卫马德里》战歌。主持会议的右翼教授陶希圣大喊“打倒保卫马德里的卫士”。结果，会场上发生一场混战，不少“民先”队员挨了打。黎澍事后得知此事，很不以为然，曾对一位受伤的同学说：“何必去冲击会议？右派也可以争取嘛！”“七七”事变发生前，北平地下党组织曾想到用青帮掩护党的活动，动员师大教授谭丕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开设香堂，吸收一批党员入帮。黎澍对此举持有异议，认为“闹革命何必借助封建势力”。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了挽救祖国于危亡，黎澍毅然中断了大学的学业，由北平回到家乡长沙。对于他来说，抗日救亡的武器，最便捷的便是笔。于是，他便约集同仁，在长沙创办了抗日救亡的刊物《火线下》（三日刊）。这是一份针对下层社会思想问题的通俗刊物，内容充实，有的放矢，给人以明快、清新、实际的形象。但三日刊毕竟不如日报影响大，为着扩大社会影响，1937年12月，黎澍在湖南省工委的支持下，筹备出版日报。次年1月25日。由黎澍担任总编辑的《观察日报》在长沙正式出版。是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正式成立，在党的会议上，宣布《观察日报》为湖南省委机关报。由于黎澍善于抓湖南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展开关于怎样保卫大湖南的讨论，对国民党政府有批评，有建议，主张放手发动民众，加强战备，保卫湖南，因而，创办不久，便引起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注意。张治中主湘期间，确实想团结一切力量，发动民众保卫湖南，于是成立了“湖南民众抗日统一委员会”。当时受邀参加该会的新闻界代表只有两名，一名是历史最久的长沙《大公报》代表，另一名就是历史最短的《观察日报》代表。由此可见，《观察日报》在湖南社会中的影响之大。1939年1月张治中行将离任时，湖南省政府主办的《国民日报》还转载《观察日报》一篇社论，并且加了按语。按语称该社论“立论极中肯綮，当时虽系对张主席而言，要亦不失为今后之参考。”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广州、武汉，当时长沙盛传日军将从南北夹击长沙，以打通粤汉线。因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迁往沅陵，中共湖南省委迁往邵阳，以刘岳厚为代表的湖南一部分国民党地方派人士撤往茶陵。湖南省委考虑到黎澍与刘岳厚熟悉，便决定派他随刘岳厚一道前往茶陵，以便相机开展统战工作。刘岳厚系湖南国民党内与CC派相对立的地方派领袖，在政治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湖南当时很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到茶陵后，为了树立一旗帜，便委托黎澍筹办《开明日报》，由刘自任社长，黎澍担任总编辑，实际主持工作。因为茶陵地方偏僻，难以大量发行，1939年底迁往衡阳，次年一月重新出版。在茶陵时，《开明日报》的出版已经引起顽固派的注意；迁到衡阳后后，斗争更加尖锐。CC派首先通过打进报社的特务分子和其他不满他子对黎澍进行排挤，又在社会上制造各种谣言攻击刘岳厚，诸如“《开明日报》是《观察日报》的复活（《观察日报》于1939年4月被迫停刊）”，“刘岳厚受共产党利用，做了共产党的傀儡”，等等。湖南新闻检查所就设在衡阳，更特别注意《开明日报》，曾在向重庆密报中指控《开明日报》“久违正轨”。1940年2月，黎澍被迫离职。是年5、6月间，黎澍接到党组织通知，立即撤离湖南，前往延安。于是，他便离开家乡，拟经过桂林、重庆北上延亲。在途经桂林时，他会见了国际新闻社的朋友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黄药眠等。在晤谈中，这些朋友希望黎澍留在桂林，担任国际新闻社经理。经中共南方局批准，黎澍正式留下，出任国际新闻社经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黎澍随国新社撤往香港，为我党开展对外宣传而继续工作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黎澍在党组织的护送下，撤退到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协助东江游击队开展对广东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帮助东江游击队的宣传机关编辑《东江民报》（后来改名《前进报》）。1942年8月，因患恶性疟疾，由党组织派人护送到桂林治疗。1943年12月，受党组织委派，前往成都，担任《华西晚报》主笔，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黎澍始终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是我党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他以充满战斗激情的笔，努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和片面抗战路线，积极推动国统区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抗日救亡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还以《华西晚报》为阵地，在成都新闻文化界，发起、领导并组织了“拒检运动”，即拒绝将稿件送交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查的运动。由于“拒检运动”深得人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迅猛，声势浩大，迫使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得不公开宣布于1945年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黎澍在回忆这一场胜利的斗争时，欣慰地说：“我们深感快意，因为这个万恶的制度是由我们亲手把它埋葬的。”郭沫若在1945年底为《华西晚报》题诗一首，诗云：
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
今日九阴犹惨淡，相期努力破鸿蒙。
对《华西晚报》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寄予很大的期望。
1945年10月初，黎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新收复区办报。于是，他怀着战斗胜利的喜悦心情，离开《化华西晚报》，前往重庆听候新的安排。11月，党派他到上海参加筹备《新华日报》出版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工作受挫，他在苏联塔斯社办的《时代日报》工作一段时间后，便接办《文萃》周刊，并担任主编。《文萃》周刊原是由中共中央上海工委支持下出版的，主编是国际新闻社记者、共产党员计惜英，内容是摘要选载内地报刊的稿件，故取名《文萃》。黎澍接手后，决定将它办成为一个时事政治性刊物。由于党组织的支持和领导，也由于黎澍的精心组织和指挥，《文萃》周刊办得有声有色，因而得到社会上各方面进步人士的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为《文萃》周刊撰稿的，不仅有党内的新闻记者、作家、诗人、艺术家，而且还有党外进步的民主人士。宋庆龄在1946年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首先就是在7月25日出版的《文萃》第40期上以《我对当前时局的意见》为题与世人见面的。郭沫若和茅盾诗文，犹如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犀利投枪，广受读者欢迎。邓初民、马叙伦、施复亮、张炯伯的政论，则代表左派民主人士的态度。专栏作家胡绳的时事评论，姚溱的军事评论，俱各文彩飞扬，议论深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还有夏征农的《清理胡适之的脉络》，唐海的《藏大咬子传》，王坪的《上海巴士底狱之围》、唐振常的《失踪人物志》等，都是轰动之作，在社会上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在黎澍主持下，《文萃》周刊从各个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以及暗杀进步人士、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残面目，论证国民党反动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反共内战必然失败的历史趋势，及时报道解放战争胜利进行的消息以及解放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情况，积极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斗争，从而有力地推动第二条反蒋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它也引起敌人的注意和仇视。起初，敌人企图采取卑鄙的手段破坏它的出版、发行。破坏不了，则撕下"新闻出版自由"为装，于1946年10月20日，由上海市社会局下令查禁。黎澍带领编辑部的同志，犯禁办刊，坚持斗争。1947年3月，局势日益恶化，白色恐怖益形严重，黎澍马了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到处受到追捕。黎澍在回忆录中写道：
“其时，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办事机构和人员都已经撤走。一种名叫''飞行堡垒''的警车在上海马路上巡逻，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们感到形势紧张。朋友们见面，都认为我不能继续在峨嵋路《文汇报》宿舍的那个房间里住下去，只能在熟人家里轮流借宿，过居无定处的生活”。
尽管处境十分险恶，但是，对国民党腐败和反动的统治的愤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黎澍毫无畏惧。他在回忆中说：
“我们确是一些没有个人野心的人，唯一的愿望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哪怕地胜利前一瞬间死去，也是甘心的。”
敌人不让公开出版，他们便转入地下，秘密出版；《文萃》周刊遭查禁，他们便易各《文萃》丛刊；"文萃"标题不能用，便变换标题，如《文萃》丛刊第一本标题是《论喝倒彩》，第二本则为《台湾真相》，连出版地址也改为香港坚道20号。黎澍称之为"出版游击化"。1947年4月，党组织通知黎澍撤出上海，这样他才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并就任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还曾兼任《华商报》编辑。
来到香港，脱离了险地，黎澍在完成编辑工作后有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黎澍心底里萌发了研究历史的念头。他在同记者同仁闲聊时曾说：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只以为靠一支笔无事不可为，最后会归于空虚。他认为，记者应该另有专业，那就是研究一门学问，或从事文学创作，或进行历史研究。他当时选择了后者，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就是他在香港时利用编余时间撰写出来的，1948年由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史学著作，解放后经修改、补充，易名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受到新中国历史学界的广泛好评，当时被誉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典范之作，至今仍受到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推崇。黎澍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编余专业，在他一生的历史上，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个选择，却使他从此步入历史学领域，开始了探索历史奥秘的漫长旅程。
1949年4月初，黎澍奉调由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北平，结束了长期的地下斗争的生活，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刚到北平时，他被安排在新华社国内（新闻）部当编辑，不久，又被调任新华社资料室主任。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又被调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1950年5月，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室主任、报纸处处长、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为创建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和开展党史研究工作而辛勤地开拓着。1955年调离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逐步脱离新闻工作，而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杂志的编辑领导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监事长，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职务。
黎澍学识渊博，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研究领域广阔，著述丰富。在50年代，他主要致力于中国近代革命史问题的研究，先后在《人民日报》、《大公报》、《历史研究》杂志、《学习》杂志等报刊发表过《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一九0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五四运动》、《巴黎公社原则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主义》、《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等著作，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内容和外部的条件，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驳斥当时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种种歪曲和诬蔑。与此同时，他还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发表了长篇著述：《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针对当时学术界讨论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理论观点，如脱离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混淆，把农奴式的劳动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工业资本主义，等等，一一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予以澄清，并批评将明末清初的历史近代化的理论观点。这些学术见解，对推动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术讨论的深入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0年调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以后，他完全置身于发展中国历史学的事业。
当时历史学界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史学研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主要表现是：空洞议论多，扎实研究少；只讲阶级斗争，忽视历史观点，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甚至当作标签套语，到处乱贴滥套。黎澍在主编《历史研究》杂志过程中，对此现象深感忧虑，于是便积极组织文章，在杂志上刊用，力图从理论上澄清这种混乱状态，把史学研究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他们请邓拓撰写《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强调历史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约请蔡美彪撰写《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批评将古代中国农民战争现代化的倾向；约请宁可撰写《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他还亲自为范文澜起草《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历史研究中“左”倾空谈的不良倾向。与此同时，他还接受周扬的建议，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力图引导人们正确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尤其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编辑说明”中，他特地提醒读者在学习此书时应该“注意原作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为着什么事情而讲这些话的，正确地加以理解”，“最好查对原文，细绎原意，使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此书出版后，一再重版，它不仅在历史学界，而且在整个学术理论界，都产生过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黎澍一向重视人才，尤其注意培养和扶植确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人，而不论其出身和学历如何。解放前，尽管是在严重的白反恐怖下，在险象环生的编辑岗位上，他在工作过程中仍然培养了一批很有才气而又富有献身精神的新闻记者，其中便有闻名新闻界的“文萃”三烈士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解放以来，他更是满腔热情地提携后进，培养新生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烈事业心和历史使命感，使他深切地感觉到人才缺乏，而传统的习惯和观念，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到处又都在发生压抑新生力量成长的不合理现象，尤其是当时盛行的对“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白专道路”的批判，更是窒息人才成长的似是而非“左”倾高潮。为了保护并鼓励新生力量的成长，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黎澍又一次犯忌抗争，1964年3月12日在《光明日报》上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轰动当时舆论界的评论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文章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保护青年一代，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不要以自己的习惯观点评判青年的行为，因为“人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据以进行判断的某些习惯的观点往往即是足以妨碍新人物成长的因素。”文章列举中外古今一大批革命家、科学家在青年时代就在事业上大放异彩的事例，论证青年人只要有远大的志气和正确的世界观，能够摆脱庸俗和琐屑的个人欲念的纠缠，在年轻的时候就关心政治和社会生活，奋发有为，刻苦自励，力求掌握前人已经创造的知识，勇于进行新的探索，“他的独立担负工作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年龄是可以大大提前的”。这篇文章，立意高远，议论恢宏，对社会主义事业一片赤诚，对青年一代充满着炽热的情爱和无限的期待。然而，当年正是“左”倾思想日益膨胀的年代，尽管他的文章在青年中间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他却受到“左”倾舆界的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处理。其罪名无非是当时习见常闻的所谓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鼓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白专道路”那一套歪道理。对于这类批判，黎澍虽不能公开进行反驳，但心底里是十分鄙视的。他曾私下对人说过：“批来批去，其实谁也没有看出我字面底下隐含的真意。”后来，有人问及此事，他感慨地说：“那就是政治运动太多了。一次运动不仅搞掉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而且还耗费一大批青年的大好年华，使他们忙于运动，而无暇钻研学问，那怎么能出人才呢？”
正是由于黎澍当时不随时俗，能够进行独立思考，敢于时常与当时响彻云霄的"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旋律唱点反调，因而，他自然为时论所不容，不时受到批评。早在50年代后期，他就因为对当时越来越“左”的思想表示过怀疑而被认为是“党内民主人士”，“思想跟不上形势”。在“大跃进”的1958年，被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响山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被下放到湖南长沙县当挂名的县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在该县黄花公社接受锻炼。1960年，则被调离党的宣传机关，到学术研究部门工作。进入60年代，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对他的批判自然一次重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已被内定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列为在被批判的名单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则首当其冲，成为当时报刊上首批被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代表人物”。1966年6月3日，被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假批判，真包庇》的所谓《历史研究》杂志包庇吴晗的揭发材料上加上编者按语，公开对黎澍进行诬陷。“按语”称：“自从1961年来了一个新主编，《历史研究》便成了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大毒草。”为此，当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社论”一篇，题日“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狂热煽动对黎澍展开批判斗争。此后八年，黎澍长期靠边站，遭受打击迫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黎澍精神振奋，精力旺盛，全力以赴，投身理论、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富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对人民实行的却是极端反动、落后、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在中国制造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触目惊心的历史大浩劫，使许许多多善良的人感到因惑、迷惘：为什么经过百来年长期、剧烈的民主革命的反复扫荡、冲击，又经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洗涤，还会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出现“四人帮”这样一种极端保守、落后和反动的封建法西斯势力？又何以在社会生活中，“帝王思想、特权思想、贾桂思想、阿Q精神等等，至今仍鬼影幢幢，若隐若显？”作为一名理论思想工作者，黎澍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便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便率先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四人帮”展开全面的批评。他不仅从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上，令人信服地揭穿“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史研究是一场骗局，其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建立以江青为女皇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产生此类历史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黎澍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而经济、文化落后的结果，就为落后思想的存在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以，“旧的思想不易根除，其中特别是封建主义思想，由于有二三千年长期统治的历史根源，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往往在人们头脑里现出难以磨灭的烙印。”因而，他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我国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任务。”
他还指出，由于我们从旧中国承受的基础太差，人口又不断增加，工作则不断受到林彪“四人帮”一类的破坏、干扰，因而，我们的成就与实际的需要距离依然很远。因此，我们必须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必须以先进的大工业为基础”；“只有当我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时，又经过不断深入地批判各种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革除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传统、旧习惯，才能最后消除类似‘四人帮’所造成的那种复辟倒退的现象。”
诚然，这些见解，在今天已成了我国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在1977年那样的社会历史氛围下，能从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思考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的问题，却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黎澍在历史学领域也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其见解主要有：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问题。早在1979年，黎澍就指出：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
他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
“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
黎澍这个见解，对于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具有导路前驱的作用。
二、对暴力历史作用的再认识。过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其所以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作为近代史的两次革命高潮，而贬低戊戌维新运动，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前者系暴力斗争，后者则是改良。黎澍在1979年就指出：“戊戌维新与义和团不可同日而论。”义和团是农民的自发斗争，具有反帝爱国性质，但它笼统排外，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终不能不变成清朝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它企图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尽管它的改革是不彻底、不切实的，最后归于失败，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重要得多。“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这种革命，影响及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默默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意识。它要求首先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文化教育，经过长期积累，然后自然完成”。“暴力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改变传统的表现形式，不能改变潜在的思想意识。这是为近代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这是黎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革命所揭示的一条规律性的认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三、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道路的再认识。以往人们对旧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所实行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一类主张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批评他们走改良主义道路，因而对他们工作的意义也一概抹煞。黎澍在1979年就对他们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他们一般是感受到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却是一种否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对革命认识不清，但并不敌视或反对革命，而他们所专心致志的实际工作，从长远看，却是为国家所需要的。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利于改变群众中存在的严重的愚昧落后的状态，这对革命有利，而对反动统治不利。至于他们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所作出的创造发明和所培养的专业人才，革命胜利后则成了人民的宝贵财富，对新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见解今天固然成了人们的共识，但在1979年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四、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运动的非常规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说，在世界近代史上，总是首先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资产阶级，然后才产生反映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由他们所组织、领导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或革命运动。然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情况则不同。黎澍指出：
“近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是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情况相反，资产阶级代言人、活动家和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奔走政治改革的积极分子，本身往往都是爱国者，因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认识到拘守成法不行，只有下决心改变旧制度，发展工商业，革新教育，奋发图强，才能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但是，当时民族资本刚刚开始发展，力量软弱，同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一日千里的形势，相距甚远。资本家对维新运动尚且采取回避态度，对革命尤其反对。190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才开始形成，并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但总体上看，他们同革命仍有相当的距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戊戌维新尽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但却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却遭到资产阶级的冷待；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但却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这个理论观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具有创新意义。它对科学地说明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五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黎澍指出，古代中国的地理观念与近代中国的疆域国界是完全不同的。把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国"，是沿袭历史上使用的传统称谓，绝不是把不在中原地区政权治理范围内的其他民族，排斥在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外；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历史阶段，因而，古代民族关系、民族斗争复杂，而且经常与政权纠缠在一起。在古代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斗争的反复曲折的过程中，各民族都涌现出一批为捍卫本民族及民族政权正当利益而斗争的英雄人物。这类人物，对于本民族来说，是民族英雄；对于本民族政权来说，则是爱国英雄。因为在古代，列国并立的地方割据性同高度集权专制的大一统一样，都是封建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因而，古代的爱国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应予以有分析的肯定，但不应过于夸大，因为古代封建政权都是典型的家天下，忠君爱国不分，爱国局限性很大。他还论证，中国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虽然经历了十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它的主要完成形式，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和亲"之类的友好手段，而主要是战争征服。正是古代的民族战争，推动和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过程，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主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汉族虽然起到了文化向心力的作用，但其他民族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并为汉族文化的进步注入新的活力和血液。举世震惊的敦煌文化，绝不是纯粹的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典型形象的“唐人”，也绝不是纯粹的汉人。因而，在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其他民族应该是、也只能是平等的。
黎澍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一生辛勤笔耕，著述丰富。解放前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的文章数量很大，尚待整理。解放以来主要学术著作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再思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早岁》等。黎澍在学术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界对其学术见解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黎澍先生生平主要活动简表
1912年2月8日 生于湖南醴陵。
1925年 在开原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 转如长沙长郡中学学习。
1931年 在湖南省立一中学习，毕业。
1934年 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
193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 辍学，回长沙，创办《火线下》（三日刊）。
1938年 任《观察日报》总编辑。
1939年 主编《开明日报》。
1943年 担任成都《华西日报》主笔。
1946年 在上海主编《文萃》。
1948年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他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1949年 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
1950年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历任秘书室主任、报纸处处长、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
1960年 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
1988年12月9日 逝世。享年76岁。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转载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