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架上的书与众不同。对我来说，著书也罢，作文也罢，主要依靠的不是坊间已经出版的各类著作，而是我的手抄本。
我自幼有抄书的爱好，觉得抄书可以加深理解。因此，1963年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就一头钻到图书馆去抄。我的专业是中共党史，可我偏偏想当诗人。我几乎翻遍了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抄录了很多诗歌、文学评论和创作方法，如痴如醉。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后来，我的秘密被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告到辅导员那里，连何干之师都知道了，说是“不务正业”。从此，我转到抄历史专业的资料。可是，“四清”、“文革”接踵而至，直到本科毕业，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文化革命”后，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搜集史料全靠手抄笔录，我用这种老办法积累了大量未刊资料。从内容来说，我的手抄本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档案与书籍，其次，则是北京等地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信札、日记、笔记等史料。
手抄本的形成，并非我一人之力，内子、女儿，还有诸多学界朋友均提供了帮助。上世纪80年代，每逢星期天，内子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帮我整理校对抄录的史料。朋友中帮忙最多的，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已故副馆员耿来金。此君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近代史所资料室，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忠厚待人，不图名利，对图书管理员岗位格外敬业，颇有燕赵古君子之风。我能遇到他，是靠戴逸先生。1981年我研究生刚刚毕业，戴逸先生领导的清史编委会刚刚启动，我便参加了《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撰写与组织工作。编委林增平先生称我为“提调”，其实就是跑腿。为了充实人物传稿的内容，戴先生为我疏通路子，到北京的一些藏有未刊史料的图书馆去“挖宝”，最有收获的当属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还有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室。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耿来金，二十年过去了，他抄录的未刊信稿，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真是愧对故人！
自1980年代以来，我所撰写的论文与著作，几乎都是凭着这些手抄本的史料。有的同行戏称我握有“秘密武器”。其实这些史料绝大部分藏身于公共图书馆，只要肯下功夫，人人可以看到。只有极少数的史料来自私人图书馆。如翁同龢之五世孙翁万戈先生的莱溪居图书馆。那里收藏了翁心存父子所遗留的绝大部分档案、书籍和字画。翁万戈先生最初听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他通过其老友费正清找我，只说姓孔的；于是，费正清把他介绍到孔飞力那里，闹出了笑话。终于从孔飞力那里，找到我的电话，真可谓主动热情地“送宝上门”。他十多次邀请我与内子到莱溪居抄书，我在他那里的确获得了不少宝藏。在莱溪居抄书，条件最佳。居住在空气清新的原始森林里，丝毫听不到人间的喧嚣，溪水潺潺，绿叶满山；呼吸的空气，仿佛经过过滤似的，夹杂着浓浓的树木花草清香；就餐则是翁先生夫妇，后来，翁太太仙逝了，则是翁先生自己，开车到十多公里以外的西餐馆。翁先生戏称：“这不是我请你们，是翁同龢。”我深知此话之含意。在莱溪居我看到了《翁文恭公日记》的原始稿本，抄录了许多清末要人函札。
我的手抄本，有大有小，规格不一，还有的是一张一张旧纸合订而成，更有的是装在纸袋子里，乱糟糟地排在书架上，很不起眼。但是读者诸君切不可小瞧这些手抄本。它的内容可以帮助我写出一篇篇新意盎然的文稿，向已有的结论挑战。台湾“中央研究院”已故院士黄彰健先生功力深厚，海内交推。他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我是1980年代初才看到的，很受启迪，从中学到了前辈学者的考证技巧。可是，我也发现黄先生不少论断，与我的手抄本所记内容迥异。
例如，黄先生认为谭嗣同临终前的《狱中题壁》诗不可信。他专门写了一篇《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该文断言：“谭氏这首诗的真实可靠性是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我的手抄本里，却有刑部官员唐烜在戊戌八月的日记中记录了此事。唐氏写道：
廿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後，诗云：望门投宿怜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相传谭某与林旭最为康逆所重，预谋为亟，想非谬也。
黄先生后来说：“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我的手抄本增添了许多中日关系史的内容。2002年之后，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东京大学之邀，先后五次赴日。日本外务省等处的档案，如同磁石一般强烈地吸引了我。在东京期间，我与内子，一有空闲，便从我们所居住的东京大学馆舍白金台，步行至六本木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抄档案。我把国内所抄内容与日档进行比较，产生了许多新认识。于是，我与村田雄二郎先生合作，一边教课，一边对这些日本档案进行研讨。村田是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娴熟中国近代思想史；又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熟谙中文，能够把明治时期的古日语，一字一句地准确翻译成现代汉语，从而使我们的合作卓有成效，已有四本有关晚清中日关系史的著作相继问世，解决了近代史上长期存在的不少疑难问题。诸如伍廷芳与日本外交官之密谈；刘学洵、庆宽赴日实行联倭杀康梁之策；孙中山在日活动及与刘学洵关系；陈天华蹈海前不赞同革命党人的激进主张，而与杨度观点吻合；黄遵宪出任日本公使的任命并非由于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主动邀请；严复的《国闻报》与日本的关系等等。
最近，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出示了一件抄录的清代档案：“庚子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召见单。”此单由军机章京书写，记载慈禧与光绪所召见的官员名单。该单记载慈禧逃离京师之前的二十天里，至少有十六天召见奕劻，而且大多是与端郡王载漪同日召见。
大凡懂得清史的人都知道，太后与皇帝召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义和团运动到今天已经110年了，大家都认为奕劻反对义和团。当年的义和团在揭帖中说，庆亲王信了天主教，因此与义和团为敌；还有一位颇有头脑的官员，名叫李希圣，他是张百熙接管京师大学堂后最重要的助手。他亲身经历了京师义和团事件，在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庚子国变记》，很受学界推重。李氏记载，荣禄曾劝慈禧别杀徐用仪等人：“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会城破而免。
可见，自事件发生以来，学界大都认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奕劻与慈禧对团民看法尖锐对立，势同水火。然而，此次所发现的召见单一下子推倒了这种传统说法。事实是，奕劻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一直为慈禧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二人关系诡秘，其亲密程度，无人可比。当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炮火连天，风声鹤唳，慈禧几乎每天见奕劻与载漪，密商对策；相反，那位要为自己“留条后路”的军机首辅荣禄，“孤危愤切，一无可言”，受到了慈禧的冷落。以至于慈禧决定西逃的重大决策，这位武卫军的统帅，居然全不知晓。列强攻占北京之后，荣禄逃往河北保定一带。他在给同旗之亲信密函中抱怨：“不图扈从诸人利兄之出，竟不容赴晋朝天，中间留滞畿南，备尝艰楚。”上文“扈从诸人”，主要是指奕劻、载漪等慈禧之追随者。
可见，紫禁城的高墙，割断了外界消息来源，迷雾重重，至今莫辨。即使是当年有些头脑的京官，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波，也搞不清楚清廷最高层人物间的相互关系。难怪主持人在会议总结时评论：这件档案的发现，会引起晚清史研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整个晚清高层人物的关系，须重新洗牌。而这些重要观点的最早产生，都是从我抄写档案的那一刻开始的。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1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