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女真、满学专家金啟孮先生八十五华诞，同时也是先生执教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先生在历史语言学、历史学、文学、民族史学等研究领域，均为东北史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与贡献，为了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之意，大连大学决定，将庆贺先生的八十五华诞贺寿会，以及东北史研究中心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合并在一起举行。为此，大连大学于2002年12月21日特派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教授、副主任崔广彬副教授专程奔赴北京，在金啟孮先生的寓所--梅园，拜望了先生及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并转达了大连大学的上述决定。当先生听说大连大学已成立了东北史研究中心的消息后，激动地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多年的梦想，我衷心地祝贺你们。”并当即挥毫为“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题写了匾額,及“东北史之光”的贺词,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先生刚刚完成了一部新编手稿--《梅园集》。我们当即向先生表示愿意承担出版这部书稿，将《梅园集》编入《东北史研究资料丛书》计划，并作为研究系列中的首册出版。我们深深地知道，先生对“梅园”名称的眷恋之情，因为先生在离休以后，从辽宁返回故里北京后，几乎一直住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实际上，能够出版先生的大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的幸事，也是我们对先生八十五华诞的真诚祝贺。
先生首先是以女真文专家享誉中外，先生始祖系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先生自幼受家学熏陶，四十年代就和父亲金光平先生一起结合《金史》研究女真语言文字，以正史之讹补史之缺。历经几十年的艰辛，出版了凝聚着两代人心血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该书在女真制字考证，语法研究，解读碑文，纠正谬误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女真文字的专著。先生所著《女真文辞典》则收录了传世的全部女真文字进行了解读及音译。正是由于这两本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而现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意义，已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古文字研究范畴，它对于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维护国家主权、保护版图完整，都具有特殊的作用。
令人更为欣慰的是，作为家学，先生的女儿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在祖、父两代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将迄今发现的女真文字语言向纵深方向拓展的研究新成果，其著作《女真文字书研究》、《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就是近年的研究成果。父女合著新编《女真文大辞典》《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则汇总了所有女真语词汇并将其与满洲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当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
作为历史学家，先生从少年起就开始研读《金史》，赴日本留学期间，专攻满蒙史。作为一位满族史学家来研究自己本民族乃至自己家族的历史、文化，他有着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和对本民族天然的深厚感情。先生的治学理念，“不执前人辔衔而行”，其研究成果多补过去研究之讹缺。尤其是以古证今，古为今用的致用史学观，一直影响着先生。由于先生是清室后裔，家中又有许多蒙古王府的亲戚，所掌握的史料弥足珍贵。先生所著四十卷本的《荣府史》就是研究清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而《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都是根据先生“幼时亲闻、亲见之事”，“据实直书”而成。在他的笔下，所描绘出的普通满族劳动人民的形象，充分表现了满族人民的传统美德，开拓了满学研究的新领域。先生利用自己亲身经历和所闻所见的社会活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音语调等真实的细节，为记录和延续传统的满族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把满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对于满学研究，先生一贯主张历史研究要地考察相结合。1962年，先生深入黑龙江省齐哈尔以北三家子满族屯进行实地调查，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先生克服重重因难，利用自己家学的深厚功力，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仍然在使用的满族语言词汇，并撰写出《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报告》。他以一位满族史学家的独特观点，对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作出了全新的评价。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这之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涌向三家子屯进行考察，使满学和满语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先生对我国乃至世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巨大贡献。正如有学者这样评述“…..国外的民族史学家，几乎首先应该是一名民族语言学家（特别是民族古文字学家）。本世纪以来，我国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著名学者。早年的陈寅恪，向达…诸先生是这样；现今驰誉史语学坛上的一代名流季羡林，金啟孮…等先生更是将该学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少年时代的良好教育和家学的渊源关系，为先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素养和功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先生早年发表过的《瓠庐诗存》、《靺鞨余音》，以及后来的《丰洲牧唱》等诗词专集，具有很高的古典诗词创作水平。先生不但挖掘并校刊了先人奕绘的《明善堂文集》和《写春精舍词》，还在年逾八旬之时写出了清代第一女词人太清夫人的传记《顾太清与海淀》，从而填补了顾太清生平及其创作研究的空白，为古典文学史增添了重要篇章。作为太清夫人的后代，先生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遗失的家藏--太清夫人手抄珍本《天游阁集》，从日本《杏雨书屋》寻回，最后终于物归原主。先生在《师友高谊，满学佳话--忆<天游阁集>寻访记》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他从20世纪30年代求学日本时的苦苦寻访，到90年代年过八旬高龄仍为此事远赴东瀛的奔波历程。现在经过多方努力，这部书已交付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社，并配以家藏画像、墨迹等出版发行。其意义不仅仅是先生家传著作问世，更重要的是具有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回归意义。这是先生对抢救满族文化和文学遗产的又一重大贡献，足令后人欣羡和感佩。
先生学识渊博，研究内容涉及到藏学、蒙古学、朝鲜学、红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无私奉献，功成名就后，虽身居陋室，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不断创新,愿将自己丰富的才学贡献给国家留给后人实在令人感动，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
200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