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县是我的故乡。一九二O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古老的小县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取个名字也是排辈的。我是“焕”字辈，所以我的名字是洪焕椿。
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家乡读书。初中将近毕业时，我的舅父延钊（字孟晋）把我带到温州，改在温州中学读书。当时我住在舅父家里。这是他对我的关怀。他是个读书人，担任籀园图书馆（即今温州市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为纪念我的外祖父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庼）而创办的。舅父把我放在身边，是希望我在学业上有更快的长进。我在温州中学读完了高中。在那几年中，我经常到籀园图书馆去看书，读了教科书以外的一些东西，开了一点眼界。从那时起，我对文学、历史和古籍，发生浓厚的兴趣。当然，这是受我舅父的启导。
高中毕业后，很想继续读大学。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炮火连天，浙江省内没有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已经内迁，家里又不愿让我单身跑到内地去求学。刚巧，我舅父被聘为浙江省立图馆馆长。一九四一年春，他带我上任，让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等待机会，再进大学。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
两脚跨进了图书馆的门槛，我被包围在书城之中。我想：能在书的海洋里驰骋，这是多么幸运呀。在舅父的指点下，我尝到了读书的无穷乐处。我自问；难道大学还能比这里更为自由自在地饱尝读书之乐吗?
我在浙江图书馆一口气工作了四年多，从一般工作人员提升为研究辅导部主任，使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历史文献和有关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知识。我写了一些读书心得，曾经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上海《益世报》副刊《史苑》上发表过《龚定庵之生平及其著作》等文章，在赵万里先生主编的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图书》上发表过《宋元四明旧志及其版本》等文章；在王伯祥先生主编的上海《文汇报》副刊《史地》上发表过《记乾隆时浙江进呈秘籍之七大藏书家》等文章，在王庸（字以中）先生主编的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上发表过《清末目录学者姚振宗先生及其贡献》等文章。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刚刚闯入求知的大门，不知学海的深浅，有了点滴心得就动手写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但是，在浙江图书馆的四年多，对我来说，等于补了四年的大学文科。通过自己钻研，我完成了一部《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当时我看了三部有关孙诒让的年谱，作者是薛锺斗（原稿未刊）、宋慈抱（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十二号）、朱芳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觉得都有失实之处，需要作些校订工作。我在序言中写道：“余生也晚，不及仰承外祖謦麸。顾幸从舅氏问字，间获耳外家一二珍闻，每志而勿敢忘。比岁余随舅氏服务浙馆，复得观舅氏为其先世所辑之《孙太仆公年谱》及《孙征君年谱》二稿本，及外家玉海楼皮册之寄存于馆者。紬绎一过，乃觉薛、宋、朱三编之互有得失，似皆未可以云尽足考信也。馆职之暇，辄为泄笔作三编合校之录。凡各谱所述与事实未合者，一一笺记出之。”这部稿子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日起，在《前线日报》副刊《图书评论》上连载，但没有全部刊完。这项工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但为提高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如何利用文献资料进行考订等方面，确实很有益处，等于试作了一篇大学文科的毕业论文。根据我的学习实践，青年朋友们能进大学，固然可以深造，但是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只要狠下功夫，掌握主动，认真钻研，持之以恒，再加上学者专家的指点，同样会有收获。青年人最要紧的，是把做学问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要自己去开辟新路，而不是被学校的老师牵着鼻子走老路。在图书馆里，我尝到了扩展知识的甜头。为了使好学的青年朋友们能充分利用图书馆来开发自己的智慧，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一九四四年我写了一本《怎样利用图书馆》的青年读物，后来由开明书店出版，作为“开明青年丛书”之一。书中介绍了一百几十种国内外出版的工具书。开明书店写信告诉我，这本书共印了一万几千册。看来，青年朋友们是爱好图书馆的。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九四六年我随浙江图书馆从青田南田山刘基的故乡迁回杭州。不久，我舅父在浙江通志馆任总纂，我有幸被聘为分纂，两人又在一起从事《浙江通志》的编辑工作。真是我的幸运，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馆长，是一位十分器重青年人的长者——余绍宋先生（字越园，浙江龙游人）。他是当代有影响的方志学家，又是国内著名的书画家。他善于用人之长，叫我参加编辑经籍志，跟宋慈抱先生在一起。宋老先生并没有因为我在《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中对他的年谱畏过意见而疏远我，反而更加了解我，关心我。我也更加尊敬他，青老合作得很好。余馆长经常叫我查找资料，每想到有可以利用的史料，总是随时写条子通知我去办。如今我手头还保留一张一九四七年他亲笔写的条子：“《约园杂著》三编中，凡浙人著述，采入通志，杂文中亦有可采者，须录出。请洪分纂办理。二月九日。”并在日期上盖了朱文方印。对青年人如此信任、放手，多方面给以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我感到身上的担子越重，越要加倍努力，加快脚步。
浙江通志馆的编纂室里，有编纂和分纂十几位，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学者，使我有机会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求教，在方志学、历史文献学以及校勘考证、版本目录等领域，探索治学的门径。我在该馆工作了将近三年时间，实际上是当了三年的文科研究生。我跟年长的学者同住在里西湖梅庐的楼上，朝夕相处，谈论诗文，谈论历史掌故。我的导师不止一位，而是十多位。他们的专长是多方面的，我正好吸收各家之长。在他们的启导下，我更加爱护祖国的文化遗产，珍惜祖国的历史。特别是对江南文化之盛，感触更深。
一次，我把完成的部分初稿送请余馆长审阅。我担心稿子不符合要求。出乎意料，他亲笔在我原稿的封面上批注了十九个字：“是编极合长编体裁，将来编入正志后，可以单行”。并盖了一颗朱文方印。这十九个字我现在还保存着，作为纪念。他那殷切鼓励青年上进的心情，我至今没有忘记。我把馆长的鞭策，作为自己勤奋学习的动力。我的四十万字的《浙江地方志考录》一书，就是在浙江通志馆工作时的学习记录，后来于九五八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那三年中，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在《东方杂志》、《图书季刊》等若干报刊上陆续发表《杭州地理掌故著述考》、《孙诒让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明清浙江之三大书院》、《雍正浙江通志两浙志乘篇考异》、《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考》、《黄宗羲著述考》、《两浙书林清话》、《清代浙江学者事辑》等二十多篇文章。我深深感到，要把书读活是不容易的。要读活就要独立思考，有了心得就要写下来。手勤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不动手是得不到学问的。
我从十几岁起就爱好做编辑工作。中学时代，我主编过《温中学生》（这是温州中学学生会的铅印刊物，每学期出版一册）。我还与两位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学樊祖鼎（现任兰州大学外语系主任）和张炎（已故），三人合办一个“堡垒出版社”，出版一本铅印的诗集和一本《前哨木刻集》，都是我们三人的作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青年人热血沸腾，办出版社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出版物都是非卖品，每部印了几百册，赠送给同学、老师和亲友们。印刷费是向亲友们募捐的。后来进入图书馆工作，我编过《浙江图书馆通讯》（季刊）和《图书阵地》（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创刊，是《浙江日报》的副刊，半月一期，共编了十七期）。在浙江通志馆工作时，编过《浙江省通志馆馆刊》。解放后在南京大学工作，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间，编过《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后来又结合明清史研究，编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一九六O年三联书店出版）、《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一九八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一九八O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对青年朋友们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我又主编了一本《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一集，一九八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当编辑是最有效的学习，也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最好途径。做编辑工作，就要阅读大量的文章和资料，然后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归纳。每编完一本书，要写好书的《前言》，就要反复思考推敲。我为《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一书所写的《后记》，就是我整理这些碑刻的心得笔记。
我是解放后才到高等学校当教师的。解放前七年多的文史工作，为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点底子。
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这年初冬，我应聘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历史系助教。校长吴贻芳博土是海内外有名的女教育家。她对青年人是那样热情和信任，使我十分感动。当时我还兼学校图书馆的一点工作。她把全校中文图书的采购权交给了我。领导的信任，更加激励我做好工作。解放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抓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九五O年秋，开明书店顾均正先生约我再写一本《图书馆与文化学习》。我在两个月内就把书稿写成寄出，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初版就印了一万五千册。这是我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我被调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从中国古代史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一直工作到现在，转眼已经三十三年了。作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对自己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专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一九五一年五月，我加入九三学社。一九五七年一月，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使我在政治上、业务上一步一步地有所长进。如今已从青年转入老年阶段，我更感到时间的可贵。时间就是生命。
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我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点，从中国古代史逐步转向明清史，开过《明清经济史》、《明清史史料目录学》、《明清农民战争史》等选修课。早在一九五七年，郭影秋校长很希望在南京大学培养一支明清史队伍。他带头编写了一本《李定国纪年》（一九五九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还亲自组织校内教师和校外专家，准备校点七十种《明季史籍丛刊》。一九六二年系里开始招收明清史研究生；还一度协助谢国桢先生核对、增补《晚明史籍考》。谢先生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前言》中说：“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详细地为我审阅了一遍，增加了不少的资料，改正了不少的错误。”这是谢老的谦逊之辞，但从此我们在业务上有了合作的关系。在校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我们筹建明清史研究室，把研究方向定为明清江南经济史和明清农民战争吏。在郭校长的倡导下，我校召开了“李定国和郑成功学术讨论会”，郭校长和我系胡允恭教授及我，都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编的《郑成功研究论文选》（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又选进了我们这三篇文章。
但是很不幸，碰上了十年浩劫，研究工作无法开展。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滚滚的毒焰和恶浪，浪费了我们十年的宝贵时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振奋精神，正在为多出人才、多出成果而努力工作。一九八O年，我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史学讨论会，我提出《明清苏州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该文英文摘要刊登在美国《密西根中国研究集刊》第四十五号，一九八二年密西根大学出版），一九八一年，我系明清史研究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我提出《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这篇论文（该文会后译成英文，发表在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上），一九八三年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在无锡联合举办“明代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九八五年十月，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明史学术讨论会”，我提出《东林学派和江南经济》的论文，探讨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通过一系列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我们的工作在探索中迈步前进。
就我的浅薄经历，深感在学术的大道上，要善于寻找老师，为自己的学业树立奋斗的目标，增添求知的信心和勇气。在方志学方面，我以余绍宋先生为师。他的《龙游县志》是当代地方志中别具一格的创新之作。梁启超先生在这部书的序言中，给以很高的评价。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我以赵万里、王重民先生为师。这两位学者跟我都通过信，遗憾的是始终没有见过面。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当时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的王以中先生，转交给我一封王重民先生的亲笔信。这是他第一次给我的信，希望我能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去做教学工作。我十分惭愧，因为我没有受过图书馆学的专门训练。我的学识和基础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我只好谢绝了。但王先生始终是我敬仰的学者。在明清史方面，我以谢国桢和郑天挺先生为师。解放前我就拜读过他们的著作，解放后有机会当面求教。谢老每出版一本新著，总是用钢笔题了字寄给我。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已作古，但他们的渊博学识和几十年如一日的治学精神，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师。
现在我的心境是：头白未敢言倦。我准备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跟明清史研究室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在一起，集体合作，完成—部多卷本的《明清长江三角洲经济史》，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添上一砖一瓦。
一九八五年秋于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
（资料来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