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家麟，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五月，是一个小康之家。五岁入私塾发蒙，时值“五四”运动前后，福州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十分活跃，这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点波澜。从十二，三岁起，我开始看报纸，逐渐了解国内一些大事。一九二四年进私立左海中学初中部念书，暑假后，转入省立福州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那时“五卅”运动席卷全国，革命进入高潮，各地学生群起响应，进行罢课、示威游行等斗争。我没有直接参加，但在朦胧中，唤起我的爱国心。

初中毕业后，我曾进马江海军艺术学校，只有半个学期，便自动退学了。一九二七年进福州第一高级中学，在中学里我开始接触一些新文艺，读鲁迅主编的《语丝》和郭沫若主编的创造周报，月刊等作品，经常到福州仓前山对湖浪花书店购买新文艺书刊。后来，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如邓拓（子健）等，发起组织“野草社”，油印出版了《野草》刊物，学写文章。还投稿福州报纸的副刊，有几篇居然被采用发表了。高中时所写的第一篇论文《三民主义的人口论》，也被某刊物所采用。 

我五岁丧母，初为祖父所怜爱，后得继母的抚育，视同己出。十八岁高中毕业。那一年，父亲营业失败，因病去世。下弱弟稚妹，嗷嗷待哺，继母支撑门面，十分艰苦。她秉着传统的淳朴，善良的母爱，想方设法让我继续升学，先进私立福建学院经济系，于是我课外阅读范围渐从新文艺作品扩大到新兴的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对历史发生兴趣，因此，转到厦门大学，本来还是想念经济系的，后来选修萧炳实先生（即萧项萍）的中国文化史，诱导我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了历史系。当时国内学术界正展开社会史的大论战，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了，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也出了好几辑的社会史论战专号，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萧炳实先生又替我们购买北平出版的新书刊，于是，和陈啸江（现在美国）、庄为玑等几个同学组织了历史学会，我负责编辑股，出版了《史学专刊》，附在《厦大周刊》内发行，我的论文是《汉化番化考》。我们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除了我们同学轮流报告外，也请林惠祥，薛永黍、陈同燮等老师给我们作报告。有一次，我们还组织去泉州参观，由林惠祥老师带队，从厦门坐船到安海，参观石井乡和郑成功遗迹，然后乘车到泉州，参观开元寺，清真寺及郑和行香碑等，扩大了眼界。不久，陈啸江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我们学会也基本上停止活动。陈到中大后，很得朱谦之先生的赏识，创办了《现代史学》，来信向我约稿，我在《现代史学》上发表了《秦汉的豪族》，等文章，又在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上发表了《桃符考》。在大学学习期内，我曾代理《厦门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适逢“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运动的新高潮，我和同学们积极在报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不久，报馆改组，我也离去。 

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做了短期的中学教师。一九三五年母亲又让我东渡日本，进法政大学研究院学习社会学，指导教师是松本润一郎博士。当时东洋文库藏有许多中国古籍书，我经常到东洋文库看书，每于周末常去神保町旧书店，猎获许多难得的资料，这些都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那时国内研究日本史的人很少，为填补这个空白，我准备研究日本史，但必须懂得日本的古典文字，才能阅读日本的原始史料。刚好宫崎龙介先生在东京开办经纶学社，我特去听课，攻读日语，后因中日两国关系恶化，提前回国，研究日本史的打算也就落空了。 

回国后，“七·七”事变爆发了，我曾在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但抗日烽火照亮各地，我也投入救亡运动，在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任编辑股股长，主编《战地通讯》，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正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抨击投降卖国活动。一九三九年，我又回到永安，在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任编辑课主任。虽然工作更换了好几次，但对历史的研究，我从未停止过。一次，因躲避日机轰炸，撤退到永安城郊黄历村，在一间无主的破屋里，我发现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是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其中有田地的典当买卖契约，也有金钱借贷字据及分家合约等，还有二本记载历年钱谷出入及物价的流水帐。这些都是研究农村经济史的可贵资料。狂喜之余，于是我利用这批资料，再查阅一些有关地方志，从地权的转移与地价，租佃关系，借贷情况等方面系统地研究永安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我发现明清时代农村虽然有些变化，但在山区农村仍然保持闭锁的自给自足的形态，一切的经济行为，差不多都是在血族内部举行的，而这氏族制的“产不出户”的残余，即所谓“先尽房亲伯叔，次尽邻人”的习惯，成为中国历代地方豪族能够保持其特殊势力的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秘密。后来我把这些资料写成《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清代永安农村赂田约的研究》等文章。这种引用大量民间资料，即用契约文书、族语、地方志来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以前还很少有人做过，我深感到，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新资料的来源，而且还能发人之所末发，提出新的见解。所以，自此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研究方法之一。 

一九四一年，我应聘到协和大学任教，担任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史学方法等课程，又先后发表了《福建佃农风潮考略》、《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抗粮潮》、《捻军的新解释》等文章，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一九四四年，我以永安发现的农村契约文书为中心，编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在协和大学出版。此书流传到日本后，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山根幸夫教授摘要翻译刊登在《文学杂志》上，田中正俊教授亦在日本的《历史学研究》杂志上作专文介绍。 

一九四四年前往闽清福建学院任副教授，担任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门功课。不久又到南平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书，担任中国通史、史学方法等课程。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回到福州，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文史组组长。我本学无专长，只是兴趣较多。这时我的研究范围，渐从福建农村经济史的研究，扩展到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对一些地区性的商业集团作了详细的考察。以后又连续发表了徽州商人、洞庭商人、陕西商人、福建海商等论文。 

在研究商品经济的同时，我心中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凡是手工业劳动者比较集中的地方，其阶级斗争比纯粹封建农村要频繁而剧烈得多。这些现象如何解释呢？我带着这个问题，仔细阅读了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和有关的地方志，重点研究了大巴山区经济形态的变化，一九四七年，写成《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形态》一文，在我国首次提出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全国解放以后，我一直在厦门大学任教，历任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等职。此时我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写了《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附论手工业劳动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同年九月，我又发表了《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我在文中提出江浙的纺织业已向工场手工业发展，出现接近资本主义家内作业的最初生产形态，虽然新出现的东西尚非完备，而只是片断的，偶然的散在，但这种新的力量却逐渐孕育滋长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发现明代江南地经济成分，逐渐排除封建劳役制的束缚，而向资本制的过渡阶段的道路前进。那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学界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明清经济现象的叙述与分析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我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侯外庐、尚钺、陈振汉、杨开道等先生都有来信商榷。日本的天野元之助教授等也向我索取文章。第二年，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讨论后，许多文章才接触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接着，就在史学界引起巨大的兴趣和广泛的注意，我又写了几篇文章参加这一讨论。一九五七年我把这些文章辑成《明代江产市民经济试探》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这些书流传到国外，得到了日本、美国同行的重视，美国斯坦福大学康无为教授还把我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译成英文本，将在美国发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研究工作受到一定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继续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了。这几年，在我的脑海里又盘旋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清以前是先进的中国到后来会变成落后的中国呢？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劣势的地位呢？如果穷本探源，其关键所在，必须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寻求原因，特别是要在十五、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进行探讨。于是几年来我重点研究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研究了明清各阶级的构成问题。通过这些研究，使我进一步证实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弹性社会，是一种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社会。虽然明清时代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思想、新意识在社会上也有所反映，但由于明清时代的阶级结构，既有阶级对立，又有乡族结合，既有政权的压迫，又有绅权压迫，既有经济强制，又有超经济强制，既有身份制与经济权的相对分离，而又抱合在一起。再加上城市市民与农村关系的紧密结合，使阶级分化、职业分化、城乡分化十分困难。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前身或无产阶级前身的发展都不够成熟，不是作为独立的工商业阶级出现于社会，而是成为地主官僚的一种附庸。这就使明清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飞跃的发展。它常处于夭折、中断之中，但仍有继承关系，应该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遭到种种的阻力，但它还是照样在前进着。如果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谱系进行研究，不难看出中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起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开始形成。这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虽然处境困难，它还是曲折地前进。因此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似还应注意到中国内在因素的分析。这是我近二十年来主要研究的领域。 

这几年我还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一九七九年十月根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协定的安排，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敦大学、南康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奥伯良校区、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和洛山矶校区讲学三个半月，会见了美国的汉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如施坚雅、魏德曼、杜维明、何炳棣、邹谠、谢文孙、孔恩、牟复礼、刘子健、余英时、郑培凯，陈明銶等教授。中美学者共聚一堂，探讨学术，交换意见，情意盎然。回国途中，又应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讲学二个星期，会见了日本著名汉学家西岛定生、佐伯有一、田中正俊、藤井宏、山根幸夫，竹内实、森正夫、北村正直、岩见宏等教授，拜访了宫崎市定老先生。交流学术意见，并重游了神保町旧书店和四十年前想去而未去成的日光风景区。一九八O年九月又应加拿大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到加拿大美属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渥太华大学、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学、莫吉尔大学等讲学二个月。 

在出国讲学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生产技术方面是进步的，但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通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我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好，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回国以后，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一九八O年三月党组织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也是最高兴的事情。 

现在，虽然我的社会工作比较多，担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福建历史学会会长、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但我还是想尽力把教学与科研工作搞好。我除了指导四名研究生，为七七、七八级开明清经济史专题课以外，还正在整理和撰写几部专著，我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已由人民出版社印成清样，我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也即将完稿，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目前正在动手修订《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接着还准备编写《明史新编》和编选《休休室读史杂稿》。总之，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写的文章也很多，虽然我已七十岁了，但我的精神还好，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工作，为促进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做出自己一点微薄的贡献。

（资料来源：《傅衣凌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