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1918-2000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和范文澜一起，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胡绳在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提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外，他还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撰有历史普及读物《二千年间》、《孙中山奋斗小史》等。在上述学术著作中，胡绳总是着力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并据此决定对史料的取舍和对史实叙述的详略。同时，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又总是把规律性的认识和客观事实的复杂多样的形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寓议论于流畅、生动的叙述之中，因而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这是胡绳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 2001年4月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称胡绳为“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师”。该文作者在追忆初读胡绳著作的感受时说：“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下吸引了我。他所使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都出乎别人之上……”（注：李向前：《纪念胡绳主任》，《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4月2日。）其实，类似的评论早就见之于史学界。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听到过对胡绳论著有这样的议论：“他用的也是那些材料，但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深刻，有味道！” 为什么胡绳的历史著作会有这样的特点和吸引力？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了解胡绳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一些见解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的探究。 现实生活的需要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怀着革命的目的去研究历史的，他们相信并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大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但是，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同现实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或者说，研究者的现实的目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本身有没有影响，以及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当中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人并不多。而胡绳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就新中国史学来看，还是他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195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中，胡绳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他说： 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中的多种矛盾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他自己的态度的，总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在这点上，以“人事”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和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 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又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注：本文中的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均见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二文。） 整整25年后，即1981年，胡绳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又说：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有所侧重。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是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 根据胡绳的论述，历史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同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第一，确定研究的具体对象，即设计课题，是出于现实生活的某种需要。“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研究过去是为了认识现在，这可说是古今中外史家的共识。第二，研究中着重考察的范围和探究的焦点，是由当前社会实践的某种需要所规定、所制约的。第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评价，更是决定于研究者当时的立场、思想和感情。总之，历史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已经逝去了的人和事，但研究本身却自始至终离不开现实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因此，除简单的历史事实的考证外，对某个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胡绳在剖析这种变化时说： 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来，我以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注：《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40页。） 可见，正是现实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深刻而变化着的作用，才使得历史学充满活力，不断生出新意，为人们提供更丰富、更深刻的历史认识。 可是，按照现实的需要去确定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以及怀着某种思想、感情去考察、评析历史，这些既是现实因素也都是主观的因素。而中外有些史学家，正是因为研究历史无法脱离这些主观因素，便否认或怀疑史学有客观的研究，当然更不相信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与这些史学家的看法不同，胡绳认为，存在上面说的那些“主观”，并不一定会使历史研究失去客观的态度。他说： 科学研究是要求客观的态度的，就是要求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的。那么，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人们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抱着一定的目的，是不是就必然不会有科学的客观态度呢？……一个医生抱着对病人的同情，对社会健康负责的态度，当然不会妨碍一个医生的工作，而只会使他更加认真。反之，如果是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的医生有时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重要的是要分别出怎样的立场和目的使人们粉饰、曲解和修改历史。为了达到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应当“裁抑”的是那种使人们走向片面化的观察和武断的“主观”，而不是任何“主观”都要“裁抑”。（注：此处是针对这段话的上文所引梁启超的话而说的，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第32页） 他还指出：“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说，一种“主观”可取不可取，就看它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能否持“客观的态度”成为鉴别“主观”是否正确、适当的标准。在这里，胡绳实际上是把科学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是居第一位的。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革命性”，则必须和它的科学性相结合、相一致才能实现；丧失了科学性，也就说不上革命性。只是胡绳没有明确地这样说，而是反复强调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他举例说：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赞成谁和反对谁的态度应当是很明确的，但空洞的歌颂和辱骂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如果不认真地收集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是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来使人心服地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而是使歌颂和反对都成为空话，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如果为了表现立场的鲜明，甚至走到了曲解事实的地步，使歌颂和反对都达到了夸大的程度，那就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这样做，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同时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 以上说的道理当然是对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且不说“文革”中那种以假冒的“革命性”为幌子任意编造历史的“影射史学”，即使在正常的史学领域中，由减损科学性以发挥革命性的事也是有的。如解放前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曾发表过寓有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及其消极抗日含义的历史著作，而至今人们仍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注：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革命性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和科学性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只有革命性而缺乏科学性的著作，实际上只应看作是一种启发革命觉悟的作品，而不是科学研究成果。只有科学地研究历史的成果，才能给人们增添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为当前的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从而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科学对现实的这种积极作用，才是它的革命性的真义所在。 按照现实生活的需要去研究历史，仍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最好的例证就是胡绳自己的历史著作，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写于1947年，于翌年出版。胡绳晚年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情况时说，当时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结局已经在望，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能不想到对此帝国主义会有什么反应？特别是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为了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他决定考察一下历史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这就是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目的。这个目的可说是充满了现实性和政治性，然而正像胡绳自己说的，“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胡绳全书》第5卷，第147页。胡绳还谈到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情况：“开头大体上有个模糊的轮廊，在收集和阅读许多材料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复杂的现象，逐渐探寻并发现其中的本质，集中理出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条主线，撇开那些与主线关系不大事情。”见郑惠《师门忆语（二）》（载《百年潮》2001年第2期。）。事实上正是这本书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5年五卅运动80多年间中国封建统治者、中国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变化着的真实关系，受到中外史学的肯定和赞扬。此书到1995年止，国内共出了8版，此外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译本，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 善于捕捉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在深入揭示历史的真相，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同时，又能适应甚至满足人们认识现实的需要，这也许就是胡绳的历史著作读起来感到“深刻，有味道”的一个原因。 历史研究的两步：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这是胡绳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最基本的规定。这句话很容易使人想到中国传统所崇尚的“信史”。所谓“信史”，就是“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历史事件的真相，不避讳，不歪曲，不夸大，更不伪造。这当然也可以说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不过这个“说明”基本上限于对事实的记述，在历史研究中虽然很重要，但仅止于给研究提供一个事实基础，其内涵比较简单。与此相较，胡绳所说的“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作为一种研究工作，其内容要深刻、丰富得多。请看他的说明：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所谓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从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的确反映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反映了隐藏在众多的现象后面的本质，那就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的一切复杂性、多样性全部反映出来。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抽象的、规律性的概括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不至于陷入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的海洋中，无法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无法驾驭所遇到的一切史料。但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毕竟不在于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这些概念（如果这些确是科学的概念）为线索，使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既要以具体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步；又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在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按照一般的说法，历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掌握史料（包括收集、考订、整理史料等），而胡绳是把这项工作看作是“研究”的前提，他这里所说的“研究”是指在此前提下，对已收集到的足够的史料、史实所进行的研究。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必须走两步而不是一步。 第一步是从史料中得出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用的是一种概括、抽象的方法。这就是：“搜集许多历史材料，加以分析，看哪些材料、事情、条件是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不是根本的东西，那么就把这种东西排除掉；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区别开来，把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区别开来，这样就找到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东西，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注：《中国近代史绪论》，《胡绳全书》第2卷，第211页。）。中国和外国都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中是找不出规律性的，因为历史现象不会重复，从中无法概括出普遍性的东西。胡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在社会历史中，不会有两个现象完全相同，分毫不差，因此，可以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在某些各有特点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共同性，因此，又应当说，历史是会重复的，而且重复的现象是常常有的……进行科学的概括，就是把许多个别事物所具有的互相不同的非本质的特性抽象掉，而根据它们的本质上的共同点建立各种概念和法则。”“就适用科学的概括这一点而言，又需要特别注意一般性的特殊表现，需要阐明一般的规律怎样表现为具有特殊性的现象，但是决不能认为历史研究只注意特殊性而不注意一般性。”胡绳还指出，要从具体历史现象中找到规律性，研究者不仅要有科学的世界观，而且在研究史料的还要“善于排斥前人粉饰和歪曲事实的主观，严格地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运用思维能力”，即坚持以客观的态度处理史料与史实。 第二步是将从史实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再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去，以之为指导，对史料、史实加以分析、说明。根据胡绳的论述，这一步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具体展现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使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叙述，不仅有血有肉，而且合理有序，能够真实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轨迹，而不至于轻重不分，杂乱无章。人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历史的认识和智慧，而这种认识、智慧只有透过具体生动、纷繁多样的历史事实才能为人们所理解、领悟和把握，单靠几个抽象的概念是不能说服人、打动人的。所以只有走了这个“第二步”之后，研究工作才算完成了。另一方面，以规律性的认识为线索再现具体历史景象的过程，也是对规律性认识本身是否正确的检验。关于这一点，胡绳解释说：“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具有全局性的材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带着这个结论回到广泛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敢于面对那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结论不相适应的具体现象。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贯穿一切，把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都说明清楚，那么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不足以说明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就要加以修正和补充。这可以说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种形式。”由于“第二步”是完成、检验历史认识的关键，所以胡绳说它是比“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常常谈到研究历史就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里说的“规律”，有时是指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某个国家、地区和某个历史时期存在的特殊形态；有时又是指某一具体历史现象、过程的规律性。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他们的论述往往使人感到历史研究工作的目的似乎就在寻找“规律”——获得某个理论性的结论。其实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而是为了强调取得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在整个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所说的揭示规律也是和对史料的分析、对史实的叙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吴晗说的“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注：《如何学历史》，《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在谈论找规律的时候，大都缺乏对历史研究工作程序的具体说明，便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胡绳关于历史研究必须经历两步——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论述，用准确的语言彻底讲清楚了这个问题。 胡绳这方面的论述，不仅对历史研究过程，而且对历史著作的写作，即把研究成果讲述出来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做到“史论结合”的问题。 所谓“史论结合”，最初是指在历史论著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史”，是指史料、史实；“论”是指理论、议论即观点、论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的确立，史学不能专搞史料考据，应该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日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可是，史论结合究竟指什么？史与论如何结合？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甚至令人苦恼的问题。1962年吴晗在一次讲演中曾对此有详细的评论。他说：解放初期是“只讲史实，不讲或少讲理论”，后来有了改变，但出现了“以论带史”的倾向，即“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是有论无史”，成为“以论代史”了。再往后，“大家知道‘以论代史’是不对的，但史论如何结合，却又不很明确。常有这样一种情况，不论讲课、写论文或是写书，先写一段史实，再引一段经典作家的意见，有时候是牵强附会的，或者是断章取义的。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先引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然后找一些自以为符合这几句话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其实是他把历史事实歪曲了，割裂了。”“这不是结合，而是并列”。吴晗认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其观点来分析有关的史实是需要的，“但现在有些人却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来代替，作者自己的看法呢？很抱歉！没有。”（注：《如何学历史》，《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66-368页。）——这些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如何呢？1981年胡绳在一次讲演中指出：“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 上述吴晗和胡绳所指出的“史”与“论”不相交融的毛病，都是表现于历史论著中，属叙述方法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好呢？关键就在缺少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论点，讲得具体点，就是没有通过自己对史料、史实的科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观点、论点，尽管常常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但仅靠摘录马列经典的辞句，或抄袭别的什么现成结论是得不到的。它只能来自对历史的独立的研究，即“论从史出”。按照胡绳的说法，这属于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但是仅仅取得了这种理论性的认识还不够，还需要以这种认识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因为“我们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这就是胡绳所说的研究工作的“第二步”。走好了这“更重要的一步”，在历史讲述中恰当地处理“史论结合”问题就有了保证，也才有可能做到吴晗所说的“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 在1985年发表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一文中，胡绳专门讲到“史论结合”问题。他说： 所谓“史论结合”，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这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帅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帅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① 把这段话和上文介绍的胡绳关于历史研究工作的过程的论述联系起来，从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对历史的研究与对历史的叙述在方法上虽有不同，但后者与前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只有研究得深刻、全面，叙述才能深入、透彻；没有研究或浅尝辄止，就不会写出高水平的历史著作。其二，历史叙述虽然讲的是研究的成果，但一般说来，它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要以研究所得的认识为指导，选择、组织史料、史实并给以合理的充分的解释，使历史事实、过程既井然有序又丰富、多样、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其间还可能发现种种矛盾和疑点，需要对既得的认识做进一步的补充或修订。所以，叙述历史也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是它的继续和最终完成。由此可见，一部讲述历史的学术著作，确确实实应该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它固然要讲究写法、讲究辞章，但决不是单纯靠写作技巧、靠形式上的讲究就能成功的。那种不肯下功夫做深入研究，却热衷于写书、出书的做法是写不出好的学术著作的。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