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殒落，辽海悲歌，

长白仰止，松水哀呜。

电话中惊悉恩师爱新觉罗（金）·启孮先生，不幸于2004年4月10日凌晨谢世，噩耗传来，万分震惊而悲恸，潸然泪下，愕然半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以抑止这悲惋之情，含泪写下这篇怀念、哀思和景仰恩师的文字，以示哀情。

启孮先生乃爱新觉罗皇族后裔，当代女真满学兼通的资深学者，一代大师，他的逝世是女真满学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恩师益友。

一、家学渊深  名门之后

我与恩师启孮先生结识交往已有二十六个春秋了。那是1978年初秋，我有幸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向金先生进修女真文、满文与金史二年，深受先生的言传身教、提携和教诲，无论是严谨治学，还是忠厚为人，都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迪，对先生的家学渊深、功底笃厚、学识渊博和为人品德多所了解。他满腹经纶却虚怀若谷，总是那样谦恭好客、培育后学，他热情诚恳，对来自各地的求学求字的学子均能满足要求，欣然赐教赐学，没有半点勉强的意思。令我最难忘的是他曾几次与我谈起他那鲜为人知的家世和治学经历，使我深受教育启迪和景仰。

先生出身于名门之后，家学渊深丰厚。他生于北京满族爱新觉罗家庭，为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五子荣亲王永琪（1741—1766年）七世孙。荣亲王这一支在文化艺术上出了不少人才，可谓书香门第，荣亲王永琪擅长汉文、满文、蒙古文、骑射和算法，汉文书法亦精。其书法以楷书见长，有作品存世，是位多才多艺、文武全才的人。第二代荣郡王绵亿（1760—1815）自幼生活、学习在宫中，后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分府，府在今北京西南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府中除殿堂楼、阁、馆、斋、堂外，花木极盛，又引太平湖水入花园，风景优美。其家学实育成于此。荣郡王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善背经史如文泻水（见《啸亭杂录》）书法以行草见长，善学王羲之，又擅画白描仙佛，得王维、吴道子之遗风（见《写春精舍词》），满蒙语文、骑射、算法乃为所长，又喜音乐，集包衣子弟为“南什番乐”因自号南韵斋。又擅制墨，当时其家所制的墨，称“南韵斋墨”，至今仍为文物行所推崇，但已不多见。荣郡王在文学书画等方面虽擅长，但仕途多坎坷，虽曾任管纛大臣，管围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蒙古都统、汉军都统等要职，而屡罢屡起，直到晚年。

第三代奕绘（1799—1838），荣郡王之子多罗贝勒，是其家学的黄金时代。奕绘字子章，初号妙莲居士、幻园居士、又号太素道人。著述颇多，初与嫡室妙华夫人合着《妙华集》（即《妙莲集》《妙华集》）又着《子章子》《写春精舍词》、《明善堂文集》等其中诗名《流水编》、词名《南谷樵唱》最著名，南谷指北京房山大南峪别墅（后为园寝）。侧夫人西林太清（即顾太清）为清代中期著名女词人（现代称之为清代第一女词人）着有《天游阁集》，其中着名词篇《东海渔歌》以配《南谷樵唱》。奕绘曾奉敕与王引之合着《康熙字典考证》曾管理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并管钦天监事务，其算法即承之于祖、父两代，更加精审，算学曾着有《本形篇》（系三角、几何之类）又精通拉丁文，满蒙语，骑射自然不废。故此进其家学已然正式形成，即语言学、汉文学和算学。

先生的父亲恒煦，字纪鹏，又字光平（1899—1966），他自幼喜读书，擅长文史，又学满文于舅父松贤。松贤着有《祖国渊源录》，实乃满文辞典，为当时有数的满文名家，恒煦在其父的影响下又攻读英文和法律，但仍最喜欢文史和语言学，尤其注重女真满文兼通，他平生治学有三大成就，其一，辛亥革命后，他尽阅府中档案，在其父《纪事珠》的基础上，写成《荣府家乘》（家史）一书，取材丰富，为清代记录王公府邸唯一的历史书，清昭槤虽有《礼府志》，惜已失传。其二，以满文研究清史，多所创获。如他认为努尔哈赤、舒尔哈赤、雅尔哈赤之名，乃“猪皮”、“小野猪皮”、“豹皮”之义，因通古斯各族小儿，常以幼时服何皮之衣，即以命名。三仙女佛固伦义名，乃“故国”之义，传说并非无意义之故事，实乃说明满洲出于故国之金朝。其三，研究女真文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曾标点《金史》、《太祖本纪》，细研《金史》，又以满文为工具，解读女真文学。曾写有单篇论文多篇，其中《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十分雄辩而有力地说明女真大字出于契丹大字，女真小字出于契丹小字，对解决女真字大小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他与启孮先生合着《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一部驰名中外，被誉为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里程碑之作，是女真学满学兼通的奠基人。

启孮先生就是在这种家学渊深的基础上，经过他毕生孜孜以求，勤奋治学，终于成长为当代女真满学资深学者和大师，绝非偶然。

二、功底敦厚  治学严谨

先生的国学功底敦厚、治学严谨、自幼深受其父的教诲，谙熟满族历史和清代掌故，因而立志攻读文史。1939年考入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并在报刊上经常发表诗、词及有关词的文章，至是又受晚明诗界小品的影响，对后来文章风格左右较大。大学期间便是其父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助手。20世纪40年代东渡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以女真—满学为学习重点。

留学期间深受日本金史大家三上次男先生的真传和教诲，曾用日文写过论文《徽钦二宗北行考》、《满族的民谣》、《满族风俗》等，均有好评，翻译了三上次男先生《金代女真研究》一书，后来又写过《北亚萨满教崇信的各种精灵》、《新疆的满族》等，表现出青年时代即有深厚的功底，史学写作多所建树。回国后，又于1949年北京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班毕业。解放初50年代，在北京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58年调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曾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兼任内蒙古社联副主席，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女真满学，既女真语言文字，女真族史，满族史，兼及蒙古史和中国文学，既红楼梦及诗词。1982年因辽宁筹建民族研究所，调至辽宁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兼《满族研究》杂志主编，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副会长、顾问等。1988年离休回故乡北京，专心著述，安度晚年。

三、著述等身  女真满学兼通

金先生平生著述等身，成果丰硕，是女真满学兼通的资深学者。其主要代表作有：《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与其父金光平合着），1980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系其父子二人数十年研究女真文字之心血汇集，初由内蒙古大学的学报1964年二期以单印本专号刊印，人民日报曾予以报导，该书正式出版后，颇受国内外学界的赞誉和好评，认为是研究女真文字之里程碑之作。在这个书中提出一些很有影响的学术见解，诸如：女真字脱胎于契丹字和汉字，现存女真字出于契丹大字。而锦州西孤山《肖孝忠墓志》的契丹字是契丹大字，辽庆陵哀册石刻的契丹字是契丹小字。本书还详论了女真语与满、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的关系，尤其提出了女真语与古汉语有密切关系的论点，指出女真语译成古汉语反较译成现代汉语更为适宜的论点。研究女真文字当以碑铭石刻为主要依据，石刻中又当以《女真进士题名碑》，《大金得胜陀颂碑》字数较多，字迹完整，策划规范，足资参考。而明代《女真译语》虽为较好的工具书，但是其中的“来文”，实为明代四夷馆所代拟，系用女真词汇按汉语语法堆砌而成，只可作为史料，不可作为语言借镜。该书中指出德国著名学者W·葛鲁贝用柏林本《女真译语》、固然很好，但有重复误合现象，原计698字，实有694字，经研究多方补充，共为903字，较葛氏多出205字。书中“女真字的构造”“女真字的读音”“女真语法”各章，也有独创性的新见解, 具有开拓性意义，书后附有碑释五通，其中三通为首次译释。此书无愧为当今世界上首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专著。由上可见，此书确为两位女真满学兼通的资深学者，大师成名之扛鼎之作。

《女真文辞典》为前书的姊妹篇，是先生历时十年心血编成，1984年也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女真文工具书，其内容依汉字策划排列部首，分编为五类，三十八部，十一附目，标出字源，拼音、字义、举例、文学属类和作用，该书1986年获辽宁省社联优秀工具书一等奖。此书比德国学者葛鲁贝、美国学者日人清濑义三郎编号排法进步。正是由于以上两部著作的出版，乃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译着《金代女真研究》，原著为日本著名金史学者三上次男，全书共40万字，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女真与金史的代表作。书前“作者的话”称这本书由于译者的辛勤劳动，能够介绍到中国，表示深为感谢。实际上这个译作是先生在20世纪四十年代留学日本时翻译的。可见当年先生即立志研究金史和女真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女儿乌拉熙春已经成长为新一代传人，2003年父女合作编写两部大辞典。为日本国文部科学省国际共同研究项目：一为《女真文大辞典》，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总数可达到1307字。另一为《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汇总了所有女真语词汇并将其与满洲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这两部工具书的编定，代表了当今世界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这必将丰富女真学宝库的内容。

在满学方面，由于先生是清皇室后裔，熟悉和了解并掌握大量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因而已出版了多部满学著作。《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被译成德文后，由德国汉堡1984年出了德文版，这是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赴三家子满族屯调查的报告，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外曾产生巨大的影响。

《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京旗的满族》（出版时易名为《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两部著作，均为先生幼时亲闻、亲见之事，“据实直书”而成，是尊重史实，不存偏见，秉笔直书，不同凡响的精湛之作。是保存和延续了满族文化原汁原味的精品。以上三部著作相继出版，将满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还有一部大部头的家史著述《荣府史》，是先生仿《史记》体例撰写的始自荣纯亲王永琪，止于先生一辈的府邸历史，凭借先生作为清皇室后裔，掌握了大量丰富而珍贵的史料，这部书对研究清史，满族史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沈水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集了先生所做的大量论文，包括女真学、满学和红学方面的论文，其中尤以《陕西发现的女真字文书》一文对陕西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发现的女真手写文书残页11件进行了整理和深入研究，发现文书上的女真字早于石刻上的女真字，有的竟直取自契丹字形；文书上的女真字几乎全是表意字；从个别字上，尚可看出女真字从意字向音字转化的痕迹；从而证明存世的碑刻女真字是女真大字。并推论我国和原苏联出土的银牌（日本学者称“银简铭”）上“二合”并写的女真字和《龠州山人四部稿》、《方氏墨谱》中“二合”、“三合”迭写的女真字当系熙宗改制的女真小字。其后，世宗推崇太祖，尽废熙宗所颂字体，故大字行而小字废，意字、音字、均用女真大字直书，造成传世者多为一种女真字。虽然这种看法尚有待进一步论证，但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女真制字方法论》一文，也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文中对日本著名学者山路广明《女真字制字研究》一书进行了评价和商榷。该文既介绍了山路氏所归纳的十种女真字制字方法，指出这些制字方法公式，确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对女真文字进行“说文”式的研究也有启发，应予以肯定。但也有不足之处，值得商榷，主要问题是；山路氏把女真制字的路径想得过于复杂；再就是认为女真字都是用汉字的“基字”，增减或改变笔划而成，忽略了还有一部分女真字是以契丹字为“基字”增减或改变笔划而制成等。本文认为，女真字的制字方法，所取材的“基字”是双轨的，而不是单轨的。他经过研究认为，女真字的构造是由三条径路而来即：1、以汉字为“基字”，或取其意义，或取其读音，增减或改变其笔划而制成女真字；2、以契丹字为“基字”，或取其意义，或取其读音，增减或改变其笔划而制成女真字；3、以既制成的女真字为“基字”，增减或改变其笔划，制成与原字意义有关联或读音相类似的新女真字。依据上述三条路径归纳出六种制字方法，并分别举出若干例证加以说明，很有说服力，把众说纷纭的女真字制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女真文字和语言对祖国文化融合发展的贡献》、《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以及《女真文词条》四则，对介绍女真文字本身和研究状况等，在学术界都产生过良好的影响。

《论金代的女真文学》一文是一篇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文章。文章对金代女真人文学的萌芽、发展、规律和特点，均作了系统的论述。特别是注重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汉文作品与女真文作品之间的关系上，下了很深的工夫，在探索金代女真文学的发展规律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以往研究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化史者，总是把辽金元视为一个阶段，尚无人按朝代进行专门研究，近些年稍有所改变，在这方面本文具有填补空白性质。尤其将女真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大阶段，口头文学是从11世纪前就有萨满“巫歌”，发展到12世纪中叶的“自度曲”，再发展到12世纪末的“本曲”，然后又缓慢地衰落下去，金亡后片断的保留在《元曲》中。文中提出一个精辟的论点，认为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不能单纯的算是汉族文学。它实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学艺的结晶与宝库，内容包括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甚至西北、西南各族的文学在内。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因此它具有像吸铁石一样的文化艺术引力，把一切四围的兄弟民族的艺苑英华都吸引过来，从而也丰富了它的本体。这一论点，对我们理解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乃至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贡献，提供了可贵的见解。

金先生对满族文学名著，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也有精湛的研究，其研究角度仍然是配合满族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红楼梦》是清代满蒙王公府邸的典型写照，著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一层楼》脱胎于《红楼梦》的原因也在于此。本文集中所选《论红楼梦中的北俗》、《红楼梦人名研究》、《红楼梦中的耍猴儿》都是从这方面着眼进行研究的。

《沈水集》之后，又有《梅园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收集了先生在北京梅园寓居期间的精粹之作。另有《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日本、明善堂，2002年）两个集子则是先生祖孙三代（金光平、金启孮、乌拉熙春）关于女真学、满学、阿尔泰学研究的论文合集，反映了家学深厚，代有传人，为弘扬爱新觉罗家族学术成就和阵容，成一代女真学满学之流派，金启孮先生无愧为这个学派的承上启下的奠基人。

《顾太清与海淀》（北京出版社，2001年）是关于“清代第一女词人”，亦即先生五世祖母生平及其诗文的研究著作，为满族文学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篇章。

在满族古籍整理方面，《明善堂文集校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妙莲集、写春精舍词》（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天游阁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这三部文集整理与出版均为满族古籍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学识渊博，领域宽广，其研究范围在女真满学之外尚涉及蒙古学、红学和诗词、书法等领域。《漠南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清代蒙古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大学讲义《明代蒙古史》、《清代蒙古史》以及为数众多的蒙古学论文代表着先生在蒙古文史方面的卓越成就。

先生既精于学问，又工于诗书。《瓠庐诗存》、《 靺鞨余音》、《丰州牧唱》是先生的三部诗词集，其诗抒发心志、高澹隽永；其词情深意蕴，佳句叠出，其书法遒劲婉丽、行笔温润端庄，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尤其以女真书法著称，世人得之，视若拱壁墨宝。至今我手头上还珍藏着多幅由先生亲手题写的女真字书真迹，当视为传世之宝。

四、德学双馨 学界景仰

先生的为人和道德风范当为学者之楷模，久为学界所景仰，成为一代宗师，先生不仅在道德风范，学术成就上堪为女真满学界一代宗师，而且在培育女真满学人才方面无愧为良师益友。先生待人心地善良诚恳忠厚，坦荡无私、有求必应。甚至对远方来求教、求学者，亦尽力为之疏疑解惑。其业绩博得国内外学界的赞扬和称颂。

记得先生的八十寿辰时，同时也是先生执教五十年的纪念，曾得到所在单位辽宁省民委和辽宁省满族研究所的赞誉：

鹤龄正八秩，执教五十春；

文旌开绛帐，桃李吐芳芬。

问学虫鱼辨，文章尽凤麟；

壮心不肯已，彩笔赋清新。

满族名流溥杰先生更有：金源文化，延及诸申；语言历史，家有传人，之称 。 国际人士中有韩、澳、日、意著名学者专家。韩国女真满学资深学者金东昭先生用女真文题赠：

女真学之斗星

澳大利亚著名女真文学者康丹也用女真文题赠：

执教五十年，功成名亦就。

日本著名的女真文研究专家山路广明称《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一部“唯一划时期的巨著”。

日本著名满学专家，日本明治大学神田信夫教授介绍《沈水集》称道说：“金氏是现在中国满学研究第一人”“金氏受其先君庭训，长年研究女真语和女真文字，成为该界之大家。”以上表达了国际女真满学界著名人士对金先生的评价和赞誉。可见先生在国际上影响之大而深远。

国内学界和各大媒体对先生的贺词 、贺诗、介绍、专访、书序、书评等则更多，不胜枚举。仅举数例诸如：

首都师大著名教授郭保章先生寄《浣溪纱》云：

负笈东洋苦学成，

不辞支边赴内蒙。

笑将大漠拟京城，

金文满文耀宗祖。

沈水漠南论英雄，

育英师友羡生平。

著名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先生以《女真语文学的丰硕成果》推介《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为“我国晚近在人文科学方面少数几种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是使女真语文达到成熟水平的丰硕成果”。这种评价，十分中肯，到位，这部书确实是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中里程碑之作，是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水平的标志。

满族著名书法家马熙运先生以其娴熟而大方的满文书法题赠：

佛满洲之光

金先生不只是严谨治学，潜心研究，多所成就。更看重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曾数次应邀与美国、日本、韩国学者合作和交流。1983年曾应美国奚如谷教授之邀赴美国亚历桑那大学参加“金代女真文化研讨会”并讲授《女真文研究概况》；1987—1989年与日本中部大学合作进行“满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研究”；1989年又与韩国晓星女子大学合作进行“中国境内满洲通古斯语言的研究”；1991年又与日本江守五夫教授合作进行“满族文化史与家族”的研究等等，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生已是古稀、耄耄之年，仍然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笔耕不辍，为女真满学研究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为了弘扬女真学，他特写出《金光平与女真学》一文以纪念其父金光平先生之女真学奠基之功。有许多精辟论断，对今人仍颇有启发。金老先生曾说：“廿四史卷帙浩繁，断句不易，以辽、金、元三史为尤甚，不懂满洲，蒙古语者进行研究，常常事倍功半。清高宗对三史人名的改易和《钦定三史国语解》一书，牵强附会之处甚多。不应译言。此实增加了治三史的困难，语言因时间不同是有变化的。治三史必须先治语言学，方不致误入歧途。”又说：“女真与高丽虽异国而文化上是至亲，研究女真同时应该研究高丽、朝鲜。”他还主张研究《金史》应将朝鲜《高丽史》中有关女真材料辑出。他还认为，“研究女真字没有汉字文字学的学识和满洲语的基础，难臻上乘。”这些均是至理名言。启孮先生在文章最后一部份明确的指出“金光平对女真的研究，从收集、整理资料、点读《金史》进而研究女真文字、研究字形，释读碑文，发现女真语法及构句规律，又反过来利用女真字文献考史，印证民俗。在研究过程中，又不断以女真语与契丹语、蒙古语、满洲语、汉语进行比较，实为近现代全面研究女真之第一人，其论及女真语与汉语之关系，全从研究实践中得出，以两族自古以来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为论据。不受域外语系说法所拘，尤为难能可贵。”“金光平实为近现代女真研究之巨擘，女真学划时代的全面研究者。”当然金老先生始终保持谦虚的治学态度，对于先于他的或同时代的学者罗福成、王静如、陈述、曾毅公、罗福颐以及域外葛鲁贝、田村实造、安马弥一郎诸氏总是十分推崇，并对于子、孙又严加鞭策，事实上，恩师启孮先生也确实继承老一辈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每逢谈及女真满学的研究，总是向我们介绍其父的功绩和成就，在其所编《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中即将其父金光平个人的论著如数列出并放在显要位置上加以论列，便是明证。

五、继承遗愿  代有传人

在与恩师启孮先生二十六年的交往中，我深受其教诲，启迪和提携，使我才有今天的成长和发展地步。他满腹经论，却虚怀若谷，总是那么谦恭好客，悉心培育后学，留下了许多令我难忘的美好记忆。

记得1978年他招收首届女真文研究生时，我经好友著名考古学家李逸友先生引荐，以讲师身份要求随班进修女真文，先生听说我是东北师大历史系讲师，立志研究辽金史，又是满族，便与内大校方商量破例接受我前去进修，令我十分感动，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深造机会，在先生身边进修、求教和学习二年，由于先生身传言教从严要求，使我二年寒窗苫读胜过读十年书。那段日子，女真文和满文同时并行学习，有时还要听契丹小字和八思巴文的课，学起来都是比较生疏而难学的课程。由于当时我已四十三岁，记忆力差，民族语言基础不好，所以最初学习相当吃力，跟不上进度。最初学习十分紧张，生活也比较艰苦，却得到先生得天独厚的关照和体贴，经常问寒问暖，还时常邀我到他家坐客改善生活，师母每次都做好吃的招待我，宛如家庭般的温暖，令我倍受感动，只好以此为动力，孜孜追求，刻苦努力，学业长进，天天向上，很快便入了门，适应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学习成绩也不断有所改观，并取得了主动权。先生见我学习有了很大进步，也非常高兴，经常利用一些暇余时间给我补课，吃小灶。有许多学问，不单只在课堂上得到，在课下的谆谆教导，则得益更多。先生不单是给我知识和学问，还指导我做学问要抓住机遇，抓题目，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研究和写作。进修期间，先生带着我出席两个大型学术会议，一次是1979年去沈阳参加中国满族文字史讨论会，让我准备文章，我先后撰写两篇论文，一为《满族文化渊源初探》，一为《女真族著名诗人完颜瓙及其作品》先后在两届大会上做了发言，并发表在《满族文学研究》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另一次是在我进修结束前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会，会上我就吉林省文物考古所新发现的金代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的女真文进行了考释，写成了论文，在会上发表。通过这两个会经受了锻炼，使我与中国满族文学界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日后的学术活动往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想到此，我便不由得想起恩师的引荐提携之恩。在进修期间，按照先生的指点，在读金代女真文献的基础上编录了《女真文史料摘抄》数万言，这对我们既是一种学习，也是一次做学问、搜集数据，编成专题数据的实际锻炼。在数据整合和编排上使我动了不少脑筋。此外，为了学习和掌握女真大字创制人完颜希尹的生平事迹我撰写了《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一万六千多字，文章写好后，请先生指正，得到先生的肯定和指点，最后推荐到内蒙古大学学报，于1979年3-4期上，与《女真史料摘抄》同时公开发表，使我倍受鼓舞和鞭策。

进修快结束前，先生又带领我们到东北三省和内蒙东部，对金代遗址和女真文碑刻、摩崖和文物等进行学术考察，经受了实践锻炼，收集了不少宝贵资料，大开了眼界，并结识了不少学界名流和朋友，对日后开展金史、女真史、女真文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收获颇大，这些都要感谢金先生的富有远见性的教学实践安排和悉心指导。

进修结束后，我们还时常保持通信联系。后来，先生为了工作需要调到沈阳辽宁民族研究所当所长，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我时常利用公出的机会，去沈阳拜见先生，聆听先生当面教诲，还通过一些学术会议经常接触，切蹉学术。先生于89年离休后回京期间，我也利用去北京机会去看望先生，尤其是近五、六年来，由于我的子女在北京居住，我也时常来京与子女团聚，每年的春节我差不多都要去梅园恩师府上拜年。去年九月中旬，在北京会馆，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社科院历史所联合举办北京建都8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恩师坐着轮椅赴会，我们在开会的三天里，谈起近年来我受聘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客座教授，金源文化研究所顾问，正在为该校历史、中文两系中青年教师开办一个研习班，讲授女真文专题和金源文化专题，培养后继队伍，同时也利用一些业余时间和机会，为北京、沈阳的几位有满文基础的研究人员讲授女真译语及女真文专题，先后收了10余位业余弟子。先生听说了非常高兴，他非常希望女真文不能失传，一是要培养一些有志于学的后来人，在女真文的学习和研究上，把接力棒传下去，做到代有传人，不断线。我还汇报了阿城学院的领导决心很大，很重视，学员们学习劲头挺足，也挺努力，希望金先生在身体好转时能亲自去阿城给予教诲和指导，与会的阿城几个年青学者也拜望了先生。受到教诲和鼓励，并一起留影纪念。先生还用女真文书法题词赠予金源文化研究所。今年二月，我又到先生府上拜年。先生虽然刚刚出院不久，身体欠佳，却很兴奋，与我交谈了好久。他依然兴致勃勃地谈到要重视培养后继人，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和优势；一定要把女真满学结合起来研究，女真满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以往的学界研究则往往是偏重了它们的区别，却忽略和无视它的联系。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真满学便处在固步自封，各自为战的分散研究状态之中。近10年来，这种局面多少有了些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必须将女真满学结合起来研究才能使女真学和满学真正振兴起来。这一席话，至今仍言犹在耳，永生难忘。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在这次拜年时，又汇报了另一件事，即明年是我古稀之年70寿辰，在一些师友和弟子们的提议下准备将这些年来散在发表在各类书刊中的文章结集出版学术文集，取名《跋涉集》四卷本即《松漠集》辽金史论、《河朔集》宋夏元史论、《海青集》女真满学论、《鸿鹄集》北方民族文化史论共百余万字，请先生作序，先生虽身体欠佳，但却很高兴，慨然应允。我担心先生身体，特意说，不要忙五、六月后写出即行。没想到先生真的当了事办，我走后即断断续续写完了。谁知这竟是先生的诀笔，当我在先生去世后，收到其长女金适师妹寄来先生亲笔的序言时，我不禁感动得失声痛哭起来，许久很难平静。如今，我的学术文集即将出版付梓之时，我怎能忘记恩师的教诲和提携之恩。我要继承先生的遗愿，遵照先生生前的嘱托和教诲，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将女真满学结合起来研究，为培养后继队伍，使两位金老先生所开辟的女真满学事业后有来者，代有传人，事业兴旺起来，决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安息吧，恩师!

一代大师金启孮先生千古!

本文由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