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1893年一1980年，号煨莲，福建侯官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神学与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研究西洋史和神学。1923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历史教授，研治中国史，先后发表中英文论著近百种。当顾颉刚等人掀起“古史辨”高潮之后，洪业积板投入整理国故运动，致力文献古籍的整理，亲自主持编制出大量经史子集名著引得，[1]不仅嘉惠学林，而且为我国传统的文献学开创了新局面。由于他“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因而被学术界赞为是“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步”。[2]兹就其引得工作略述如下。

我国的引得之学，至迟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如明人张士佩的《洪武正韵玉键》就是《洪武正韵》一书各字的分类检索工具书，清人汪辉祖的《史姓韵编》就是二十四史专传传主人名的检索工具书。但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专门的检索理论更为薄弱。20世纪20年代时，一些亲自体验到西方近代文化科学性的知识分子看到我国传统治学方法的不足，为了提高读书与研究的效率，开始了检索理论的探讨和有关工具书的编纂工作，这样，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事引得之学的事业起步了，诚所谓“中国索引运动，巳在萌芽矣”[3]。和同时代其他人比较，洪业对引得编制方法的探索最力，实绩最大，将处于萌芽状态的引得编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它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洪业任燕京大学史学教授时，力主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办学，终在1924年促成此事，并创立了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洪业在哈佛大学讲学，由于他既精通我国传统学术，又热知西方近代学术的科学之处，这次讲学进一步促进他在比较研究中反思传统学术的不足，使他认识到我国一些陈旧落后的治学方法不适应科学文化发展。比如我国典籍异常繁富，由于传境学术强调古籍要“烂热于胸”，为学人阅读、研究提供方便的引得因此不多：“西文重要书籍，皆附有Index，甚便检寻书中内容。中国旧籍，素阙此类研究工具。”[4]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没有古籍“烂熟于胸”的功底，要查找资料，只有依靠目录检读，投有现成目录可以利用，则只有凭记忆线索翻检，费时渎神，甚至徒劳无获，深感不便。洪业就曾说自己“幼时习此经传按指《春秋》经传而苦之。三十年来，又则为诸家论说所眩，左右进退，摩所适从”。[5]在研究杜甫诗时，他发现“校注杜诗必欲得杜诗所习用之字句、杜诗中所复见之名物而前后参照焉，杂书引杜则简举篇名，或仅录一句，或仅摘二三字……学者必欲知其各在集中何处，然杜诗篇数，千四百首，杜集各本之都宜检校者十有余种，而编次卷第又多不相同，校者将望面生畏焉”，[6]如有引得可以利用，用于研究大有裨益。为了使更多的学人免受反复翻检而不得的痛苦，他“固有编篆引得用便研究探讨之意”，[7]回国之后，洪业毅然决然地以极大精力投入编制引得的“为人之学”，[8]于1929年9月正式组建了从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自任主任，“担指导之义务”，引得编纂处聘有编辑聂祟歧、李书春、田继综等三人“分任编校引得”，马锡用为经理，“掌采往书札及一切杂务”，五个书记“掌缮录引得稿件”，[9]后来稍有扩大，但也只在十余人左右。

引得编纂处班子虽然不大，但他们所推出的“引得丛刊”成就却不小。在1930年到1950年间其间1942年到1946年曾一度停止工作，由经而史，而子、而集，“先后编纂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多达64种81册”。[10]他们另外还出版了《三字典引得》、《尚书通检》，但这两种未列入引得编纂处“引得丛刊”编号序列。引得丛刊的编号有两个序列。一为“引得正刊”序列，有41号，此类仅有引得而不附原文，一为“引得特刊”序列，有23号，此类既有引得，又附录经过校勘和标点的原文。这64种引得“从类型看：有专书引得、人物引得、书目引得和篇目引得。从体例看：有逐字引得、字词引得、句子引得和条目引得；人物引得中有传记引得、著者引得、字号引得。文献收集范围有原书加注疏引得、注引书引得、原书删存引得、综合引得”。[11]

引得一事，欧美颇为发达，上自古代经典，下至近世杂志，除小说戏曲等书外，不附引得的较少，因此他们编制引得的方法颇为成熟。学贯中西的洪业深知：虽有欧美成法可资参考，但因中外文字、书籍性质不同，编制中文书籍引得时，却不能死搬硬套西方现成的方法：加之中文引得草创不久，无所借鉴，必须首先进行理论探讨和试验实践。因此，引得编纂处开始编制引得时，洪业先用《说苑》一书作试验，听取人们的童见，然后亲自拟定出“引得编纂手续纲要”，经过编制《说苑引得》、《白虎通引得》、《考古质疑引得》和《读史年表附引得》等书的实践之后，又对“引得编纂手续纲要”加以修订。通过这样的反复探讨和实践，洪业总结出了一套中国古籍引得编制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他著的《引得说》中。《引得说》是当时较早问世的一事索引学专著，于1932年12月由燕大引得编纂处出版，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述什么是引得及其重要性，洪业指出：“引得者，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用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这一论断十分精当。第二部分述中国字庋撷法，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述引得编纂法。下面就着重介绍洪业与引得编纂处发明的“中国字庋撷法”和“引得编纂法”。

“中日字庋撷法”之得名，因它将所有汉字分为“中、国、字、庋、撷”等五种字体；且“庋”之义为“放入”，“撷”之义为“取出”，全称即为“中国字编入检出”之意，与检字法名实相符，且有助于学习此法者之记忆。“中国字庋撷法”属于号码排检法的检字体系，先将汉字按字体分为五类，以‘中，国，字，庋，撷”五字统率；再以“1、2、3、4、5”为定体号码；庋撷二字的笔画进行分解后，可得十种部件，分别对应0至9号，然后依汉字四角笔画取4个号码：最后据该字所含方格数确定一号码，于是每一汉字的号码由6个数字组成。[12]和号码检字法中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相比，“中国字庋撷法”的优点是重码字少，当一书的“字种”数较多时，这个优点更明显；和“部首检字法”比，“中国字庋撷法”按号码排列，各字取号而不必熟知部首，又有易于查找的优点。但它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规则较为繁琐难记，不易热练掌握。

编制引得，是一种学术性兼技术性的工作，似易丽不易。它既要求作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知识，又要细心而有韧性，其间甘苦，非局外人可知。洪业曾自述《春秋经传引得》的编纂过程，略引其中敷语，以窥一斑：首先校勘原文，然后施加标点这实际上是在整理古籍，“全文校印既就，乃逐句剪贴片上。一字为句者，得一片，数字为句者，片如其字之数；合得二十余万片。既逐片细注全文某页、某公、某年、某节、某字经抑传：然后依引得法排列焉；连二字以上而为专辞者，宜合而不宜分，则合之；仍于其首字后各字见‘见’片，谓其字亦见某专辞中也一人而有数名，一地而或殊称，则彼此见‘参’片；谓宜参检，庶史实无漏失也。见、参二项之条理，为事甚烦，时亦颇费考察斟酌焉”。[13]此后之剪贴、抄录、校印，全靠手工劳作，费力亦费神。为确保工作高效率而又有条不紊，洪业将编制引得的工作程序细分为十个步骤：一、选书，选择应做引得的书籍。二、择本，选择入选书籍的最好版本。三、标钩，根据书的性质加以标号。四、钞片，将应立条目的字词句等内容抄在卡片上。五、校钞片，对所钞的卡片进行校对。六、排片，将全部卡片按“中国字庋撷法”分排。七、校排片，对巳排好的卡片进行校对。八、送印。九、校印样。十、发印。其中，以第三步最为重要，关系到引得的成败好坏，“盖于标钩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不易有绝对标准”，[14]全凭标钩者的学术功力而定。上述工作步骤和编纂手续，确实严谨、科学，直到今天都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洪业治学态度谨严，设身处地为引得使用者着想，又能对西方拼音文字引得编纂法加以创造性改进，使之适合我国古籍实际。他主持编制的引得和国内外其他引得相比，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为便利读者使用，亦为克服“中国字庋撷法”繁琐难记的不足，各引得检索方法多样化，以笔画检字和拼音检字辅佐“中国字庋撷法”。

二、所编引得巳据原书最佳版本定字词条目页码，又“更参考通行各本，制附各本卷页推算表”，[15]使它们能适用于该书的各种版本，扩大了使用范围。

三、古籍流传千年，颇多衍脱误倒，清儒校勘成绩斐然，惜成果或寓书单行，或附录书后而无标号，读者不易查寻。洪业所编引得“于原书目注后，兼载校勘卷叶，是一检面两得”，提高了这些引得的学术价值。[16]

四、所编64种古籍，据实用程度为标准来确定体例，对学术界常用或十分重要以及欲达逐字寻检目的之古籍，则编制成“堪靠灯”式周遍型单字引得，[17]对无需逐字检索的古籍，则只编制成句子索引，以节省引得篇幅和读者费用。

五、在各引得之前一般都有一篇序文，详载有关原书的考证，述其版本源流并说明该引得所依据之版本，然后详备叙例，介绍体例，多有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此举不仅极富学术价值，而且便于读者使用。洪业所作的《春秋经传引得序》和《礼记引得序》就是当代文献学上颇受学人推崇的佳作。

洪业等人所编制的各种引得，尤其是《杜诗引得》、《春秋经传引得》等周遍型单字引得，对于检索古籍原文较为便利，仅就语言文字学和文史考证学而言，当代学人欲超过清代学者，借此引得之力则可事半功倍，因此学人一致认为这些引得对“于学术界之贡献极大，既巳风行海内外，承学之士，苟非安于抱瓮而汲之愚者，戚利其便而重其书，诚学林之宏举，不朽之盛业”。[18]当这些引得行销西方时，也深受欢迎，“西方汉学家对之尤为重视”，他们一致赞颂这些引得为西方学者研究汉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故洪煨莲教授……因主办引得事务获得法兰西铭文学院之一九三七年度茹理安奖金”。[19]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作为新生事物的引得，更是如此。洪业主持编制的六十余种引得虽为学林称道，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中国字庋撷法”检字规则繁琐难记，不易熟练掌握，推广普及较难，数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存在不少阙误，有待订补。

总之，洪业领导引得编纂处在引进西方史学方法，推进我国引得事业的发展上有很大功劳。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引得之学才日渐发展壮大，成为目录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字庋撷法”中一个步骤是将汉字按笔画拆成十种部件，分别对应0至9号，然后依汉字四角笔画取4个号码。这种做法对当代在电脑上使用的某些形码汉字输人法曾有一定的启发。作为一代著名学者，洪业甘当铺路石，从事“为人之学”，更属难能可贵。当代学者曾盛赞道：“一切所谓工具书者，学者资之为治学之利器，编者不能藉之以获名，此为人之学也。……洪业编制引得舍己为人，以学问为天下之公器，乃深符孔子勿我之旨。”[20]事实上，洪业等人的成果，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不可成缺的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曾于1982年起陆续影印这些引得，以满足现代学人的迫切需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