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敬爱的师长、前辈，湖北襄樊市的先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任胡绳同志离开了我们。今天，中共湖北襄樊市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这里举行“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缅怀胡绳同志的革命业绩，研究他的学术思想，表达我们这些晚辈后学的哀思，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纪念，而且对于宣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推进党的理论宣传和文化学术事业向前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这次纪念座谈会也是一次学术讨论会。下面我想谈谈对胡绳同志学术思想的看法，要讲的题目是：《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
第一个问题：新时期的“胡绳现象”
胡绳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从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算起，到他2000年封笔出版最后遗作《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差不多近七十个春秋。他的学术历程，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走过的历程，几乎是相似的，既有意气风发、文思泉涌、新见迭出、著述连篇的凯歌行进年代，也有迷惘困惑、思想压抑、茫然无从、写作贫乏的逆境难熬岁月。他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从1932年到1956年，这是他才俊崭露、驰骋文坛、大器早成的时期；在而立之年，以发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而誉满学界。从1957年到1977年，这是他的思想“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因此，处在从未遇到过的矛盾中，相当长的时间写作“几乎是个空白”的时期。从1978年一直到2000年，这是他的学术活动焕发青春、与时俱进、旺神求真，奋追“班马”、成为“理论大师”的时期。这三个阶段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但是其学术影响却不是各占三分之一。胡绳之所以成为“胡绳”，主要是一、三两个时期。其中间20年，他与同辈的绝大多数学人一样，遭遇了难以逃脱的厄运，那厄运主要是历史造成的。
所谓“胡绳现象”，不是指的一、二时期，而是就第三时期言的。“文革”后期，胡绳恢复了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单位的工作的影响，他曾在涉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理论务虚会上说过错话，并遭到当时思想很解放的同志的激烈批评。在他看来，他当时的意见是从维护大局出发的，但未曾想到，自己竟“成了桃花源中人”，思想落后于实际一大截。这对他的教训太深刻了。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终身受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能够与时俱进，在学术上大放异彩，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胡绳同志是哲学家，辩证法烂熟于心，哪能不懂得坏事变好事!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爱捉弄人。曾几何时，批评过他的同志，有的在后来“解放”过了头，步入歧途，变成了“民运分子”，被历史所抛弃；有的与胡绳同志反向而行，发生了位置的转换，固守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对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有异议，从而，站在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胡绳同志的难得之处在于，在这20多年，他的思想与党同步前进，适应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三大主要贡献。
第一，出版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巨著。一版再版，多次印刷，发行了300多万册，是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历史著作，被社会各界一致公认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在前些时候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被广大青年推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本最受欢迎的社会科学读物之一。
第二，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获得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的权威性本子。江总书记和锦涛同志是以这个本子作为一个参考系来掂量我们最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乔木同志生前在审读之后对《七十年》称赞不已，认为写得可读、可信、可取，有质有文，新意迭见，明白晓畅，严谨切实，既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历史的所以然。因此，它也多次获奖，其发行量达到了800万册，成为新时期发行量最多的党史著作。
第三，发表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创见的理论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问题，对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根本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些文章大多集结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本小册子中。此外，还可以加上4篇。一是《关于防“左”》；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四是《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一共至少有15篇文章。就这15篇文章言，都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抽象的空泛议论，而是极有针对性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疑难问题。胡绳同志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哲学家的辩证思维，立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宏观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缜密的阐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寓于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之中。这些文章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鲜明特点，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因而作出了独特的、为他人所难以替代的贡献。
从自然规律言，人到耄耋之年，往往难以接受新观念、理解新事物，从而容易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然而，胡绳的晚年却不同。他不但老骥伏枥、勤奋笔耕，而且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攀登。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他以80高龄且身患绝症之躯，在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还继续勤于思索，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党史理论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尽管他的个别观点在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他的这种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革命风范，却不能不令人深为感佩。小平同志在重新恢复工作后曾经说过：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从我与胡绳同志20多年的接触所感受到的，他也是这种价值观念。他完全可以像小平同志说的做另外的选择，或者像有的老同志、老理论家那样，发发议论、讲讲意见就可以了，何必还像中青年时期那样夜以继日地伏案爬格咧。特别是在他年老病重之后，该全休了!但是，他没有作这种选择。这是因为他患有写作癖吗?非也。他虽然大半生吃的是写作饭，但并不是写作匠，而是博古通今、览读群书的大学者，且“束发从学，窃好吟咏”，具有诗人的才华。因此，他也可以泛泛阅读作消遣，或以寻章咏哦排闲情。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这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怎么解释他的学术情结呢?这只能说是一种追求吧!请读他的诗作：“揽镜居然八十春”，“老遇明时倍旺神”；“此心不与年俱老”，“尘凡多变敢求真”。“自知于世无多补”，“伏枥千里”志“犹存”；“朝云暮雨写春秋”，“繁花争笑白头人”。
可能有熟悉胡绳同志诗作的会说，在他的诗集里没有这样一首诗啊。是的，但是，就这里的每一句而言，却都是他的。我只不过是将他的多首诗句集结在一起而矣。因此，诗中所言之志，百分之百是他的思想情怀，表达的是他晚年的精神追求。正是这样的一种驱动力，他置生死病痛于不顾，“一笑癌魔何奈我”，“苍苍莽莽自雄奇”。
什么是“胡绳现象”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一往无前，老益弥坚，攀登高峰，不断创新，终于铸就成最后20多年学术的新辉煌。这在当代中国理论界是个奇迹!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个奇迹!
第二个问题：胡绳晚年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这里从中国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说起。胡绳同志作为历史学家，既以近代史的巨著而享有盛名，又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之职长期领导全国的党史研究大军。他在研究近代史和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过程中，及其此后，对一些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有新的思考。有些见解很富新意，推动了近代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在阐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文章中，通过总结经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对我们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主要论列以下13个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连绵不断，但贬斥、否定革命之声从未间断，在80年代曾鹊噪一时。胡绳同志说：一些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当改良受挫时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当改良和改良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步骤和方法，在同旧势力斗争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当革命形势已经出现、革命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如果将斗争锋芒指向革命，旧势力就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这时的改良就起着否定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
关于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的问题，胡绳同志极表赞同。但是他认为，以现代化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反之，如果不用，近代史上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是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触动旧制度的根基，在某些方面极有限度地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二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来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两种倾向难以分辨，但却泾渭分明。洋务派属于前一倾向最早的代表人，维新派则是后一倾向的先驱。要说清楚这些问题，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那种认为中国如果经过几十年殖民化过程，就会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极端无知的昏话。
胡绳同志的这些观点，也许比较传统。但这正表明在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观点极其鲜明。对不正确的观点，不是作空泛的批评，而是以深入的分析给人以启迪。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在过去的党史书上被称为“三大论战”之一，作了完全充分的肯定。90年代初，在他负责抓的那两本书中，他已对传统的评价作了修正，在积极肯定这场论争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存在的缺点。从1995年3月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开始，胡绳就在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思；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演讲时，又作了新的阐发。他一方面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批评社会主义的高谈阔论中虽然夹杂着近似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某些话，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将此前讲过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作了展开阐述。他说：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他们不懂得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为驳斥这种观点，需要作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会染上民粹主义色彩。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是总结了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这方面错误，而在理论认识上去作追根究底的深层思考。
（三）关于“中间势力”。胡绳同志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995年3月开篇就是讲这个问题。一个月之后，又作了展开性的阐发。他认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当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胡绳同志认为，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做工作之后才会跟着共产党走。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说，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之间的争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讲的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这样的看法，你说我们就没有想过?也不是。但是，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理论勇气，顾虑比较多；第二我们思考得没有胡绳同志那么深入和清楚，道理讲得不充分，也就缺乏胡绳那样的理论勇气了。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正是胡绳同志鳌立群首的地方。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早在1995年讲“三个角色”的谈话中，胡绳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的。当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人。他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讲话时，这个观点更明确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没有解决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言，其基本性质是民粹主义。毛主席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正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主席有一系列明确的论述，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联系，胡绳同志还谈到了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发生的问题，认为在50年代也滋长了曾经批判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有点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就提出了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胡绳同志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说胡绳同志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云云。那么，胡绳同志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只要通读胡绳同志的全篇文章，通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通读他主编的《七十年》，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就我参与主持的经他审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来说，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传言代替不了事实。我可以负责地说，他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基本肯定三大改造的。那么，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讲缺点，分析原因，丝毫不等于是否定成绩。这是两码事。举个例子，我们不是都经历过“三讲”吗?要求就是重在检讨缺点错误，分析原因危害嘛。难道那个要求就是旨在否定成绩，歪曲自身的历史吗?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评价历史事件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及格标准），总结经验教训又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优秀标准）。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因而不能将这两个标准衡量的不同问题混为一谈。有些同志不能区别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对胡绳同志的观点产生了误解和非议。当然，不这样提出问题，正如写党史对有些敏感问题要采用少引起歧义的方式来表述一样，作为学术问题是可以商榷讨论的。不过，这时他本人已病重，没有精力进行解释和答辩了。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他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五）关于抛弃苏联模式与20年间发生的“左”的错误。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决心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发生边境军事冲突，造成两国间关系破裂近30年。二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发生持续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那么，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它与抛弃苏联模式是怎样的关系?能否说与其出现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还不如当初不作出冒风险的选择?这是在评价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时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这样那样的答案都有，但往往顾此失彼，难以说圆。胡绳同志开始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文中，随后又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等文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抛弃苏联模式当然会对两国关系发生影响，也可以说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苏联那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儿，且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着对老大哥的崇敬。因此，这是党的最艰难的决策之一。但中国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独立地进行探索，因而也就不能不冒点风险。对中国闹独立性，老大哥自然不喜欢，因而在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就对出现的缺点错误进行并非真诚帮助的同志式的批评，而是带有嘲弄、侮辱性的攻击，其间又发生了“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样涉及中国主权的争论，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直至破裂。就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言，双方都有错误，但就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不做苏联的“卫星国”而言，则是正确的。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维护的利益，何况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呢!这些分析大抵是小平同志的观点。胡绳同志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意在于提出了一个反证。他说：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中苏关系上作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作这样的决策，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大“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8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将50年代独立探索的决策，放在数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论述，更展现了当年决策的必要性。这样的分析令人不得不服。
对于抛弃苏联模式以后出现的长时间“左”的错误，胡绳同志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他说：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经验，犯了许多错误，及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出现“天下大乱”的局势，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出现这些错误的发端虽然是由于另辟蹊径，但是，发生这些错误的实质却不在于此，而是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将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搬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胡绳同志强调，这20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获得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当初的独立探索，固然没有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模式的弊病，并且在后来的探索中还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当初的独立探索，就不可能有20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探索，后来的探索正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时期的亲身体验，“给了我们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从而更加使人感到：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太难得了。这又证明，当初下定抛弃苏联模式的决心，从长远眼光来说是多么正确的决定。经过胡绳同志这样一分析，抛弃苏联模式和20年“左”的错误，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两件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层层“剥笋”，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说清楚了。这充分表现出他以辩证思维驾驭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
（六）关于“左”倾思想供奉的社会主义“女神”。胡绳同志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对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中说：《历史决议》对“左”倾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已作了论述。从“左”的错误应得到的教训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只凭片面理解本本中讲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决不能正确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去作出这样那样的设想，那就实际上在供奉一尊“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女神”，使美好的愿望丧失了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以此作为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以为只靠群众运动，就能创造出“最纯洁”、“最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在11年后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中，胡绳同志继续指出：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因而几乎无不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那种“趁穷过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搞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这就破除了“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样的分析极富见地，既表现了胡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素养，又展现了他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畏胆略。
（七）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在《七十年》中分析八大以后十年的历史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当时写道，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是：一个为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另一个为错误的，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个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十年中“左”的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这个思想既遵循了《历史决议》，又把《历史决议》里叙述的那个思路和乔木同志的一些想法，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挥，突破了过去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因而获得党史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胡绳本人在谈到这个思想时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也许至少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根据这个思想，3年之后，他又对其在“文革”中的表现形式作了新的阐发，提出：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主席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同志的这个思想，我们这几年在撰写建国以后的党史书稿时作了具体贯彻，在写“文革”历史时强调了党内和群众在这个时期的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努力对这个特殊年代作出更全面的反映。
（八）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胡绳同志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重要讲话，即对毛泽东本人讲过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作了修正。毛主席在1976年6月，即逝世前的3个月，曾对他的一生作过回顾。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另一件事是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胡绳同志首先对毛主席讲的这两件事作了翔实的阐述，指出“历史的评定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然后，又明确指出：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那么，应当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后半生呢?胡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毛泽东的后半生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胡绳的这个分析别具匠心，表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为我辈望尘莫及，自愧不如，确实是我们的“理论大师”。那些在“民粹主义色彩”问题上对胡绳同志的批评，自诩为是维护毛主席的，但在什么时候作出过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在批评胡绳同志时，为什么不首先掂量掂量这个评价的分量?这难道是对毛主席的否定吗?我看，这个维护超过了那些“维护者”，说出了代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心声的新话。这是胡绳同志对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理论贡献。
（九）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80诞辰。对党的80年历史如何分期，将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时期，没有不同意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界碑，则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七一”讲话之前党史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对此有了明确说法，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分期的标志，最早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讲了十多次。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以来的重要文献也是这个观点。江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也是这么讲的。但是从把这个政治论断具体运用到如何写党史来说，是胡绳同志第一个提出的。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胡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将以往的好的经验和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将此前后分为两个大时期，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从形式上看，这是编写党史的划分章节问题，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现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内涵丰富得多了。它可以同1935年的遵义会议类比并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转折。也许现在还没能完全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因此，建国后党史的分期问题表面看来是一个提法问题，实质问题则是胡绳同志所提出的，是要不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才是要害。胡绳同志抓住了这个关键。
正因为如此，胡绳同志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首先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来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说明为什么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和怎样才能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此外，还要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胡绳同志认为，这个长期性的含义包括三点，一是时间长，比民主革命需要的时间长得多。二是曲折性，不可能是直线的发展，而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三是艰险性，即使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在具体实践中还可能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客观环境会有种种艰险，主观上也可能有失误。他说：研究社会主义党史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尽量避免大的失误。这样的分析，将我们对研究社会主义党史的目的性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这既表现了他分析问题的深邃性和细密性，也表现了他在党史中讲政治的鲜明性和坚定性。就此而言，也可以说，胡绳同志是在党史研究中第一个提倡应当怎样讲政治的。
（十）关于党的“左”与右的倾向。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之后，在党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霎时间，各种议论都有。这一论断，现在可以说是对党的80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10年前，尽管获得了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但怀疑和反对之声不小。直到如今也不能说已在全党统一了认识，对“七一”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新看法表示明确反对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最近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才又重新加以强调。在当初，大家尽管衷心拥护，但如何讲清楚令人信服的道理却并非易事。在南方谈话传达仅仅50天，正是各种意见纷纭的时候，胡绳同志发表了《关于防“左”》的讲话，以后又撰文继续论述这个问题。他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针对人们的思想困惑，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左”的内涵和产生“左”的原因。他指出：所谓防“左”，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用搞革命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动摇的人，就是要回到“文革”以前。“文革”以前，固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发展速度缓慢，且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导致“文革”。因此，他强调，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不能变。要警惕右，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但不能用“左”反右。关于“左”的原因，他支持乔木同志，破除了那种简单地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的传统说法，认为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说法，即只要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人，即使真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看事情的认识有偏差，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过去那样的分析太简单化，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对于右的阶级根源，他也不赞成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种“阶级分析”，正是产生“左”比右好的“阶级根源”。他认为，犯右的错误不一定要找上述的阶级根源，比如陈独秀，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没有什么根据；就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犯右的错误，也不好说他是代表资产阶级。这都与共产国际有关。党内错误，有的有阶级根源，有的“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要纠正党的倾向性问题，需要研究一些思想理论问题，既结合历史经验，又结合实际来说清楚。胡绳同志的这些分析，破除了若干传统观念，对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十一）关于从党的历史看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毛主席在1951年党成立30周年前夕，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少奇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了说明，指出这个提法是就党的总体、党的主导方面说的，不是说党没有问题。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在组织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此后，这成了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几乎年年都要讲它。但是作政治论断者多，作理论分析者是寥若辰星。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之后，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则没见任何理论著述。因为难度太大，要把许多事情说圆、服人，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可能。也有人想作这个文章，但提起笔来一筹莫展。胡绳同志在5年前纪念建党75周年之际，发表《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讲话，第一个对此破题作答。他针对人们的思想困惑，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里的关键是“正确”二字，说党是正确的，并非讲一贯正确，对于党的路线也是如此。因为毛主席提出这个论断时，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两次路线错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犯过严重错误，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纠正了错误，而且使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成就跟过去相比毫不逊色。因此，更有把握地说“我们党是正确的”。
对于党内存在的阴暗面，胡绳同志说：从党的历史看任何时候都有，大革命失败后大批人脱党，白区工作出叛徒，战争残酷时有人开小差，这不都是阴暗面?说现在的阴暗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不对的。那种认为应当绝对正确、绝对纯洁、绝对不存在任何阴暗面的现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他还指出：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就党的全部历史说的，没有例外的时期。因为每个时期都有两种发展倾向，区别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党能在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中，克服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这正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之所在。经过这一番分析，许多同志顿开茅塞，破疑释惑，能够理直气壮地讲这个问题了。
（十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始终贯穿胡绳同志晚年学术的一个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所选的11篇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涉及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面很广，几乎可以说达到全方位，并且以独特视角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幸与幸运。他说：中国没有能够从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且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变成为现实社会，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注定要遇到许多特殊困难。这是对于那种“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再批判。
——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认为，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能够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历史没有容许中国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吃亏”的话，就只能承认这个“吃亏”。但是就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而言，又并非走了一条“吃亏”的路。因为若中国果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几倍、几十倍的艰难曲折的、看不到头的漫长道路。根据唯物史观，胡绳指出：人们在历史发展中能够发挥主动作用，但不能任意选择前进道路，而只能在历史准备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是马克思1881年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时提出的问题。这个思想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这个光辉思想的实践。但是胡绳同志认为，这只是讲了问题的一半。历史同样证明，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峡谷，但不可能径直建设社会主义，中间必须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这些过渡阶段，是为了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使现代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否则，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过渡问题，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继承。胡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有两重关系，一是对立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继承关系。对后者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大量论述。我们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拒绝承认后者，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因此，他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胡绳同志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有人认为，在香港回归后只有继续实行资本主义才能保持它的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因为这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胡绳同志回答说：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作出判断。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后就实行社会主义，恐怕在1997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哪个办法好，不言自明。“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在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就叫‘一国两制’。”
——关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胡绳同志非常赞同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历史作用的评价，并加以阐发。他说：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对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恩所预言的敲响丧钟，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未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和能有的优越性，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胡绳同志阐释南方谈话的精神说：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各方面超过以往，那么它在将来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显然，这个论断充满着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但是也莫名其妙地遭到非议。
胡绳同志上述许多认识都遭到过非议。怎么解释一个时期的这种现象呢?这里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恐怕不能排除有的非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吧!
（十三）关于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胡绳同志在1994年底由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讲话，当即产生了轰动效应。我也参加了那次研讨会。许多代表对我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大家为能亲自听到胡绳同志的这篇讲话感到鼓舞。这篇讲话讲的是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其一，他指出了人们都看到的但没去深入思索的两个历史现象。一是社会主义不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在欠发达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诞生。二是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建立复又垮台，因而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都是马恩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其二，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和作为建设的科学统一起来了。一个时期对作为革命的科学和作为建设的科学的说法也有不少非议，认为是一种割裂。胡绳同志以巧妙的表述维护了这个说法，但又避免了割裂的印象。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的。作为革命的科学仍要发展，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其三，他将社会主义的挫折看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机，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失败。这证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未成熟，需要人们摆脱妨碍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局面。“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因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这20多年来，胡绳同志的创见还有许多。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地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这个评论符合胡绳同志的实际情况。胡绳同志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思想家。
第三个问题：胡绳学术晚年辉煌的原因浅析
胡绳晚年为什么能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巨大的辉煌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能产生“胡绳现象”?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也是今后研究胡绳学术的一个重要课题。不是我在这里能够简单地讲清楚的。不过，有这样几点是不能不提及的。
首先，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大环境。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大气候，没有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宽松的、民主的、可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意义的“胡绳现象”的。因为同是一个胡绳，在前20年即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胡绳现象”就不是现在讲的内涵。当然，这后20多年也不都是晴空万里、无一丝乌云的艳阳天。这是任何大好时代都不可能的。就是大自然也还有乌云密布、刮风下雨之时嘛!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是历史的晴天，因而才有现在讲的这个“胡绳现象”。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能够造就巨人、需要产生巨人的时代。胡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巨人之一。
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方面说，胡绳个人的各种素质是造就他能够成为理论巨人的基本条件。
第一，他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求学时代，正值深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从广泛的阅读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参加革命后，在党组织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时，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用它进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从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的学术研究的终身指导思想。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搞本本主义。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那段经历，使他刻骨铭心。此后，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时代共进，与历史同步。并且，坚持反对“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那种“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因而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实际上已区分为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一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胡绳同志这20多年就是坚持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正其名，为邓小平理论鼓与呼，因而获得巨大学术成就。这是他攀登学术高峰、成为理论巨人的根本指针。
第二，他有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有一个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绳同志也是如此。他在77岁时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写道：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虽然是说他的学术活动的性质，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始终坚持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的历史责任。他还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个世纪的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还不能与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因此，这种责任感是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成为理论巨人的一个精神动力。
第三，他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虽然胡绳是学者，但不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内，不搞自我封闭。长期从事的新闻出版和时事政治评论工作，使他具有世界眼光，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并从与世界的比较中，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十分留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他一方面反复研读马列著作，并作详细的笔记；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情况作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对一些人们感到困扰的问题进行辨析。比如，他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依靠自己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说法，就感到太概念化，把复杂的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建立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其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其对社会主义一切有益的文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发挥得出来，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这就使他的文章读起来，一是实际，没有那种既不好说不是、又不好说就是的“大”话；二是新鲜，角度新、思路新、材料新、论述新，因而有新的启发。
第四，他有独具特色的历史眼光。作为大历史学家，精通历史是他的独特优势。但是，他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更不是将历史作为远离政治、不关心社会的避风港湾。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现在，知古是为了鉴今，即“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他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并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对那种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出发来研究和阐述问题的方法很不欣赏，认为这种思维定式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提倡的学风。他很赞同恩格斯说的两句名言，即：一是“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二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因此，他研究问题总是把历史的分析与理论的分析相结合，使政论与史论相统一，从而使他写的文章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梳理出历史的本然，而且还能揭示历史的所以然。这种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思维方式，使他更易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胡绳晚年的学术思想能与时俱进，是他毕生花了很大精力总结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
第五，他坚持全面、缜密、多维的辩证思想方法。胡绳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哲学普及读物，而且主要是讲思想方法的。《胡绳全书》第4卷已收入他从抗战之初到建国以前所写的6本哲学小册子。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格训练，养成了辩证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特别是他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当时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进行文化宣传，写思想评论，批评错误思想时，就不可能采取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方法，而只能通过深入分析，将道理讲得全面清楚，才能令人信服，达到好的宣传效果。这样的工作环境也促使他不得不思维缜密，考虑问题周到、细致。这样，他写文章长于分析，善于说理的特点，在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他那多角度，多侧面，条分缕析，层层深入，逻辑严谨，不搞绝对化，不浅尝辄止，往往在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说透的地方提出新问题，作出新解释的论理功力和文字功夫，令我辈神往。胡绳同志的这个优点，是他能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成为一代宗师的一个重要条件。
胡绳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财富，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宝库。刚才我们参观了胡绳同志的2.1万册赠书，这是一份难得的学术资源，凝聚了胡绳同志的心血，是胡绳同志获得知识，增长智慧的来源之一。我们要认真地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弘扬他的学术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