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
——杨振宁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75－1976年被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惟一的华裔会长。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也是被聘为讲座教授的首位华裔史家。
何炳棣教授是见证二战后西方中国学勃兴的第一代中国学人，又被西方中国学界公认为中坚人物之一。他撰写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959，是20世纪人文社科方面惟一引起《伦敦泰晤士报》主要社评的华人著作；《明清社会史论》1962近年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方面最佳750部书之一；《东方的摇蓝》1975一书，系统地驳斥了西方盛行的旧大陆文化起源于西南亚两河流域之说，引起学术争辩，近30年中国考古发现加强证实了他的结论。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通常会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俾使后人知人论世、评论得失。虽然，何炳棣先生老当益壮正以其毕生之学集中阐发华夏文化的“宗法基因”，我们也期待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迭有创获、不断奉献，但一个年逾80、成就显赫的老人无疑可以也应当回首往事、总结一生，以其丰富的经历、深湛学思启示后人。史学原是记忆之学，它根据史料重建过去于依稀仿佛之间，从广义上说，人类的一切经验和事件都有研究的价值，学者的生平就是其所属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何先生积久成习，不但有意识地把回忆录写成其全部论著的一个导论，而且自觉地使之具有丰富的史学意义。
大半世纪中美文化的记录
对何先生个人来说，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对于读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学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发展史，对研究现代中国文教史、海外中国研究史亦具有重要价值。
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量叙述其家世背景、校园生活、社会交往、学术形势、学术论争等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社会文化方面的材料。对何先生个人来说，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对于读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学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发展史，对研究现代中国文教史、海外中国研究史亦具有重要价值。
何先生求学治学多在中美名庠，所遇多为老师硕儒，他不惮其烦地回忆当时学校的教育理念、课程设计、教学程序、考题内容、答辩范围等等，也评论性地追忆了一些中外著名学者的学术观点、治学特点乃至个性风格等等，不但令关心学术史的读者兴味盎然，也是当代学术教育特别是史学教育所必须参考的。比如享誉海外的杨联升的方法之一：“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杨联升兄治史决窍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翻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美誉。”何先生的经历还为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佐证。如一些前辈学人每有忆及留美期间所遭遇的种族歧视，但何先生却感到，留美学人是否受到歧视，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二次大战后来美的中国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关系方兴未艾，也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在修完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之前的口试中，何先生回答其导师“哲学激进主义”的“激进”究竟是什么涵义时说：“在边沁时代的英国‘激进’丝毫没有用暴力推翻政府及从事社会革命的意思。……‘radical’的真意与字源接近，指根本的意思。换言之，边沁及其信徒从理论上力求从最根本处如假定的人性避苦趋乐论出发。但在政治实践上当时高知与政客认为主张全民普选者是激进分子。就边沁学派而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推到理论极端，势必引到全民普选不可。”又如英国宪法史上有三个意外的人事因素有利于议会主权的发展，包括掌握财务的纽卡什公爵以腐败维持议会多数席位的行为，“英国史上出名的‘腐败’一章，与传统及当代中国的贪污岂可同日而语？”如此等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相关问题都极有帮助。
是回忆录，也是历史写作
在许多地方，何先生通过回忆生平的方式重申、强化了其史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和结论，使其回忆录成为其历史写作的一个有机部分。
何先生的回忆录也是其史学研究的继续和深化。1950年代末，何先生根据明清两代登科进士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最精确的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会流动，发现明清五百五十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见世家大族无法防阻其长期“下向”流动。但后来美国研究中国家庭制度的重要学者，如著有《Sta－tesman and Gentlmen：The Elite ofFu－chou，Chang－hsi，in NorthernandSouthern Cultural Reprodution via Civil ServiceExaminations in Late Sung》1986年的RichardHymes和著有《Politcal，Social，andImperialChina》1991年的Benjamin A.Elman等人却突出家族、婚戚对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并批评何先生低估了家族的积极功能。在回忆录中，何先生除根据史料进行反批评外，更以自已的家世证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华何氏一门四房，何先生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的官费留学生，前者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后者官至上海市副市长，是何氏家族的“英雄”和“砥柱”，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职业里地位声望之高，他只能负担本房侄儿女的生计……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长房之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但他主要支援的还是长房堂弟德华。”“回到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无法保证本房本支每一世代能通过科举而延续其成功事实上大多数都是不可能的，又怎有无边法力泽及嫡堂、再堂、五服内外的同姓者呢？”所以一个家族能否维持或改进其社会地位，最主要的还是看族中有没有杰出的新血。在许多地方，何先生通过回忆生平的方式重申、强化了其史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和结论，使其回忆录成为其历史写作的一个有机部分。学者的回忆录从来都不只属于学者个人，但像何先生这样把个人的身世经历与其所涉及的史学论域结合在一起的却不多见。比如何先生尊敬的前辈史家蒋廷黼、萧公权等人的自我回忆就较少学术思想方面的内容。
启示了一种治学的门径
作为一位真正自觉的学者，何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生活都奉献给了史学，其自然生命与学思历程和谐统一。
何先生的回忆录同时启示了一种治学的门径。作为一位真正自觉的学者，何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生活都奉献给了史学，其自然生命与学思历程和谐统一，所以，毫不奇怪，何先生的几项重大研究几乎都是由偶然的因素诱发的：
第一次是1952年决定转向国史研究时，燕京学长杜联喆以其研究“商籍”的论文见示，何由此了解到清代的“商籍”并非反映一般商人，而仅指两淮等几个盐商区为盐商子弟考生员所设的专籍。“这使我眼界大开，马上联想到古老的中国，历代制度上的若干专词不可望文生义就去应用，必须穷索其真实内涵及其长时期的演变。从第二周起我就试以两淮盐商为此行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他第一篇国史论文《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的由来。也是用这种方法，何在翻阅《清实录》及一些省志后，竟能对明清赋役制度中两个最根本的专词“丁”和“亩”作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诠释”，完成其《中国历代土地字数考释》一书。
第二次是研究中国农业史。“1953年最令我兴奋的是明嘉靖1563年版云南《大理通志》仅存第一、二卷，而卷二‘物产’中竟跳出望眼欲穿的‘玉麦’！这是我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的关键性实证之一。”结果是一代名文《美洲作物传华考》的问世。
第三次是1958年春夏，哥大社会学系教授Bernard Barber在漫谈中提到社会学界研究社会流动，近年来注意到“机缘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重要。“我首先听见这个专词外语，马上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并立即相信传统中国这方面的资料丰富多维，大有作头。三十多年后回想，真是一两天内就个人忆知的制度及非制度的种种促进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因素，建构了一个‘观念的框架’。”其研究成果是《明清社会史论》一书。
第四次是1964年关于北魏洛阳城的研究。当何先生正为如何“走出明清”而焦虑时，老同学徐高阮从台湾寄来经其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一书，何立刻发现本书包含着中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后写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一文。
第五次是晚年的思想史研究，何先生一向无意进入此一领域，1991年无意中读到杜维明有关孔子“礼”的论文，发现此文语境跳跃且曲解古书。“我第二次退休后迟迟进军先秦思想就是忍无可忍，不得不严肃批评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十年求索，何用中文发表11篇思想史论文，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考证《老子》的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而《孙子兵法》成书早于孔子半个世纪，为最早的私家著述，其作者孙武不但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而且通过墨子“道德化”的改装、提升和广泛应用，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结论如被认可，则先秦思想史就要改写；二是确认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宗法性质。“宗法是民主的悖反，其理至明。如果我的推论尚无大误，当代第二、三代新儒家及其海内外唱和者认为传统儒家理论中有民主的源头活水的看法，照理就很难成立了。治学方法上，极大多数的当代新儒家和我见解的主要差别是由于彼此专业性质的不同。前者便皆注重诠释《西铭》词语表面普泛仁爱，甚至‘齐物’、‘平等’的一面，而以考证历史真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必须探索《西铭》冠冕堂皇词语深层意识中，为专制帝王合法性的形上辩护。”这些论文打破了哲学家、哲学史家在思想史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当代新儒家之外提出了另一种叙述方式和评论标准，对当代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史学中人多能接触何先生看到的那些论著，但只有何先生目光如炬，迅速由一、两点暗示举一反三，扩大为专题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偶然的因素之所以成为深入研究和重大成果的诱导，恰恰说明学思之道不在直接感兴和一时灵感，而在于高度自觉的史学意识和长期积累的探索能力。史学中人多能接触何先生看到的那些论著，但只有何先生目光如炬，迅速由一、两点暗示举一反三，扩大为专题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所以重要的不是那些偶然的、意外的因素，而是艰苦的学术训练、紧张的问题意识、坚实的史料基础等这些基本的治学训练。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有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其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何先生学思研撰的历程，具体而微地体现了“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之于学者的重要性，也启示了我们后学的治学门径。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8日，转载自史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