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研究明清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李光涛先生的名字，没有一个人没有读过李光涛先生的著作或使用过他编纂的资料。这样一位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于1984年12月31日在台北因车祸不幸逝世。从海峡对岸传来这一不幸消息，李光涛先生青年时代的老友和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后学，都为李光涛先生的不幸逝世，为我国失去了一位著名学者而感到悲痛。

李光涛先生，安徽怀宁人。1902年7月5日生于原籍。李先生著述之丰，车载尺量；而以整理明清档案之功业，名闻中外。这位名闻中外的学者，论出身和学历，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他既非出身高贵，也无显赫学历，而是以他那数十年如一日坚毅不移的精神，勤苦自学逐步成长起来的。 

童年时代的李光涛，家境贫寒，年幼便失去了父亲，随母亲和姐弟寄食于一个抚恤孤寡的机构 — 清节堂。年仅十三岁，便离开母亲和姐弟，到异乡独自谋生。他的艰难中谋生，也在艰难中求学。由于他刻苦自励，勤奋过人，终于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夏，李光涛先生毕业于该校，任职于海关。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拟由广州迁往北平。 

这时在北平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的结局，不仅影响了我国明清史研究的前景，也决定了李光涛先生个人的生活道路。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档案”案。档案盛以麻袋，而且以千计，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八千麻袋明清档案，竟以每麻袋半块银元的贱价卖给了同懋增纸店，准备当作造纸原料。幸亏罗振玉知道后以三倍的价格收购，后又以一万六千元价格转卖给李盛铎。这些档案几经转卖，身价倍增，虽有损失，总算到了藏书家手中，幸免于变成纸浆。不过危机并未过去，“满铁”早已垂涎，这批档案还面临着落入外人之手的厄运。 

1928年6月，这时刚刚就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得知此事，便向刚刚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提出，收买李盛铎所藏的这批内阁大库档案。这是两位行家，又是热心人，在创建伊始、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果敢决断，迅速办成此事，筹款两万元收购了这批珍贵档案。这八千麻袋的明清档案，归属于史语所，可谓得其所哉。 

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后，便将档案移存午门楼上，开始进行整理，由傅斯年、徐中舒先生筹划，招雇临时书记十人，工友二十人，由徐中舒先生负责领导进行整理。李光涛先生得徐中舒先生之引荐，于1929年9月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临时书记。所谓书记，职位很低，而且还是临时的。不过从此开始，历经艰辛的李光涛先生和险遭毁灭的明清档案结成了终身不解之缘。李光涛先生毕生尽粹于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险些化成纸浆的档案，已有十分之九被同懋增纸店改用芦席喷水包装。当初的整理者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的。每天要在浓雾般的灰尘中工作八小时，把堆积如山的“烂纸”一张一页地展开铺平、分类、重新包扎，经过初步清理，灰尘竟有一百二十麻袋，估计重量为一万二千斤。据当时记载，整理者走出工作室，鼻腔里塞满了黑灰。史语所整理档案之初，特订工作规则十二条。这十二条工作规则，极为严格。例如第三条，“休息时间，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三时二十分，每次计休息二十分钟，地点在工作室外走廊。所有应用早点或吸烟吃茶以及上厕所事，俱在休息时间内为之。”又如第四条，“在进入工作室时，其工作室大门，由管理人将锁锁上，一切工作人等不得随意出入，并不得在室内有交头接耳或谈话行为。”薪资原本就很少，迟到或请假，都要扣除薪资，迟到五分钟，罚金以一小时计算。当然成绩特别优异的，酌增薪金，以资鼓励。傅斯年先生还规定，必须逐日写工作日志，并指定由李光涛先生负责。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和严格的工作制度下，李光涛先生勤奋不懈，史语所傅斯年先生遂授以实缺，留任史语所书记，逐步遣散其余诸人。也是艰难玉成了他，李光涛先生在自学中逐渐成长，由书记升任练习助理员、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院、编纂，1962年升任研究员。1975年8月退休后，仍每日往研究室工作，照常撰述不辍，直至辞世之日。学贵有恒，李光涛先生勤奋好学精神，为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榜样。 

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自1929年9月起，至1930年9月30日全部完工。速度之快超出了意料之外。罗振玉根据自己的经验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二十五人至少需要四年，现在只一年就完成了。李光涛先生回忆说：“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订得太好了。”1932年底，所有已清理的档案，全部分类完毕。虽未编号登记，然重要档案，已有简明目录可查。至此，这项档案已可按年索求，供研究之用。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大规模刊行问世的良好开端，也是整理明清档案的先驱者们的第一批成果。选编、校印以至成书，固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诸前辈首倡之功，督导之力，而实际工作，大多出李光涛先生之手，功不可没。乙丙以下，循序刊行，以至于癸。计十编，总共一百本，一千余万字。李光涛先生负责纂辑的史料，除《明清史料》外，还有《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专书计有《明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三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多儿衮征女朝鲜史事》、《熊廷弼与辽东》。在史语所集刊和中央研究院院刊上先后发表的论文约五十篇，此外在《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复刊号、《学原》、《学术季刊》、《孔孟学报》、《幼狮》等刊物上发表的五十余篇。李光涛先生生前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明清史论集》，已由台北商务印书馆于1971年出版。 

这些论文和专著，多集中在明末清初，选题虽不广博，但以专深见长。明清之际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征战纷繁，史实记载极多歧异，《清实录》及《明史》等官书，对清代开国史颇多讳饰。因此，弄清史实，至关重要。李光涛先生常据档案原件，参证其他文献，去伪存真，钩沉索隐，匡谬纠偏，拾遗补缺，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为中外学者所公认。李先生用力至勤，求专求深，故其收获独多。著述中不少独到之处，见人之所未见，说人之所未说。李先生鞠躬尽瘁，献身祖国的学术事业，功在国家，利在民族。 

李光涛先生热爱祖国，治学严谨。尽管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偶尔涂上一些与学术著作不甚协调的政治色彩，读者会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活环境去理解，决不会求全责备。人们怀念的是他研究祖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人们景仰的是他那整理明清档案不畏艰辛数十年如一日的开拓者的精神。 

李光涛先生与世长辞了。他以他的丰硕成果奉献给了中华民族，他的盛名将永远留在人间。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