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初期作为革命党，还是1927年后作为执政党，它的生长、发展、演变，都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能回避中国国民党的话题。过去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论述孙中山逝世后的中国国民党时，往往突出其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而忽略了其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性和历史贡献，客观地说有失公允。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先生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近代史上的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再评述，提出了很多使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一、国民党是个复杂的集团，不能笼统地讲是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国民党历史悠久。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1912年，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4个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6年，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与许多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重新合成一个新党。1919年10月10日，正式改称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国民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主要内容，以新三民主义为基本纲领的改组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种意义上，胡绳指出，“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因为它比旧军阀总要新一些，现代一些。也可以说，相对地进步一些”[1]。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悍然实行“清党”、“分共”，又将许多原来的军阀、北洋政客、官僚收编到党内来，在南京建立了反共政权。这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向着被革命党的角色的转换。这个反共政权在大陆一直执政到1949年。胡绳认为，“1927年后，国民党内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导方向”[1]。这个主流派就是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1]。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反而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他们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民主政治。他们没有努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而在自己身上建立了庞大的官僚资本。所以，蒋介石集团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总体上是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曾经是个革命党，有不少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仍然留在里面。因此，国民党内“还有许多与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确实很了不起”[1]。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让戴季陶找宋庆龄谈话，要她改变立场。但宋庆龄的立场非常坚定，拒绝了戴季陶的威胁利诱。宋庆龄“在历史上应当给以相当的地位”[1]。“国民党内也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于右任、邵力子等”[1]，他们“不但爱国，而且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因各种原因不能不依附于主流派”[1]。“孙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进步人士，30年代他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和杂志，所用的人中就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孙科这派人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附和过国民党主流派的反共主张，以为他们可以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却失望了。“除此之外，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一度很活跃，办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讲阶级，但不讲阶级斗争，有时表现出一副左的姿态，但这一派是最无原则的”[1]。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一派发展为国民党内的投降主义集团，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另外，针对“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的说法，胡绳还指出，“四大家族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买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1]。 

那么，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呢？胡绳的结论是，“国民党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1]。国民党复杂得不能笼统地讲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因是什么呢？胡绳自己没有从理论上作出明确回答。胡绳的学生徐宗勉倒是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从胡绳的文章和谈话中，可以推断出，国民党之所以是一个复杂的集团，“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单纯，而是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自然也反映在国民党身上”[2]。他在引证胡绳的一段话后指出，这个中国特色就是“各个阶级、阶层都带有某种封建性，只是程度不同、形式有异罢了”[2]。如果我们从国民党的主流派蒋介石集团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并对中国封建主义、外国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方面来看，这个论点是成立的。 

二、蒋介石不敢真正反帝，但在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上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样，在旧中国就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胡绳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1]。比如，吴佩孚反日就很厉害，甚至连共产国际也还以为他可能可以合作。所以，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早寻找的合作对象是吴佩孚，尔后才是孙中山。“蒋介石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1]？我们不能否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与中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也就不能否定蒋介石的半独立性格。 

胡绳认为，旧中国的统治者对付帝国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蒋介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半独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1]。比如，蒋介石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不但争取了大量的外援，而且从形式上废除了治外法权和实现了关税自主。1943年，国民党政府与英、美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新约。新约虽然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是应该说它还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1]。蒋介石丢掉大陆，逃到台湾后，并没有“变成只是一条制造美国的小狗”，因为美国“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争取半独立性的地位本钱也更多一点”[1]。“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1]。胡绳认为，蒋介石集团及其后继者在利用矛盾问题上获取实利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他们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同时，通过成功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使台湾岛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所以，胡绳说：“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1]。 

不过，胡绳也指出，旧中国的统治者虽然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但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主权，不能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们总是委身于某一帝国主义势力，不是依靠这一个，就是依赖那一个。他们利用矛盾的方法也主要是依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或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多保住一些国家利益，或减少一点损失，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所以，旧中国的统治者只能使中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也不例外。国民党是在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下夺取政权的，但是执政之后并没有真正反帝。“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露出尾巴的是1928年济南惨案。此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基本依旧”[1]。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一面依靠美英苏的援助，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同时又一直在寻找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途径。这尤其表现在后期“消极抗日”的行为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定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形同美国的殖民地。这些都表明，蒋介石不能完全地站在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三、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时期 

台湾和大陆都有学者说，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胡绳认为，“就国民党史而言，这样说不为无故。从兴中会成立算起，历30余年，国民党始取得全国政权，取得政权后之十年宁不可贵”[3]？在这10年里，执政的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诸多有影响的变革措施，主要包括：关税自主、税制改革、币制改革、公债发行改革、银行改组和金融资本国家化、发展国家资本、开发国防工业、整顿统一市场、发展交通运输业等。这些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1933-1935年完成的币制改革，不仅刺激了1935-1937年国内工商业以20%左右的增长率高速增长，而且由于采取汇兑本位制的法币与世界硬通货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引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1936年进口额达9.41亿元，出口额达7.0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200万元和1.3亿元。1936年1月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贸易顺差[4]。1927-1937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从3.2万公里增加至11.6万公里，新建成了7895公里的铁路[5]，这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为国民党后来顺利进行战略大转移发挥了很大作用。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即1936年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胡绳又指出，南京“黄金十年”实际上被无穷的阴影所覆盖。“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3]。如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1月的两广战争、12月的中原大战等。由于各地方实力派军队的存在，“国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山西、两广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地方实力派外，各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等势力各霸一方，国家统一无从谈起”[1]。统一仅仅是表面上的或形式上的。 

就经济而言，这10年间“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1]。比如，阿瑟·N·杨格在他的《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就指出，国民党的关税自主、税制改革，虽对民族资本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实行这些改革的主要动因是增加财政收入以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加上对列强出台了片面的优惠政策，因此，改革后形成的由关税、盐税、统税为主体的中央财政收入体系，不仅给民族工商业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收入格局。这10年间，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90%左右，主要是向现代化产业部门征收的间接税，富有阶层负担畸轻而一般民众负担畸重。农业税为地方税种，庞大的中央军政开支和发展基金，主要依赖于只占国民收入10%左右的现代产业部门[6]。过重的税收不可能不遏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比如，1927-1935年，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强权的威力，通过采取新公债政策、金融渗透、增加官股等手段，把原来薄弱的国家金融资本一下子变成了全国金融业的主宰。本来这对落后的中国来说，不失为一条发达国家资本、增强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力的捷径。遗憾的是，国家金融资本在四大家族的控制下，通过对工商业的渗透，导致了官僚特权资本的形成和畸形发展。这实际上弱化了中国金融业促进国家资本主义化的作用。 

就对外关系而言，蒋介石集团虽然在保持中国半独立地位方面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一些，但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尤其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沈阳北大营枪声一响，瞬间东北沦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3]。 

根据上述史实，胡绳认为，“国民党于全国执政后之黄金时代，似非其最初十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之十年”[3]。 

那国民党在大陆的黄金时代到底在哪个阶段呢？胡绳认为，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1]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俄共中央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创立了黄埔军校，建立了一支不同于旧军队的革命军队。国民党的组织在国共合作前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大多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而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经建立了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7]。国民党的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比如风起云涌的沙面大罢工、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波澜壮阔的湘鄂赣的工农群众运动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更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此数年间，国民党面貌一新，生机勃勃，与前此之十年迥然不同”[3]。 

芦沟桥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从不抵抗主义转而主张“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7]。全国抗战由此而兴，中华民族危亡的局面由此得到转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党各派都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回顾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确有与民更新之气象。民主稍见开放，群众运动稍得开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内战对立转而团结抗日，国民党内部之团结一致亦前所未有（汪精卫一派投敌可置不论）。团结抗日之格局既定，虽历尽波折，而百转千回，终能维持到底。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华民族取得百余年来第一次抵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3]。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到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及其领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中国在近代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在此期间也得以奠定。 

所以，胡绳认为，如果以两次国共合作作为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岂不更为恰当”[3]？ 

四、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往往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在胡绳看来，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1]在20世纪的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意识到了农民和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国民党来说，无论是在孙中山时期，还是蒋介石时期，“都曾有过相当完备的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使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和方案，并且在一些地区部分地实行过”[6]。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扶助农工”的政策、“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纲领，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民党在其执政的20多年里，虽排斥工农运动，但是对农民与土地问题并没有放弃控制权。在1936年明确规定实施《土地法》之前，从中央到各省、市就颁布过240余种有关地政的法规及单行章程[6]。但是，由于国民党中有大量的人与地主豪绅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加之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它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真正付诸行动的土地改革只是限于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及租佃改良等三个方面，而且收效甚微。1937年后，土改则已经完全不在国民党的议事日程表上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胡绳说：“蒋介石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1] 

既然农村问题在中国如此重要，那它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溟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1]。这些改良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依靠地主豪绅阶级做点滴的纯粹的技术性改良，比如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发展合作社和农业银行、兴修水利、改良农作物品种等。这些改良由于都依赖与社会上层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乡村地主豪绅阶级的合作，所以在实践中并没有对农民产生多少实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1]。 

国民党失败原因中的“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1]。胡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件进步的事情，而且在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可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都被蒋介石集团断送了。 

“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1]。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面貌发生了大变样，呈现出勃勃生机，如果一直搞下去，可能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大规模的工农运动一起来，国民党就害怕了，感到了致命的威胁。工农运动也吓坏了只赞成有秩序的政治变革而反动剧烈社会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当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绝大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一边。“蒋介石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有真正搞资本主义”。他只热心于打内战，消灭异己，围剿红军。国民党在1927-1937年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大多数只是在形式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实质上却反过来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成立联合政府……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少”[1]。旧政协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中间势力尤其对此感到振奋。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协定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用这一新形势”[7]。国际上，苏美英等也赞同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但是，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结果，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协定，中国又一次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良机。 

胡绳还以1948年中国银行学会编印的《民国经济史》和《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上的材料为依据，说明了国民党政权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比如，他以旧中国历来最称发达的棉纺织业为例，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和畸形发展的官僚资本。 

国民党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使“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经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8]。 

五、国民党能存在上百年的历史原因及近代史上的三次转变 

20世纪前50前的中国政治舞台，可谓五彩斑斓。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组织自己的政党或团体，在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但历史的大浪淘沙，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国民党为什么有那么强的生命力，能有上百年的历史呢？胡绳在客观研究了国民党历史后认为，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国民党“虽在历史进程中常显露出其保守之弱点，然而在某些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不守故常”[3]。也就是“既改弦易张，而又使固有之正确主张得以发扬光大”[3]。 

胡绳认为，国民党在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具体体现于国民党在近代史上的三次大转变。第一次大转变是由兴中会扩大改组为同盟会。兴中会的依靠力量是会党。会党成员虽有强烈的反满情绪和反抗压迫的意识，作战勇敢，富有牺牲精神，但封建性很明显，游民习气严重，“强盗结义”的色彩浓厚，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1900年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流社会渐次卷入到革命潮流中来。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适应时代潮流，团结了革命的知识分子。按照胡绳的说法，是“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9]。同盟会成立1年后，会员即达1万多人，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上的影响，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武昌起义后，各省推动革命的主要首领人物多半是同盟会党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被推举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也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兴中会在知识界倾向革命之际，不失时机地发展为同盟会，“此举对其能成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实起了决定作用”[3]。 

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变是中国国民党的改组。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沛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士绅、清朝官员纷纷附和革命，同盟会内部变得派别林立。1912年，在早已存在分化的情况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4个政团合并组成了国民党，意在取得议会多数，达到控制责任内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目的。国民党的称谓始于此时。但这次扩大改组与兴中会发展为同盟会大不相同。孙中山后来说：“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3]“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另组欧事研究会，国民党陷于瓦解。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他吸取了此前国民党组织涣散，领导不力的教训，试图把中华革命党建成一个高度集中统一并绝对服从于其个人的强有力的政党，以致于在组织形式上采取了中国秘密会党的一些做法，而其纲领却脱离了人民群众。这样实际上又倒退为一个激进的小规模秘密革命团体，未能成为当时中国的主导性政治力量。1916年，孙中山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称。1919年10月10日，正式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在这前后的几年里，国民党的状况非常糟糕。邹鲁曾批评说，国民党“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10]。到1923年，中国国民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中。欲重振国民党的革命雄风，势不能不改弦易辙。此时，孙中山经与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代表、中共代表会谈，渐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获得了巨大成功。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与下层社会有广泛联系、在群众心目中有政治合法性、汇集了几乎所有对北洋军阀政府不满的社会势力、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所确立的党国、党军体制和新三民主义纲领，使中国大革命的进程没有因为孙中山的逝世而立即中断，并在1927年春达到了高潮，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为国民党奠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基础。所以，胡绳认为，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是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无此一举，不可能结束辛亥后十余年之困顿，而下开北伐战争之局面”[3]。 

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用胡绳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此则又一重大举动也”[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权甚至生存权的时候，作为一个含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它逐渐地表现出抗战的勇气。1935年，国民党开始了着手全面抗战的实际准备。它的对日政策，也从“攘外必先安内”调整到“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同时，根据时局的变化，也把政策从“反蒋抗日”调整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国共两党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同质性，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内在根据。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国际上，苏美英等大国也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敦促中国实现国内和平，对日采取抵抗行动。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于蒋介石领导下毅然放弃一向坚持之反共内战之政策，执行团结抗日之方针，并保持此方针直至抗战胜利”[3]。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胜利，使国民党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黄金时代。 

在胡绳看来，政党和个人一样，经历的事情越多，历史越久，经验也越丰富，但也更容易被旧传统、旧习惯所束缚。国民党在近代史上不墨守成规，实现三次转变，确实不简单。尤其“后两者更不易，则以其时积习已深，包袱已重之故。而当时国民党之先进者及其领袖仍能高瞻远瞩，毅然为之”[3]，不仅对国民党，而且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由此，胡绳深信，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盼中国和平统一的热望中，在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的方案下，“没有理由认为今日之国民党不能因时顺势作出一新的果断决策，实行一次新的转变”[3]。国民党现在已经沦为在野党，它还能不能与时俱进，再次实现新的重大转变，为中华民族作出新的贡献？让我们拭目以待胡绳的预言吧。 

参考文献 

[1]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徐宗勉.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J].百年潮，2001,5:74. 

[3] 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6] 陈勤.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7]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8]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文章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