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动，激烈，迅猛，这是中国历史上悲壮而又富有生气的一幕！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重新估量这一历史变动，剖析这一时期的文化景象，无疑会给现实社会带来许多启示。

诚然，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但至今成果不多，使其仍带有拓荒的性质。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研究上存在的困难。龚书铎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探索》）可谓这一拓荒中较早产生的成果，读来令人欣喜！ 

《探索》是一本论集，视野开阔，议论纵横。如关于宏观方面问题的思索，有《略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等；关于具体问题的探讨，则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上历次重大事件中的文化现象，其中《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论孙中山的文化观》等是很有份量的作品：还有关于近代文化人物的研究和对当前文化研究的评论。读罢全书，足见作者近年来在探索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上所涉及的方面是很广泛的，且亦多有新见。而在探讨其发展历程、思索其基本特征这两点上，则尤见作者着力之所在与见解之独到。 

作者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历程的探讨，是从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剧烈变动入手的，认为：“近代历史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着这一历史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这是一个总的认识。作者从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等方面，阐明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总的衍变趋向，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然而，作者对于这一衍变趋向之阶段性的划分，显然更具有历史认识上的价值。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从1840年至1919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和形成与发展阶段。而作为划分阶段的界碑则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这里包含着两点新的认识：第一，是对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作为划分历程之界碑的根据的认识；第二，是对戊戌变法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发端的根据的认识。关于第一点认识，作者不仅仅是从文化的“活跃和繁荣”的程度即从量上进行判断的，而是着重从质上进行判断的。作者列举许多史实证明：甲午战前，人们虽然汲取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但支配文化各个领域的思想还是传统的儒学，是纲常伦理：而在甲午战后，人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思想武器，用它来批判传统的儒学，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文化领域这一指导思想的变化，在戊戌变法中显现得极为鲜明。关于第二点认识，作者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一方面又从文化内蕴的时代特色上指出了“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以民权、平等来反对纲常伦理，并被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作者的结论是：戊戌变法中的文化运动，“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作者在80年代初提出的这些看法，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作者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历程的探讨，在方法论上是强调了对于事物的本质的把握：对甲午战争前后文化领域指导思想的变化的分析是如此，对新文化运动由戊戌变法开其端而至“五四”前夕达到高潮的论证亦如此。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者以专文从四个方面（即文化冲突、文化核心、文化体系、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考察：然通观全书，作者则尤为强调中西文化问题是“近代文化的主要线索”。这就是说，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等等），是贯穿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 

显然，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及其所得到的结论，既是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之基本特征的概括，又是对当前文化研究的参与。作者指出：“目前又掀起讨论的中西文化问题”，“实际上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再现，无非还是两种主张，一种是‘全盘西化”，一种是‘复兴儒学’。两种主张在‘五四’前后就开始激烈争论，争了几十年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事实上，中国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会“走孔子的路”。《探索》一书，对“全盘西化”论的错误有深入的分析，而对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既主张开放、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态度则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都有发人深思之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在当前的文化研究中还会继续下去，并带着新的时代特色展开这种争论。当人们参与或评论这一争论的时候，重温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及其特征，或许不无益处。 

《探索》一书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走向社会主义文化。那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不要形成一种主导文化？这是它的作者在新近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思路。循着这一思路，或许可以发现从近代文化通向当代文化的一个基点。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9年第1月18日，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