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著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离开我们巳近三个年头了。他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非常丰富。为了纪念这位史学大师。我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谈他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启示和影响，以此略表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傅衣凌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又是我的老师邓拓先生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所。以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他逝世前的三十余年中,使我有奉与他接触交往和聆听他在历史研究所所作的多次学术报告。因此。我一生除就业予徐中舒先生和邓拓先生之外，在研究工作中，受惠于傅衣凌先生尤多，他是我最尊敬的良师益友。

傅衣凌先生在史坛上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论著鸿富。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在日本、美国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傅先生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在中国史研究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史和奴隶社会史的论述。而封建社会史则是他着力所在。从秦汉到明清，多有论述。傅先生对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说是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其成就最为显著。而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又是他研究的重点。其成绩突出。贡献很大。

（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是傅衣凌先生的研究王作的重要特色，也是他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历来就不单单是研究历史，也是一场理论斗争，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唯心史观的斗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要追溯到1927年至192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当时一些自命为“新历史家”的人，曾鼓吹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就是朱新繁等人曾大力宣传的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那时这种“外铄论”实际上助长了托派分子和反动历史学家们，胡诌中国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断，成为他们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一个理论根据。当时针对中外反动历史学家的挑战，为了正确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吕振羽、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对“外铄论”和“资本主义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吕振羽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首先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后，邓拓先生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中，严厉驳斥了他们的种种奇谈怪论，文章以丰富的史实，论证了“中国在国际资本主义没有侵入以前，是一个十足的封建社会”，同时阐明了“这并不是完全否认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有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1]。

这时刚刚步入史坛的青年傅衣凌，经历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洗礼，开始受到马先思主义理论的薰陶。他愤于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立志写作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和中国农民斗争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正确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正象傅先生所说：“这些论战对我这个刚踏进历史科学之门的人。很有启发作用，我开始接触到新兴的社会科学，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觉得中国历史的发展虽没有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但不同于欧洲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外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理论有所反感。不同意人们所提出的“外铄论”[2]。这就为傅衣凌先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方法和潜心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奠定了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抱负，傅衣凌先生对于明代徽商和苏州洞庭商人等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傅先生根据洞庭商人有的曾雇募工人，供给“絮本及纺车。织床诸具”，以从事纺织生产的记载，说明“跟着历史的前进。洞庭商人亦在前进着”。证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有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这就否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说”。[3]。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首次提出商业资本向手工业生产转化，从而使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论述。这样。傅先生又把研究面扩大了。即以商业扩大到手工业上面来。傅先生在对清代乾嘉时期四川、陕西、’湖北兰省边区手工业生产发达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写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4]一文。傅先生在文章中指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形态，已不是原始的家内工业的生产形态，而极接近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第一，它是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集合多数的劳动人口。而从事种种不同的作业；第二，工场手工业的劳动者与手工业的劳动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的地方。就是手工劳动者的劳动。自其最初原料到家起。一直到最后完成产品，皆由一人任之。但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的作业极单纯而且单调。长年间从事同一作业。成为劳动的器官化”[5]。这是四十多年前，国内第一篇论述清代工场手工业形态的论文。傅先生对于清代川、陕、楚手工业生产的研究证明，“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分工，巳出现某种变化”，是对“停滞论”和“所谓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力促成的”等等错误理论的有力驳斥。并对后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到六、七十年代。主要是在美国，伴随发展经济学的盛行，又出现数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高度平衡制约论”、“传统平衡论”，鼓吹因为“平衡”失去内部的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只有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到来了。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国外又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早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因果关系。在国内外有人认为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设是另起炉灶，并不是萌芽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中断论。针对这些观点，傅衣凌先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说：“如果对鸦片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谱系进行研究，不难看出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开始形成。过去有的同志在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时，往往不注意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忽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常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鸦片战争后，由外力诱发出来的。其实，据我所见资料，近代上海一些有名的资产阶级，如镇海方家，清嘉庆年间已在上海经营糖行和丝号；镇海李家，在上海开港以前，已从事于沙船业的经营；慈溪董家，早在一百五、六十年前，就往来于东北、上海之间，采办参药，后为沙船商，可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有的中断了，有的仍然继承下来，且有所发展”[6]。傅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定。比如，有的学者在考察了中国三十二个传统手工行业，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维持的有十个，发展业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十五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十一个，在考察的清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它们在鸦片战争后，只有踹布和刨烟两业被外国商品所代替了，其余都继续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生产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流[7]。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能够获得成就，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进步分不开的。傅先生说：“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了”[8]。自五十年代以来，傅先生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许多重要专著，如《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大批论文相继问世，从而形成为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研究上，都富有启发性的独特的见解。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掀起了一场学术大批判，特别是在对尚钺先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错误批判中，傅先生也受到了冲击。这场学术大批判，致使十分活跃的学术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更是噤若寒蝉。傅衣凌先生虽然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在坎坷的经历中，他却经受了考验。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率先发表《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探索》[9]一文，这对推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深入研究，起了鼓舞作用。正如傅先生所说：“虽然经过1958－1959年的学术大批判，我并没有灰心，继续搜集史料，，撰写文章，先后在国内各刊物上发表”[10]。傅衣凌先生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十分难能可贵。

此外，傅衣凌先生在治学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和不溢美隐违的高风亮节，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傅衣凌先生说，对过去的论著，自己“并不满意，存在有不少的传统的影响痕迹和堆砌史料的毛病，甚至难免以史料代史学的错误”。又说：”我和古人相反，不自悔其少作，读书间，颇有新见杂出其间，也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11]。使我们更加钦佩傅先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阔襟怀和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浩然正气。我们要在肯定傅先生学术思想的价值的基础上将其精华发扬光大；又将其不是之处，加以完善和补充，并做出新的开拓和发展。

二

如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点。自六十年代以来，傅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硕果累累，成为一个学派的代表，这个学派有其独特的见解。

傅衣凌先生认为：“论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一般封建社会史出发”，所以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的。傅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就在于它的长期迟滞性，在傅衣凌先生的论著中，他明确地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两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的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的迟滞的。落后的一面”[12]。傅先生正是在对中国封建社会迟滞的落后一面作过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把新、旧两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概括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即夭折与中断。地区性与不平衡性，反复性与曲折性。

傅衣凌先生在论著中，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中的表现，进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他主张明代中叶，即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认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从棉纺织业扩展到制烟、制茶、榨油、矿冶等其他手工行业和部门，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有较成熟的手工工场的生产形态，表现了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合理的前进道路。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稍迟，“这个萌芽的产生，不

同于一般的封建国家，而走自已独特的发展道路。它的发展规律：大致先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前者是中国独特的发展规律，。后者是一般的共同规律”[13]。傅先生所阐述的这个独特的发展规律，其根据主要是深入地分析了山区生产的特点，之后得出来的。傅先生指出：“因为山区生产不是矿物煤、铁之类，就是栽种经济作物：如松、杉、漆、麻、烟、茶、甘蔗、蓝靛、果树；或农产品加工成品的纸、夏布等，这些产品都不是农民本身所能消费得了的，必须投向市场去出卖，以进行交换，于是就在这个地方，商品生产规律起作用，引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14]。傅先生所阐述的这种独特的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尚有待发掘更多更丰富的史实来证明。但是，我们认为，从清代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即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以至许多地区的经济作物专业区的形成和专业户的大批涌现及其两极分化等情况来看，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为许多论著所肯定。当然，这些经济作物区也包括了傅先生所说的一些山区。李文治先生撰写的《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木主义萌芽》[15]和笔者的《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等论著，也主要是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形成与扩大，导致了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专业户之间的竞争与分化等方面来论述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这些论著的发表，证明了傅衣凌先生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断，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而且这些论著程度不同的受到了傅先生的论断的启迪和影响。傅衣凌先生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

采用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傅衣凌先生的，研究工作的又一重要特色，也是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谁都知道，研究历史，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又特别是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倘若没有掌握大量的史料和发掘新鲜资料，不仅无法深入进行研究，更不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傅衣凌先生指出：“惟过去史书对这种资料的记载极不详备，且以官文书为主，于广大的民间文献、私家记录，率多弃置不问”。因此，“搞研究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16]，傅衣凌先生研究历史，从来尊重史实。他格外注重活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傅先生的研究手段，就是调查与分析。傅先生在五十年来的研究生涯中，不仅注意文献调查，而且十分重视实地调查。三十年代，他在福建永安黄历村调查时发现—批民间契约文书，又在闽清乡村了解乡例；四十年代，他在邵武调查时发现送城斗式石刻，还在福州柔远驿和球商会获得许多碑刻；五十年代，他在惠安土改时调查“族工”，又在龙岩乡下路亭发现“鸭禁”碑文；七十年代，他在海仓石塘村调查获得《谢氏家乘》。傅衣凌先生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这些珍贵资料，均被运用于他的论著之中。

傅衣凌先生经过长期摸索，在搜集史料方面开辟了新的途径。他以人弃我取的态度，把眼光投射到为人鄙视不顾的民间“杂书，遍查了地方志、文集、野史笔记以及不列经传的谱牒、契约文书、帐簿、墓志铭，搜集了许多正史、政书所未备的许多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史资料。在这方面，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了前人没有致意的工作，贡献极大。所以在傅先生趵论著中，尤以史料见长，以至国内外的不少历史著作都转引他的材料。傅先生根据契约文书，不仅提出了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运用契约文书研究历史，傅先生是开风气者。

实践证明，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凡是采用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无不获得成就。这里要特别提到我的老师。傅衣凌先生的同窗好友邓拓先生。五十年代初，邓拓先生在京西门头沟矿区进行调查时，发掘出明清时期有关京西煤窑业的大批契约文书。他根据这批契约文书并结合文献资料，撰写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论证》这篇具有科学价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对推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深入讨论，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邓拓先生还对北京一家老酱园铺“六必居”和两家老国药店“同仁堂”与“万全堂”进行了调查访问，同样获得了有关这三家铺店的一批契约文书。按照邓拓先生生前的意见，我们根据他从实地调查得来的这批契约文书，分别写成文章，论证了“六必居”和“万全堂”在清代前期已经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今天，在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的启示和影响下，史学界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契约文书蔚然成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这有傅先生数十年来努力开拓。倡导的一份功劳。目前我们正从事明清徽州契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重温傅先生关于社会调查的论述，倍感亲切。我们将沿着傅先生所开拓的研究道路，把明清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16]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