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逝世，瞬届十年，墓木拱矣。朋友们思念他，怀想其超前的学术思想，足以惊世动俗的先发之见，每相与而叹曰：“天戕斯人，丧我学术。”躺在京郊万安公墓的黎澍，当也同其不能平静。相信他也在考虑问题，议论文字，为当世学术殚精竭虑，发其光芒。京中旧友，议出纪念集，以为黎澍卜年祭之献。写此小文，略述黎澍学术思想过人之处，供作纪念集的补白。

与黎澍交，至他逝世前，越四十有五年。四十五年对他的印象，集中到—点，那就是他永远在不停地思考问题，而又永远不满足。一个问题似乎解决了，继之又产生新的问题，又继之以思考。如是巡回返复，他脑中似乎永远装满了问题，永远在思考。然新问题之产生，实旧问题之解答，新旧相替，黎澍每每便长时间走在一般入的前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几个朋友相与颇自发舒，每指天画地以为无事不可为，不免横冲直闯，以为天下皆坦途。黎澍独沈静以待，即使横冲直闯，也总比大家想得多些，前瞻后顾，多所虑及。因之，很自然的，朋辈之间，无论于工作，于生活，于写作，黎澍皆成“发纵指示”之人。远者，我的学位论文《论新闻自由》，就是他所建议的题目。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个极尖锐敏感的题目，触犯时忌，是所必然。正由于黎澍的“发纵指示”，使我才能为此事。以至于“文革”以后，我的某几篇历史论文，也都是他出的题目．我曾在给他的信中戏言：“平素为文，多跟着你的指挥棒转，我无悔焉。现在出题做文，我亦欣然；”1978年，黎澍考虑制订全国史学十年规划，来信要我组织一个班子，写作多卷本《上海史》。我初未敢应。翌年在成都举行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其事得定，我也就将重点转入了上海史研究。其时我对上海史所知甚少，此事于我，近乎阴错阳差，后来方渐知上海于全国的特殊意义所在，上海史之独特，正显出它在全国史学中的重要性。而黎澍于此，其所具先见之明，乃是经过一番探索得来。他曾经认为地方史不能反映规律性，因而不甚赞成花力气去写作。后经思考，又结合上海的实际去考察，他改变了主张，所以才在史学规划中特标多卷本《上海史》一项以待完成。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那些年史学工作者包括黎澍在内常挂口边的咒语。而究其实，搞了多年，到底一部史学著作反映了什么样的规律性和如何去反映所谓规律性，人莫得言或人言言殊。及今看来，如实反映历史，纳入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去写历史，在历史中求史识即是历史著作的使命，用不着念什么咒语的。上海史由其特殊乃成典型。黎澍对此，深为明白。经过十年努力，我们的《上海史》出版了，惜黎澍未能得见，先此书·年而去了。我对他提出的多卷本《上海史》打了个大折扣，只是那么一卷。如今，上海史研究早成显学，国内外的研究者甚见规模，而上海历史研究所经营多年的共有—卜多卷的《上海通史》亦完成有期。抚今追昔，“发纵指示”之第一入，应是黎澍。举此一端，亦足以见黎澍的先见之明。 

黎澍从事历史研究，始于辛亥革命和袁世凯这一专题。时在1947年至1948年之香港。论题或触机于蒋介石之所为而起，他未曾说及，我未敢断言。然写成并于1948年出版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则是—部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以事实为依据，论定辛亥革命之必然发生及其历史意义，复及于这一革命先天软弱之听在，以至于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之由来。这部书是到彼时为止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最完整最系统的科学性著作，因而备受学术界重视。誉之所加，黎澍未曾满足，反倒是回头去严格审视他的这部著作。审视的结果，他对这部著作感到不满足。进北京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倾全力进行修改，首尾各加一章，提纲挈领，明其渊源变化，所谓纵贯横通，于此得之。各章之内，亦夫多所修改，事实有所增易，论议更为有的放矢，文字之改动使之文采更增。书易名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于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有北京版发行。新作出版之后，黎澍即不复再出版旧版。从上面这一简述，可略知黎澍对待所研究问题的永不满足，精益求精的进取之心，而这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可称为黎澍精研辛亥中国政治的代表之作，其书得到了学术界的崇高评价，被誉为典范之作，至今为治中国近代史者所必备。 

但是，黎澍并未停止于此，他依然感到不满足。此后多年，他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频有专题论文发表。就所见，诸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奋斗》《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等，皆于所论问题述其所见。最集中论证辛亥革命之作，乃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发表的长文《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及其《关于<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的说明》。称为“再认识”，即表明了过去认识有所不足或未备，因而须要重新考虑。此文最具系统性，既是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复是对历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总结。因之，有的放失，言必有据，绝非放言高论的空泛之作．1981年在武汉东湖宾馆大礼堂听众热烈的掌声，就表示了学术界对他这篇论文的欢迎。尤为具见黎澍其人之精神者，他把自己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得失放在其中，重新认识，所以此文也是黎澍自己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总结。这，更可见黎澍的永不满足的精神。 

黎澍对于自己的著作总是不断反思，因而常自承错误，修改旧说，这种精神尤强烈表现于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自己有一段话，是最真实的自白，是对自己最严格的剖析．他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令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人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他并不以“再思”为止，说：“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事实上本书辑录的文章已经显示出这种必要，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再思集·前言》说得多好啊!本诸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自己的理论、学术均置于实践的检验之下，以判正误。黎澍正是这样的一位躬行实践者，所以他能不断进步，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黎澍是历史学家，还是理论家、思想家。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唯历史的真实是求。作为理论家，他深知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之重要。作为历史学家而兼理论家，他既不空谈理论，亦不只求罗列史实，他的文章著作，总是虚实并举，既予人以史识，又能为理论的理解。而这当中，他所具的思想家的本色，则显得非常重要，其著作之能高屋建瓴，—本于此。正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并且尖锐地提出问题，不管什么家法成法，其不能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无论出于何人的思想，他都敢于怀疑，敢于批评，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学术界常常口头上讲，而未必都能做到的，文章著作能发入之所未发，之所不敢发，乃至发千古之覆。黎澍于此，独擅胜场，其代表之作，则是关于历史的创造者的几篇专沦。对于这个问题，他经长期研究，深探经典著作，掘发这一理论多年来在实践中造成的迷乱，直刔本根，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思想家的深邃，理论家的严密，历史家的精到，于此毕见。此为学术界所共知，不赘。 

黎澍并未到此止步，他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在继续探索．如《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与求是杂志记者谈话》，就是对于一切都加上阶级斗争这个帽子的严正批评。他在逝世前不久1988年9月20日给我的信中说：“《求是》谈话，插进了—篇文章的开头一段，旨在试探反响。现在可以判断，无人反对。甚至可以说，反应还算好。因为无可反对。下面文章就难说了。我想说文学艺术史都不是阶级斗争史，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以为如何?”这个研究，可以说只开了个头，天不假年，猝然以死，乃成绝响。 

他人所不能为者，黎澍何以能为?陈寅恪先生一生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谆谆教人，巍巍然遗世而独立，真正能做到陈先生所教的人，少之又少。黎澍是真正具备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纯正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反面是“曲学阿世”，黎澍冶学，绝不曲学阿世，他说的是真话，是以受人尊敬。 

我曾经在悼念黎澍的一篇文章中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黎澍大彻大悟了，是以晚年愈益发其学术光辉。现在看来，此语不全。黎澍诚然在“文革”之后更加焕发出他的学术光辉，然其思想之变，之大彻大悟，则远非源自“文革”之降临斯土。其身所经，其学所验，积渐以成，如同对昔日社会的认识引起他思想变化一样，以黎澍的冰雪聪明，他对于现实社会的观察，对于其中的非正常现象，自亦不能不有所思。黎澍是在“文革”后第一个最激烈最尖锐提出反封建主义的入，此是积久观察体验所得。而于“文革”之封建主义大盛，乃能有深切的感受。举此一事，以说明黎澍思考之深。其后，所历更多，于学术实践中，于理论思考中，黎澍是日益精进，本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发为不同凡响之著作，不侮食而自矜，不曲学以阿世，是所必然，别后十年，谨以此语论黎澍之学，颂黎澍之人 

1998年6月23日  10月13日修订 

    （资料来源：《文汇报》1998年11月8日，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