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胡绳的秘书白小麦从上海来电，告知胡绳同志已在当天下午去世。噩耗传来，十分悲痛。胡绳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理论大师，是一位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为人真诚、平等、谦虚。多年来，在和他的接触中，我得到许多教益。往事回首，仍历历在目。

我和胡绳认识是在1981年3月广东、广西联合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的会议上。当时，他和所有与会者一样，一起开会，一起吃饭，一起乘船睡统舱，一起聊天，没有半点特殊。他的平等待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报告。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报告，对当时史学界拨乱反正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谈到“在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谈到“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等问题。他指出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是从研究历史的需要出发，但不能因此得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结论。此外，他还强调研究近代史要担负起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要充分肯定近代史上农民的作用。报告结束，我就找到他，提出《光明日报》要发表这个报告的摘要。胡绳当即表示同意。回到北京，我把摘要送给他审定。收到摘要稿的当天，胡绳来电话说，摘要稿不看了，委托我全权处理。4月20日，《光明日报》刊出胡绳报告的摘要，全文近八千字，将近一个版，这是十年动乱之后胡绳最早发表的文章之一。 

和胡绳交往，我总把他当成良师益友，经常从他那里得到教益。八十年代初，我连续发表几篇有关百家争鸣的文章，其中一篇我用了“社会主义学术”这个概念。胡绳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社会主义学术’一概念似不妥。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化，但好像不好说‘社会主义学术’（不但无所谓社会主义物理学，也无所谓社会主义历史学）”。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在后来我写有关百家争鸣的文章中，就纠正了“社会主义学术”这个概念的提法。 

有关“百家争鸣”问题，当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及如何理解指导思想问题。我曾经以此请教过胡绳。他在一封来信中作了认真的答复，他说：“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似有两种含意：一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来确立百家争鸣的种种方针，例如学术问题的结论，要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而得出来，马克思主义要在和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通过百家争鸣来确定在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不要用简单的政治帽子来解决学术问题等等。这些方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像苏联过去对待生物学上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二是参加争鸣的各方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这两条，他更主张“着重第一含意”。因为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百家争鸣的种种态度”。胡绳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胡绳为人很谦虚，做学问十分严谨。记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后，报刊有过不少评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认为，书中第二次革命高潮只谈义和团运动，没有谈戊戌变法。胡绳看到后很不安，因为这涉及书的作者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胡绳让秘书把这个“不安”告诉我，随后又亲自对我谈到此事。我也觉得该书评在谈到第二次高潮时只提义和团运动，不符合书中原意，为帮助读者对此书有更全面的理解，我赶写了一篇《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比较全面的谈了作者有关近代史上所指的三次革命高潮，在《光明日报》刊出。 

1991年，《胡绳文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之前，他把1935年至1948年这一集的170篇清样寄我。我翻阅了一遍，觉得内容很丰富，许多文章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例如，作者在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应有抗日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时指出：“我们主张思想自由就应当反对以少数人的利益划定思想的范围，而要把这种自由建筑在广大的群众利益之上”。如果思想自由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自由必然要受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另外，在抗日战争中，针对有些人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名，提倡文化复古主义，宣传三纲五常，作者尖锐指出，搞复古主义必然要“趋于专制主义”。而“思想的专制主义与复古主义，在实践上就是把中国的一切：文化、经济、政治，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也就是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民主化”，如此等等。《胡绳文集》闪烁着许多思想光辉，有必要向读者作个推荐。 

出于上述动机，我为文集写了一篇书评，尽管书评仅谈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是写了5000多字。文章长可以压缩，我所担心的是表述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于是，我把书评寄给胡绳，并注明“如有不妥，请改正”。几天之后，胡绳在退给我书评原稿时，附了一封长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说出版社排出清样后，迟迟未见出书，“故大作一直压在我处”；二是说“此文篇幅似太长”，“恐不易发表”；三是谈了1949年前写文章的背景，即在那种背景下，写文章只能讲道理，不可能以势压人。为此，他在信中写了这样很长的一段话：“在1949年前，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文化思想批判（批判各种错误地引导青年，把民族国家引向错误方向、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不可能以势压人（我们处于被压迫地位），不可能靠用什么大帽子（唯心主义、反动、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压人，在那种条件下，只能说道理，结合实践，论证那些错误的观点、思想为什么是错的，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提出的看法为什么是正确的。当时写文章并不一定（常常不）标明是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从正确和错误的对比中，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在那时的条件下，只能，也必须这样做，我的那些文章因为是在那种条件下写的，所以可能具有这样的特色。现在环境不同了，可以明确地标明党性和马克思主义旗帜，但仍应该认真地说道理……”胡绳来信本意是想说文集的文章是讲道理的文章，不是简单的批判文章。同时，也是提倡一种学风，不论是批判文章，还是学术争论的文章，都应是摆事实讲道理才有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胡绳的文章仍保持了讲道理的风格，有些文章观点很尖锐，但行文很温和，以理服人，并不是以势压人。这种学风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另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的文章也多具有这种特点，在这里我把胡绳信中这段话抄录于此，对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也会有参考价值。胡绳的平易近人，长者风度，对晚辈总是平等相处，诲人不倦，和他接触过的人多有这种感受。但胡绳最令人敬佩的还是在六十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中，总是随着时代的潮流，站在历史的前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晚年的许多研究成果，许多观点，也多能为思想界所认同和推崇。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4日，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