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写书的人多，写出好书的人少，写出精品书甚至传世之作的则是凤毛麟角。进书店，逛书市，满目花花绿绿的，到处泛滥着令人眼热的书名，但翻开看后，大多令人失望，通病是缺少内涵，鲜有智慧可言。更有某些作品简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斯文扫地，贻误苍生。有的报刊能把某人一年写三四本书当作“可歌可泣”的事情加以赞美，好书难“淘”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急功近利的年代，有多少人能挡得住“位、名、利”的进攻呢？然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却有那么一条好汉、硬汉，冷板凳一坐15、6年，像原始人呕心沥血地打磨一件精美的石器那样成就了一部难得的史作，为我国南明史研究竖起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这就是顾诚和他的《南明史》。

在以多产为特色的当代学术界，顾诚是位寡作的学者。15年前，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那是一部显示作者治史功力的大作：史料近乎竭泽而渔，考证可谓周密详审，价值陈述谨严客观，至今在同类课题上尚无出其右者，从而奠定了作者在明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顾诚在那部著作的前言中曾有一个庄严的承诺，即打算写一部南明的历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然而，10多年过去，读者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内期刊上也不常见到顾诚的墨迹。莫非作者的承诺也如现在五花八门的承诺一样要失信于人？ 

但顾诚就是顾诚。读《南明史》后记得悉，该书初稿早在7年前便已完成，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据熟悉顾诚的人讲，以当时顾诚掌握的史料规模，大大超过国内外已出版的南明史著作，如谢国桢的《南明史略》（1957年）、美国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年）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年）等。自文革末期以来，顾诚便穿行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抓住对读书人来说查阅史料的难得时机，10多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发掘出大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手史料，积累的笔记盈数尺之高。若按常例，如此丰富的史料基础，出一部笑傲史坛的大作绰绰有余。况且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写史向来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难以澄清的问题不妨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拣起不迟。有取巧者甚至没有多少史料或者只用少量二三手史料、一两本外文书便可作出大部头史作。 

然而，顾诚却抱着穷根究底、求真求实的决心，最大限度地搜求有关疑案的蛛丝马迹。仅为核实西南明军和永历朝廷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云南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一个多月，他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以诸如此类的韧性，他“反反覆覆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改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 

翻开《南明史》，每一页都凝聚着作者非凡的劳动。作者在书前“凡例”中指出，全书不仅要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 一部近80万字的大作，欲达到“无一字无出处”和“考订准确”的高度，谈何容易。但笔者在阅读过《南明史》后，确信顾诚说的完全是真话，极为丰富的脚注（有些注释甚而占大半页）对此是有力的说明。  

粗略统计，《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从东北、西北到东南、西南，县志、府志、州志、省志应有尽有。按收集史料的常规推测，未引用但查阅过的地方志数至少应超过此数4、5倍有余。如作者在昆明曾细读并摘录地方志一百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重视方志是顾诚一以贯之的方法，在写《明末农民战争史》时，他便将大顺军经过地区的所有方志（上千部）过滤了一遍，解开了不少所谓的死结。《南明史》以同样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除地方志外，书中引用的其他古代典籍和第一档案馆、各博物馆收藏的档案材料320多部，其中不少为海内外所罕见，如柳同春的《天念录》、李国英的《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刘武元的《虔南奏议》、张王治的《工垣谏草》等等。以在北图善本部寻出的柳同春的《天念录》为例，从书名根本看不出同南明史有任何联系，但内容却是南明史当事人的文书，并配有珍贵的插图，包括清军围困南昌明军的真实写照。顾诚的《南明史》正是用该书提供的图片作为封面。若非作者对史料的这种逐一爬梳，如此重要的文献恐怕仍会尘封在书库之中。 

判断一部史著的空疏与扎实，看注释便十知七八。注释的名堂多多。无注释者多半空洞如明镜照物，徒有史著之名。少注释者则多半言之少物，坐冷板凳的功夫尚不到家。当然注释多也未必功夫大，因为投机的作者可将他人引注大量窃为己有。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投机者总要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还有的史作注释虽多，却是史料的堆砌，作者或未能参透个中的含义，牵强附会；或未能辨别其中的真伪，以讹传讹；或者多为二、三手史料及现代人著述的杂凑，可靠性大打折扣。而顾诚的注释不仅量惊人，质也相当过硬。其引用的史料多取自明清之际，许多系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词。尤为可贵之处是众多脚注并非仅是书名和页码的清单，还附有对引文出处、不同记载可靠与否的详实考据。 

为了对读者负责，顾诚在书中有一个诚恳的交待，即提醒说书中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他个人的抄录，尽管其本人“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 所以，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 这不啻是对学术投机者的当头棒喝。顾诚这样要求别人，也如此要求自己。我们在其书内看到，但凡引用现代人成果之处，均一一予以注明，其中包括尚未发表过的、年轻的地方学人的论文打印稿，如曹锦炎、王小红的《南明官印集释》，显示出作者高尚的史德。 

类似顾诚这样耗时耗力、订伪辨谬、无征不信的实证主义治学方法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崇尚新方法的当代，这样做是否还有价值？或者换句话说，客观的、一次性的历史能不能通过像顾诚这样的史家的努力得到真实的再现？对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历史相对主义者来说，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他们眼里，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方法简直就是陈腐过时的史学研究法的代名词，因为在他们看来，史学本体与客体之间是不可能达到同一的，其基本论据无非是这么几个：1、史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无法直接观察）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区别。2、史料永远是残缺不全的，而在这种残片基础上形成的史实和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规律联系都是经过认识者头脑的选择和加工之后产生出来的，并非客观的过去。3、历史家的认识总是受他们所处时代的制约，而不是受那个已经消失的、属于他们认识对象的时代的左右。伏尔泰所说历史“是我们在死人身上玩的一堆把戏”、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类解释是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美国史家比尔德干脆把求真求实的史学目标称作无法实现的“高贵的梦”， 从而根本否定了史学的客观性，客观历史的可知性。 

然而，现代立足于捍卫史学科学性的学者（法国的布洛赫、美国的曼海尔鲍姆等）对相对主义史学早已进行过有效的证伪。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客观的历史虽然是研究者不能直接经验的，但并非只史学一家如此，人类的大部分信息和知识实际上都是来自间接经验；尽管过去留下的史料始终残缺不全，人们无法获得全部的真（也没必要知道全部的真），但经过对史料残片的小心过滤，却可以知道部分的真；史学即便不具备精密的论证和严格的公式也无损于史学的尊严，因为对科学的这种绝对的要求是从传统自然科学思想那里借用过来的，现代科学思维的进步已证明人对自然的认识同人对历史的认识一样始终受到主客观的局限，如果不能因人们认识的历史局限而否定自然科学的客观性，那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 事实上，历史工作者对客观历史的研究过程类同于刑侦人员的破案过程。既然刑侦人员可以凭借有限的痕迹和线索，准确地复原不再重复的过去，那么史学工作者也可凭借有限的文字与实物史料再现历史的真实。 

当然，史学家追求的历史真实不仅指现象的真实，也指原因的真实。古往今来一切有大成就的历史家都力图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在求得历史细部真实的基础上发现历史各个细部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两个认识历史的过程从前后顺序上讲，总是求现象的真实为先，求解释的真实为后。这是因为逻辑思维中的归纳逻辑的路线是由个别到一般，而演绎逻辑的展开只能在归纳逻辑顺利完成之后。所以前者的真实是实现后者真实的前提，历史细部的准确是历史归纳和进一步演绎的先决条件。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家设计的形形色色的历史模式和所谓规律之所以在现代失去了魅力，就是因为他们普遍对经验的历史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造成体系越大，漏洞越多的弊病。因此，旨在求得现象真实的实证方法仍然是史学研究不可替代的第一道工序。 

由于顾诚对南明史各个细部（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实证与复原相对真实可信，所以顾诚的第二道工序－－无论是对南明史局部的概括还是全局的概括，便具有了史实和逻辑的双重力量，显示出作者的智慧和洞见。比如他扩大了传统南明史的内涵，抛弃了仅着眼于几个朱家小朝廷的做法，把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郑成功的“海寇”以及其他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抗清斗争也纳入南明史，认为如果不是这种抗清力量的大换血，南明政权根本不可能维持20年之久。 

他坚决否定明清的代换具有必然性的成说，指出历史必然性不是上帝的代名词，它只能通过人们主动的历史实践来开辟行进的道路。如果说有历史必然，那也只有一个，就是社会要发展进步，其间穿插着迂回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更迭则大抵是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将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了。以明为例，自万历中期以降，覆亡虽不可避免，但有可能接替明的新王朝绝非清一家，大顺政权、孙可望政权均在可能之列，同时也不排除长期分裂的局面。就清而言，八旗兵根本不是什么天兵天将，老弱丁壮不过十万，力量对比起初并无优势。历史给了各方同样的机遇，甚至给了大顺军更多的有利条件，但在这种“博弈”过程中抓住机遇的却只是清军，其因在于它的竞争者犯了更多和更严重的错误，用书中的话说：“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作者指出，这样的错误通过历史创造者的主观努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也正是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价值的原因。如果把既成事实误作历史的必然，那等于说封建史籍中所谓“天命眷顾” 的说法是合理的了，而借鉴历史上的成功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认识论的角度说，顾诚强调人的能动作用，抛弃传统机械决定论的“必然性”，使用了现代统计决定论的或然性或概率性，这无疑更符合历史实际。 

他一反习见的认识，将清王朝的建立看作是破坏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进步、打断了中国历史正常的发展进程的一个事件，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十分骠悍的满族的上层人士同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勾结在一起，窃取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产物。其基本论据为：明中期以前，我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虽渐有落后，但到明末为止同西方的差距仍然不大，末代皇帝崇祯还孜孜引进西方科技和新知识。大顺军接管整个黄河流域也对社会生产力几乎未造成破坏，且狠狠打击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族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官绅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既定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样子。而清的建立却以全国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稳定后的统治虽被人吹捧为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所谓盛世期间，中国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换句话说，顾诚认为明清的易代乃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当然，他并不否认清王朝的积极历史作用，即“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而避免了认识的偏颇。 

在微观价值评析方面，顾诚同样能独具只眼，道人所未道。这尤其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所做的善恶、利害等道德评判、功利评判上。由于拥有史实的“底气”，《南明史》上来（“序论”）就敢于同“绝大多数”史家展开争辩：“（在）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之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在他看来，李自成是受到歪曲的坚毅形象的典例之一，因此他在书中为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进行了不遣余力地辩护。他指出，现代许多人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导致失败，这是轻信封建史籍对大顺军诬蔑的结果，与事实完全不符。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均欣欣向荣，若干年后才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未听说过有在20天左右便丧失战斗力的。再说清军占北京后立即将居民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何没有失败？显然，用腐败和丧失民心是难以解释李自成兵败原因的。顾诚用充分的史料指出，大顺政权所以未能在北京站住脚，绝非领导变质，失去了群众支持。恰恰相反，大顺军政权的失败在于它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的强烈不满。加之军事部署严重失误，导致满洲贵族与汉族官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大顺军的压倒优势。所以“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短，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 这就把对甲申300年经验的反思置于更为客观全面的基础之上。 

对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西军统帅孙可望，曾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以及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人，《南明史》也有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概括。作者既不抹杀这些农民领袖、民族英雄们光明的一面，也不讳言他们各自具有的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阴暗面，如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史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尽显“忠臣”误国的迂腐；郑成功虽有大志，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作者特别寄情于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个人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故事，结果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读顾诚入情入里、有血有肉的分析，在替古人担忧、感慨嗟叹之余，不由得钦佩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持的那份异常的冷峻与客观。 

《南明史》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但写得深入浅出，不仅为明史研究的同行所欣赏，而且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在史学陈述被各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枯燥模式、数据、曲线、图表和术语碎化的时候，它带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快感和启人心智的愉悦，据说连印刷厂的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儿，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 

史学是从常人之学起家的，几千年来都保持着叙述史的亲切品格。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随着史学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了大学里的书本史学，这当然是史学的巨大进步。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骄傲地被称为科学，不只限于能如实地描述过去人们的活动，还在于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概括，甚至高度的概括。但事情都有两面性。史学概括需要复杂的抽象思维，必然牺牲细琐生动的史实，因而不得不付出失去普通读者的代价，变为由很小一部分专业人员控制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学问，从而换上了一付严肃的面孔。由于它一直把抽象的概括当作评判史学水平高低的最高尺度，这就驱使人们竞相去设计各种历史演进的静态或动态的模式，营造各自的体系或表达范式的大厦，具体研究工作的价值于是便受到忽略或低估。这就使一种富有活力的史学研究法有走向极端的可能。国外近些年来叙述史、政治史的复归，不能不说是对这种趋向的一种否定。《南明史》无疑属于叙述史，如果放到这种国际史学的大背景下，其寓论于史的形式便有了新的意义。顾诚舍弃多家在学术界颇有声望的出版社而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恐怕有着亲近社会、回应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动机。但需要指出，叙述史在当代的复归不是简单的还原，而是在谨严的学科规范基础上的进步，是史学不断自我完善、螺旋式发展的生动体现。 

许多人叹息，在当代学界，像顾诚这样“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苦苦做学问的人，已经不多见了。笔者却以为不然。把学问视为生命第一追求的人在历史上何尝多过？自脑体劳动有了分工、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以来，这个群落便始终在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追求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过分追逐物质和最大限度地追逐精神目标的人始终是少数人，多数人通常是两者兼半的对立统一者。这样我们才有了思想境界的高下之分，有了世俗的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少数的俗不可耐或超凡脱俗者；有了多数的平庸之作，少数的杰作和滥污之作。就文明的发展而言，当然更需要那些倘佯在精神家园中的脱俗者，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文明精髓的主要缔造者。翻翻世界思想文化史，留下深刻印痕的大多属于这类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追求真理（真实）置于其他追求之上，其中的最彻底者则视真理与生命同价。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这样的人当然越多越好。然而，这样的人不是想多就能多起来的，因为追求真理必须不折不扣地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前提是独立思考，一切从事实出发，不唯俗，不唯书，不唯上，这就往往同大多数人构成的世俗或官方观念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于是真理的追求者便不得不努力顶住曲学阿世、曲学附势的压力，牺牲个人的许多利益。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敢理直气壮地说我顶住了沉重的压力呢？所以像顾诚这样做学问的人在历史上总是少数，但他们是知识分子的脊梁。至于他的《南明史》是否能归入历史杰作的范畴，那还要经过史学实践的长期检验。但从国内外明史研究的现状出发，说这部著作将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被他人超越并不为过。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不是类似顾诚这样治学的人不多了，而是学术圈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能把十年磨一剑这种重质不重量的治学方式当作追求的目标和模板加以提倡，当作一种可敬的学术精神加以推崇。现在则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大诱惑和职称评定机制的沉重压力，校园内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数量优先、实用优先的利益驱动下，无数的专著、论文，一套套的解释体系和法则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涌流了出来，导致学术领域也同经济领域一样，包装高于内容，泡沫覆盖了本质，浮躁成了史学工作者们的常见病。于是诸如此类的奇怪现象便出现了：自然科学中哪怕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定理也需要研究者进行无数次的实验和常年的思考，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往往只需几条论据就能归纳出庞大的结论。难怪社会上流行着文科易学好搞的偏见（当然自然科学中也不是没有冒牌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识时务、固守精神家园的少数学者便显得尤为可贵可敬。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这正是顾诚的《南明史》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资料来源：《史学理论研究》，转载自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