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接何炳棣教授所著《读史阅世六十年》（下简称《六十年》）一厚册与我，开卷展读，爱不释手，一气览毕，浮想联翩。何教授不愧为学贯中西、功底深厚的史学大家，他自幼立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远大志向，几十年来如一日的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不断攀登、成果累累，到暮年仍旧自强不息，回首往事，反思总结，老骥伏枥，为后人留下了一位20世纪的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一生求学立业的真实记录。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善于观察与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以及对周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勾勒素描，特别是对本人求学、治学心里历程的如实刻画等等，都使得本书成为目前众多自传自述中的佼佼者，可读性和史料价值都非常之高。

何教授出生于1917 年，正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年帝制之后不几年，中国正处在大动荡、大转型的历史阶段。学界亦已废除实行好几百年的科举制度，逐渐从四书五经转向吸收西学，即所谓新学，学人纷纷寻求探索富国强兵和晋身仕途之路。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一方面仍然收到传统儒学的熏陶，另一方面，一旦有机会，又十分渴望到西方游学，开阔眼界，继续深造，救国救民，功成名就。《六十年》一书，以一个诚实的、严肃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其个人的亲身经历、观感和体会，时间跨度贯穿20世纪，空间覆盖横越中美两大国土。作者的一生故事颇多，也有深意，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意义。全书亦随其本人的踪迹分为“国内”与“海外”上、下两篇。从家世与父教开始，依次叙述在国内上小学、中学、大学，乃至远赴海外读研、执教的一些片断和细节，它还具体地对家族、本人、师友、母校以及东西方的教育和社会等方面都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谈论了自己的认识，同时亦扼要地概述了他生平研究和关注的学术问题及其所做出的贡献，提纲挈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若想了解那一代人的苦与乐，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奋斗取得研究成果的，《六十年》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较完整的例证。若想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士族家庭望子成龙的心情和培育子弟的方式，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些新式学堂的具体状况，1930－1940 年代中国几个著名大学的教学水平和师生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中叶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生活、工作、志向和情趣，或者是对美国的汉学、中国学，在美国一流大学的文科课程设置以及学术研究特点有兴趣的话，亦可从书中略见一斑。一些赫赫有名的学者的学术特长和性格细节，颇有风趣的名人逸事，在作者的笔下也都尽其所知，如实道来，不拘一格，显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总之，不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读这本书，均能得到教益，有所启发的。 

一个人的成功，既要有天分，又要靠奋斗，同时也离不开机遇。作者在这些方面都很幸运。他生性聪颖，又世代相传是南宋理学家何基的后裔，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一方面严格管教，另一方面循循善诱，从小就领他见世面，而且家族同辈人中又有著名史家何炳松等为其表率。他本人不但博闻强记，而且融会贯通，特别是不囿于成见，善于思考，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他在求学过程中还曾得到梅贻琦、雷海宗、郑天挺、冯友兰、杨联、柏莱柏诺等大师级人物的直接教诲和赏识。 

讲到机遇，比如他在改革开放之后回国见到吴于廑时不禁感慨，回忆1940念他们同时参加过留学考试，因为吴的分数比他高，他只得于1943年再考，却也因此而留在美国（参页130），1950年代他不但躲过了各种运动，还得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遍阅大量的中国史籍，从而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才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同时他很重视自己在顺利和逆境时师友对他的忠告和劝诫。例如杨联先生称其文章精悍，但也劝其对学界同仁的评语不可太过于苛求，并告诫他“老虎亦有打盹时，若自己小辫被人抓住，亦甚难受也”。他将此当作肺腑之言，铭记在心，终生不忘。（页279） 

从学术研究来看，作者历来不大佩服乾嘉考据，认为20世纪前半的欧洲汉学亦无补国史的重要课题，他所赞同和实践的是历史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治史范畴可谓广阔，专长囊括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农业史；重宏观史论。这与他的背景不无关系，他曾在山东大学主修化学一年，上清华时该修历史。他在清华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不仅重视国史，对世界史也很重视。他认为雷海宗教授讲授的宏观中国通史启人深思，令他折服。到美国留学，他学的又是欧洲史，1952年才转入国学领域。所以，他的知识面是比较广博的。他能够从与师长友人的交谈中汲取营养，集中国史学和西方人文科学之长，既明了西方各学派的观点和理论，又能爬梳分辨中文史料，恰当地选题切入，宏观的思考与扎实的实证相得益彰，写出的东西往往有理有据，掷地有声。 

何教授1950年代所撰《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影响甚大，可称研究明清人口方面的经典之作，至今在讨论人口史的问题时，仍常常被引用。他1962 年出版的《明清社会史论》论述了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及其相关制度与意识，近年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方面最佳750部书之一。但他在《六十年》一书中却承认：“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最系统利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的《明清社会史论》完成若干年后，蓦然回首，对某些社会科学观点方法理论感到失望和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最低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于空诞。”（页476－477）作者不断进取、究根求实的治学态度跃然纸上。 

何教授对于美洲作物传入中华的考证得到植物学史上的承认，接着他开始对中国农业的起源产生极大的兴趣，钻研有关考古学各方面的知识，于1969 年出版中文著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又于1975 年出版英文著作《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 年至前1000 年》。《摇篮》一书以严肃的科学、考古、训诂互相核正，证明在具有“自我加肥”性能的黄土地带，自始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而不是像某些考古权威讲的“砍烧法”。本书自成一家之言，还引起了强烈的学术争辩。据说，何教授的结论与近30年来中国的考古发现是相符合的。（参看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 年第10期） 

何教授晚年致力于思想史，多年来日以继月地泛读中西古代经典及其注释，不断冥思苦虑，以期迟早能对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等方面做出具有原创性的贡献。（页440）在这方面他接连以中文发表了多篇论文，谈论华夏人本主义文化、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对《孙子兵法》、《老子》、司马谈、迁、商周社会都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何教授在书中谈人论事，直言不讳，观点明确，文字激扬。即使在学术观点或对某人的评价上，读者可能不完全赞同他的论断，对他的看法和分析也能一目了然。仅从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本价值很高、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资料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