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一贯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中共党史来说，中国近代史可以视为它的前史。学习中共党史不能不了解近代史，阅读中国近代史名著更是学习中共党史必不可少的。
胡绳同志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近代史著作，1981年6月出版后，受到广大干部和各界读者的欢迎。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曾在1982年第2期《红旗》杂志著文推荐，号召干部和青年读这部著作，“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好的民风民气开辟道路。此后又接连出版大字本和简写本，在干部和青年中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近，经过作者修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了再版本。该书初版后，曾多次重印（加上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 总印数约300万册），到这次修订再版，其间经过了16年。这说明，广大读者是需要这本书的。作者在初版序言中曾说过：“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作者很谦虚。事实上，作者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专家，又是写文章的大手笔。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已表现了他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非凡能力。此书成为往后学习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入门必读书。无论是《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生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深入浅出，变繁为简，剪裁适当，娓娓道来，又不失把握历史事变的深刻洞察力，这对于表现复杂历史进程的著作是很不容易的。范文澜是这方面的大家。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曾为一代一代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但那时范文澜是初创，限于当时的条件，尚有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以为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范文澜以后中国近代史著作、即介绍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背景的著作中最好的本子。善于抓住读者，又能给读者很多思考，和范文澜一样，胡绳也是这方面的大家。初版印行300万册后，又印行新版本，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初版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1981年。那时候，中国近代史（即中共党史之前史）研究领域思想十分活跃，新见迭出。这次再版，也是近代史（即中共党史之前史）研究领域思想活跃的时候。早在1954年，胡绳在一篇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中，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与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一个统率全局的重要概念。它表明作者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区别于解放前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史学家最重要之处。我国史学界虽然在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上，或者在某次革命高潮的评价上，与胡绳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大体上，大家是接受这个概念的。这反映在大学的讲堂上，也反映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出版物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框架来结构篇章、铺陈编写的。80年代初，有学者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洋务运动也应该被看成是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样，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持这样观点的学者认为，洋务运动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化，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还有学者对义和团提出了全面的否定。作者除了在书中正面叙述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外，还在初版前言中指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同时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从而全面坚持了三个革命高潮的观点。
作者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写了序言。除了举例交代若干重要的修改之处外，序言还特别谈到作者在修改过程中思考过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关于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声明，他写作本书正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他强调不要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对待马克思主义，但在处理1840—1919年间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的中国政治史时，对于事实上存在着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那种情况，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够把问题说清楚。这就非常简明的把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问题讲清楚了。
关于对外开放和用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谈得很多的问题。作者密切关注学术研究进展，在再版序言中，胡绳作了集中的讨论。他认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所取得的初步经验，在我国历史上是完全新的经验。因为近代100 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与今天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在旧中国，虽然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越谈不到扩大开放。这就把中国新旧不同时代的开放问题的实质讲透彻了。至于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作者认为那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其实这大概不能算孤陋寡闻，因为事实上的确没有这样的出版物面市。道理很简单：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很复杂的。序言写道：“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并不要使被它改造的落后民族和国家变得像它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以允许有利于它实行殖民统治为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便是有力的证明。所以作者气愤地指出：“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引者按：应作几百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这种批评发自一位通晓近代中国历史和世界近代史的权威作家之口，无疑是极有分量的。作者同时指出，讲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讲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甚么努力，经过怎样的过程，遇到什么艰难，有过甚么分歧、什么争论，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是很难讲清楚的。因为，“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我相信，有志于用现代化做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一定能参酌胡绳的意见，写出一本反映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近代史来。
再版序言再一次对当前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争论较多的若干问题表明了意见。如关于革命与改良主义、关于洋务运动等问题。在提到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历史评价，指出康有为、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曾反对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后，作者特别说明：“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副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序言批评“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的观点，序言认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对革命和改良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和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改良主义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这些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公允的评论。关于洋务运动，初版序言中，作者认为不能将它看作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再版序言中，作者又进一步做了分析。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压力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作者认为，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他在本书中就曾仔细地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加以区别，指出“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作者在书中谨慎地作出的这种分辩是极其可贵的，是符合事实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者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
这次修订再版，作者已80高龄。他花了很多工夫，作了很多思考，避免了原书中一些缺失，对读者一定会有很大帮助。作为评论者，修订再版中似乎还有小疵可挑。一是原书还有错字未得改正，如756 页“设制总督”应为“设置总督”之误，810页“由刘公代行总督职权”中，“总督”为“都督”之误。再是引用书名错误未得改正，如875 页注释引用《中国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书名中“中国”二字为衍字。三是外人译名未规范，如Straight，W.D.，美国领事官，汉译名为司戴德（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正文和人名索引均误为“斯屈拉特”。这是小疵，不难在下次重印时纠正。唯另有一处，需少加讨论。该书第二十三章第二节：“谋略处”的领导及其演变，共8页，叙述武昌起义后，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士兵强迫作了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尚不能判断革命的前途如何，不言不语，不发表任何意见。起义士兵为了推进革命，掌握政权，在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同一天，还成立了由起义士兵的骨干分子组成的谋略处。军政府成立后头几天的一切大事都由谋略处决定。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谋略处手里。这时候，扶育革命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轻人手里。几天以后，形势对革命有利，黎元洪承担起军政府都督的职权，谋略处的大权才被夺走了。这一节是以起义参加者事后写的回忆录为根据的。但是，在本书出版后，已有研究者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他们的文章考证了上述回忆录形成和传伪的经过，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提出这一结论的至少有两篇文章（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吴剑杰：《谋略处考》，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迄今无人对这一结论提出争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
我还注意到，作者在再版序言中宣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续篇，即1919—1949年部分的写作已委托人进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又注意到，胡绳同志在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 期表示祝贺时“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胡绳同志这个建议非常重要。事实上早在50年代，如荣孟源、李新、刘大年等，就讲过这个意见。但是由于那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胡绳同志登高一呼，这个长期引起混乱的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问题，应该能在学术界得到妥善解决了。如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续篇完成，那将是实施这一建议的重要实践。如果是这样，续篇如何去贯彻胡绳同志自己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主张呢？因此，我们期待着续篇将会提出中国近代史中建立革命高潮概念的新建议。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