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恩师傅衣凌教授正值治史五十周年之际，不幸突罹大病，卧榻诊治。在人主旅途的最后四年岁月，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奋斗不息。在病榻上，他坚持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国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等集体研究工作。亲自审定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史部分}第七册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表总结自己治史经验的论文和札记，热情地为后辈学者的新著写序。并为自己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两部专著作最后的定稿。这两部遗著，后者巳由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问世，前者也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拟通过这两部遗著的修改定稿过程，结合其他文论，阐述傅衣凌教授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贡献。

一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原名《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傅衣凌教授1965年间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门化学生授课时的油印讲义，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形式和地主经济，下编论明清时代农民经济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经过补充润色，投稿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动乱中，不幸毁失。1971—1973年间，他刚“解放”不久，即据讲义再度重写，扩充为六章：一、引言；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三、明清地主阶级和地主经济；四、明清农民阶级和农民经济；五。明清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六、农民生产的成长与后期封建经济社会。1975年，因白寿彝教授之请，原稿由北京师范大学铅印成册，内部传阅，作为编写《中国通史》多卷本讨论明清社会经济的基础。1979年，他又对铅印本作了修订，充为赴美讲学的讲稿。

傅衣凌师写作《论纲》，意在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进行考察，探讨明清两代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他指出：“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论述，我们不能象过去史学界那样仅限于土地所有形式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要的，还当注意到这所有制支配下，农民被剥夺的情况。也就是说，必须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作为中心的课题。既要谈到地主，又要看到农民，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1]①

把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纳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框架之中，是傅衣凌教授治社会经济史的一贯特色。这本书可以说是总结式的论述。但是，由于原稿写作于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不免留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痕迹，拨乱反正之后，他不断反思，准备对全书作重大的更正，并改名为《论明清时代的土地关系》，但因不久身患重病，未克进行，只好对最后二章作了修改，其他部分基本上保留原貌，以便让后辈学者了解到老一辈史学家在当时逆境中奋斗的足迹。

傅衣凌教授晚年对《论纲》的修改，最大的改动在于对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处理，摆正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清除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影响，着力于揭示中国封建时代阶级关系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代的表现。

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在阶级内部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又构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第，即是不同的阶层或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是束缚于封建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束缚于天然生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是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尽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可是它不象资产阶级时代那么尚单化，他们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潜存着一种宗法或信仰的纽带。明清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市民经济有所发展，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较发达，构成封建经济的多样化，为中央集权制创造了一个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这时的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方式多种多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既有反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抗租运动，又有反抗封建政权压迫的抗粮，抗官斗争，还有随着封建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城市民变和奴变以及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在反对中央封建统治者和地主的斗争中，不仅有农民，富农，城市居民，也有一部分从统治集团分裂出来的低层士绅分子以及成为剥削者的豪奴的参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混淆在一起，搞乱了阶级阵线。如清代后期的捻军，兴起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区，这个地方适处于黄淮灾害的中心，地瘦民贫，而地主经济却极为发达，那里的聚落形态是以土围子为中心，拥有千亩、万亩的地主，比比皆是，贫富悬殊，割据势力又颇为强大，他们平日筑圩立寨，拥有地方上的莫大权力，造成“富绅结捻”的局面，因此捻军的领导者，多是地方上的强宗大姓或士绅阶层中人物，他们与封建势力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注重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来分析农民运动的类型和性质。中国虽然是一个地区广大的封建大帝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和自然地理条件等等因素，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封建终济的发展，常处于交通便利的沿海或河川的三角洲地带，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种经济格局的不平衡，对明清时代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把明清两代的农民运动，基本上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类型，北方的农民运动，以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清代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其策源地为广西和湖广为代表，这些农民运动，继承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斗争传统，规模宏大，攻城掠邑，为了反抗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残酷的政治，经济剥削，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及其统治政权，敢于改朝换代，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这种传统形式的农民战争保留有浓厚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和流寇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具有反抗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他们以其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保守思想严重，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利害，好吃大锅饭，加上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宗教的狂热性，使得他们不重视生产，挥霍浪赞、贪图享受。往往忘乎所以，把传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和物质财富一概加以破坏，出现玉石俱焚的现象。

在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无论是地区经济或是农民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农村中农民的反抗运动，更多地体现在霸耕、抗租斗争中，他们要求分享土地耕作权，减轻地租剥削，具有要求发展生产的某种意义。在南方山区地带，矿工、棚民、菁客们的反抗斗争，也是为了获得某种生产的权利，发展商品生产。在城市、从民抄、民变到奴变，以明末江南各地最为普遍，市民们反抗地土豪绅对于城乡经济大权的操纵和垄断。频频发生抢米风潮和围抄劣绅的事件，明末江南的大规模奴变，从城市到乡村，和南方各地的佃农运动结合起来，他们要求人身自由，索取鬻身文契，反对封建奴役，追求个体自由经济。虽然说明清两代南方地区的阶级斗争规模不如北方地区的规模宏大，但是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市民们不断举行这种具有明显经济目标，要求发展个体经济的反抗斗争，是沿着一条合理的道路前进，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清代江南农村出现一批称为“殷实霸抗之佃棍”无论如何都应承认为一种新生事物。不过，明清时代南方农民的这种经济斗争，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还是很微弱的，很不成熟的，广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们并没有脱离农村的羁绊，不可能产生较进步的理想国，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果实，又往往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联系。

通过这些改动，使《论纲》的主旨更加明确了。明清时代封建制度的基础一一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的形式有皇室所有，贵族所有包括官僚，寺院在内和一般地主所有包括商人地主、乡族地主，他们之间“既有互相抱合，勾结的一面，而又有互相矛盾、兼并的一面”。地主经济虽然最主要的还是寄生性的食租衣税，但也出现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而在封建所有制束缚下的农民经济，有政治强制和经济强制，的佃农经济，有封建地主通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控制的自耕农经济。“自耕农的生活水平，总是受着佃农生活水平的制约。”阶级斗争的不断冲击，给社会经济予以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分化，农民经济中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加强，商品经济和资本土义生产的萌芽。在一定意义上说，《论纲》一书代表了傅衣凌帅晚年对社会经济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的研究构架的完善。

二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原是1982年傅衣凌师讲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的讲稿。回国后扩充，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明清经济史课程的教材。1987年改定，逝世后一年问世。

《变迁论集中反映了傅衣凌教授晚年对于明清时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入摸索。在这本书中，他以人们熟知的“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为张本，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具体剖折了村社制、奴隶制残余、地主和农民、各阶级的社会构成、生产、交换、市场，进而说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道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综述他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看法。

从总的趋势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并没有背离世界各国的共同客观规律，它巳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孕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然而它又毕竟不同于西欧、日本等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沿着萌芽——夭折一一继承与发展这一条独特的道路向前发展。

为了说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不能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经常发生夭折与中断的现象，他除了从中国封建经济的内部结构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进行考察以外，还把观察的视野，投向社会发展的整个构架上去考察，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着种种的不平衡现象，其中有地主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消费与积累的不平衡等等，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商品生产的顺利开展，再加上明清时代稳定与战乱的不平衡，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倾斜型的社会经济形态”[2]。这是他对明清社会经济的新概括。

他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指出当时在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中都滋生有一种反对集中、呼均普遍发展的思想。由于封建经济是建立在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中国封建政府对工农业生产历来实行分散的方针，缺乏地域分工及专业化生产的观念。市场流通领域也是如此，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市集，多由地方官吏和士绅所操纵，其目的只在于解决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这种经济的分散主义，对于社会大生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在《变迁论》中，体现了傅衣凌教授晚年多层面考察明清社会经济的倾向。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来不及深入展开。他在增写的《余论》中，提出了一些值得进—步探讨的问题，留给了后人有益的启示。

三

傅衣凌教授晚年，在修订《论纲和《变迁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作了总体的反思。这个问题，是他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发表过许多值得注意的独特见解。他把历年研究的心得，归根溯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3]这篇临终前所写的大作中，他指出：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形成，“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农经济成份和其它多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协调多种并存的经济因素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采用“公”——官僚体制和“私”——乡族势力两大系统，也是多元的，两者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与此相适应，是财产所有形态和财产法权观念、司法权以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的多元化。

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但与此同时又一直存在着十分活跃的商品货币交换；中华民族创造了长达十几个世纪领先于世界的灿烂文明，有着许许多多对世界文明史和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成就，但这些成就在中国社会生产中却极少得到应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只存在于城市，由同业或相关行业的师傅、帮工组成，而中国的行会组织则在农村也普遍存在，由手工业者、工商业者者组成，除同业外又有同乡组织，而且与地方士绅有较密切关系。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可以从多元社会结构中得到解释。

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现了“与西欧封建社会解体时期有相似之处的新的因素”，但为什么未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建立？傅衣凌教授认为：“在手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这样一个结构使在其中产生的薪因素走上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具有另外一种导向性：另一方面，这个弹性的，内部多矛盾统一，有广泛适应性的结构对新因素的冲击有很强的化解能力，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

对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分折，丰富了他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这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今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四傅衣凌教授晚年，怀抱着追求真理，“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的心情，在修订旧作，撰写新篇的过程中，表现了广阔的胸襟和极大的勇气。学术无止境，可贵的在于奋进的精神·傅衣凌教授告诫我扪，“每一位有时代感和学术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观念。”[4]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抚读他的遗著，追思他的谆谆教诲。我们相信：他的精神将长留人间。在纪念傅衣凌教授诞辰八十周年和逝世三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们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