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我国现代学术界一位富有个性的学者。他终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方面，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曾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奔走呼号，痛斥汉奸，和各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作斗争；带头驱逐孔祥熙、宋子文，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有“傅大炮”之绰号。在学术上，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并兼终身所长、“科学史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还曾担任过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对我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高等教育等都有突出的贡献，因此又有“学林霸才”之雅称。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 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被誉为“开代文章第一家”的书香世家之中。他幼承家学，6岁即入私塾，聪明好学，熟读儒家经典。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夏秋之交，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部。初入本科时，崇信章太炎学说，受到北大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的器重与赞许，成为他们的得意门生。
正当傅斯年潜心国学之时，一场震荡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新文化运动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去北大任教，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先后到了北大，北京大学一时成了专家学者荟集之地。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社迁到了北京，和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基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春雷惊醒寻旧梦。傅斯年毅然冲出“旧学”的樊篱，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行列。从1918年开始，他一面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一面串连好友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俞平伯等人组织了新潮社，并于1919年1月在陈独秀、李大钊、 胡适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杂志，傅斯年任主编。《新潮》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重要阵地。至“五四”运动前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傅斯年以青年人少有的才华与锐气，发表了40余篇内容广泛而颇有见地的文章，鼓吹科学思想，抨击专制积弊，响应文学革新，提倡白话文，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被推为学生游行总指挥，亲自扛着大旗率领学生队伍到赵家楼，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同年夏天，他在北京大学毕业，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于次年留学英国。
1920 年1 月， 傅斯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 师从史培曼（Spearmor）教授，主攻实验心理学，兼治生理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阅读了大量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和文学等书籍。1923年9月，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哲学，兼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涉猎各种书籍，留心诸种学问。
在英、德期间，傅斯年受到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训练，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观点。兰克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学派（亦称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创始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的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有一句名言：“人们一向认为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指兰克著《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傅斯年对兰克的这种理论深信不疑，他归国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后曾反复强调：“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即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明清史料发刊词》，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由此可见，他的史学主张与兰克学派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提供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态度，那么，实证主义史学则决定了他以后治史的基本特征和路向。
1926年冬，傅斯年自德归国，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并兼任文科学长（后改称为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翌年秋，他与顾颉刚等人一起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他在《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创办研究所的目的和宗旨：“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1928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担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研究院正式建立，傅斯年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他一生都担任此职，所址设在广州。在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书中，他又明确提出了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目的和方向，指出：“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所以，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应是：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之整理，乃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他公开举起“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大旗，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地质学等同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1929年史语所迁至北平，傅斯年除任史语所所长和研究员外，开始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与此同时，他还组织领导了史语所专家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发掘，对明清大库档案进行抢救和整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叫嚷“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为了驳斥这一谰言，傅斯年联络几位学者撰写东北历史，并奋笔疾书了第一卷《东北史纲》，用丰富有力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还在1931年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撰文声讨日寇侵略，反对妥协投降，制造抗日舆论。19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华北危急。4月，史语所南迁上海，后来又随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一再迁移。在这期间，傅斯年在史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性命古训辨证》许多有影响的论著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和发表的。
1945年抗战胜利，他被任命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翌年胡适自美回国，傅斯年便辞去此职，全力以赴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务。1948年冬，史语所迁至台湾。同年他又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仍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出席台湾省参议会，在回答参议员有关教育的询问中突患脑溢血，溘然而逝，年仅55岁。
傅斯年一生奔波于“非官非学”之间，从新潮社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健将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经常以一人之身而兼多种社会角色，时而学者，时而政论家。然而，傅斯年一生用力最多、成绩最大的是历史学，其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创始人和终身所长，以其惊人的魄力、胆识和超人的组织能力，使史语所这个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高研究机构不断的发展、壮大，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傅斯年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培养了一大批学者，首开“集团研究”之先河。傅斯年在史语所民国十七年的报告中，就把“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作为聘请、招收和培养研究人员的标准。他把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为各组主任，并使三组既分别独立又互相联系。他还尽揽了当时学界名流如陈垣、顾颉刚、徐中舒、岑仲勉、董作宾、罗常培、刘半农、李方桂等。对于青年人才他也着意发现和培养，如以后成为大家的陈乐素、张政烺、严耕望、陈述、劳干、全汉升、郭宝均、凌纯声、丁树声等，在当时都是傅斯年所赏识和提拔的“少年学者”。他汲引才流，不外三途：一是由他直接识拔；二是由专家介绍；三是考选。其请托介绍一途，如不以专门名家而藉重军政要员者，必遭其摒弃，不予审查，毫无假借。为此，他还特意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布告白，公开声明他的这一原则。在他的努力下，史语所成为一个团结协作的科学研究团体，在以后的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0多年里，史语所共印行各种专刊30种，单刊25种，集刊22种，《史料丛刊》7种，《中国考古报告集》2种，《人类学集刊》2卷，共刊布论文500余篇。因此，有人认为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中国做团体研究最成功的”（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中国现代哲学论集》现代篇二，台北牧童出版社）。
其次，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傅斯年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因此，他号召史语所的学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努力搜求整理新材料。傅斯年等人先后为史语所收集到居延汉简1万3千多片、金石拓片2万5千余种计3万3千多幅，以及许多敦煌卷册与善本书。著名的明清档案，也是由傅斯年建议蔡元培以大学院的名义抢先从李木斋的手中购得，而转赠中央研究院并交史语所保管整理的。他亲自组织人力整理这批档案，至抗战爆发，就整理出版了《明清史料》甲、乙、丙3编各10册。 抗战胜利后，丁编10册篇目也已选定，但因时局动乱，未能出版。这40大册《明清史料》的编定，堪称当时史学界之盛事。在整理这批档案时，他们发现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的散页，而世存《明实录》缺十三卷，傅斯年想从散页中找到所缺的部分，同时校正《明实录》脱漏讹误的文字，于是又制定了校刊《明实录》的计划。他聘请明史专家李晋华主持其事，而且亲自动手作校勘工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组织领导的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15次发掘，发现了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等，所得器物169万件，有文字的甲骨2万5千片，还出土了1万多件居延汉简和一些西周及战国时代的器物。这些都为先秦史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复次，领导和组织了对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扩张研究的材料”，而材料范围的扩大，又必须依靠“扩张研究的工具”。他积极主张利用近代考古学知识，“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改变传统的由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傅斯年在1928年史语所成立后，便派董作宾到安阳作考古调查，把考古组的目标投向安阳殷墟。他在向总办事处所作的第一次工作报告中把“安阳调查”工作列为甲项，其说明如下：“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这可以说是安阳殷墟发掘的理论指导。从1928年起到1937年止，史语所在安阳的15次发掘工作，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一基本观念展开的。现在看来这些基本观念仅属于考古学的常识，但在视考古为“盗墓”的二三十年代，这篇文字却是中国学术机构第一篇考古发掘的宣言书。傅斯年除确定安阳考古的指导思想外，在考古组人员的延聘、资金筹措和办理行政交涉方面均有成绩。当时参加过发掘工作的石璋如先生回忆说：“安阳的考古工作能有这样的成绩，固然是财力、人力、时间三者配合起来的结晶；实际上仍是由于能克难、能果断、有魄力的孟真所长的英明领导。他对于发掘考古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他鼓励三组同人到田野去发掘；另一方面是他亲自到田野去排解困难，去指导发掘。”（《考古工作》，载《傅所长纪念特刊》，台湾史语所1951年版）殷墟发掘的成功及其报告的出版，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拓宽了研究古代历史的资料，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奠定了古器物学建立的基础，而且还改变了古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此之后，学者由致力于古史的破坏而转向古史的重建，铜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使中国上古史由隐晦而日趋明显，“于是中国信史向上益将三百年！”（《〈殷历谱〉序》）另外，傅斯年还组织领导了对山东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在傅斯年的明确倡导下，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科学史学派”。如果说史语所的成立，为这个学派的形成准备了组织机构和学术阵地，那么，他在1928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就是为这一学派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指导思想。
在该文中，傅斯年首先提出了判定历史学进步与否的三条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即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的范围，就性质方面说，应当扩张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就地域来说，应当扩张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他指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就是因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之所以式微、落后，“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因此，现代历史学要发展，必须坚持三条宗旨：一是“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的遗训”，充分利用新旧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二是扩充研究的材料。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而要坚持这三条宗旨，又必须反对三种倾向，即反对所谓的“国故”研究，历史学的研究不应当以国别为分野；反对疏通和推论，应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致用”，研究历史旨在求真，它并“没有一般的用处”，所以也不应普及。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这样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主张，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被称为“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被认为具有“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的意义（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它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学术研究上独树一帜，从而开创了以“考史而不著史”为其特点，以整理、收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一代学派——“科学史学派”的治学风气。在傅斯年的这种治史旨趣的号召下，许多史学家本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原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精耕细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宗教史研究、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劳干的秦汉史和敦煌学研究、全汉升的中古经济史研究、屈万里的经学研究、岑仲勉的唐史研究、严耕望的中古政治制度史研究等等，都代表了当时学术界最高水平。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路向大大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界。而傅斯年在这一学派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了“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215页）。
第三，傅斯年不仅对史语所的组织和“科学史学派”的创立，起到了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对先秦古史、诸子百家、以及边疆史（包括民族史）和明清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史学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
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相比较，傅斯年一生撰写的学术著作数量是较少的。于是乎有人为他英年早逝，没将全部学问留给后世而深感遗憾；也有人抱怨他过多地从事行政工作，影响了著书立说。但正如许冠三先生所说：“即令长达两百页的《性命古训辨证》不算‘巨著’，仅仅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和准此而推行的现代研究事业，已足够令他名垂史林了。”（《新史学九十年》，第214 页）邓广铭先生也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如他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史前文明多元说以及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等，都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32年出版的《东北史纲》，其学术开拓性和现实作用更是众人皆知。而且他在其史学论著中论述和使用史学方法，如历史比较的方法、以语言学观点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及吸收、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等等，其作用和影响岂能以论著的多少来衡量？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学界开一代风气的急进大师，同时他又是颇具传统色彩的知识分子，不能忘情于政治，时常以在野的身份参与政治，指斥时弊。他的信条是参政而不从政。他自己曾说：“我本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44 页）对于这位本世纪初中国史学转型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过去我们对他的史学活动的评判，带有过多的“左”倾色彩和政治意味。现在傅斯年已辞世45年，“在其恩将尽之时”，我们应该对他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和总结，以还其本来之面目和地位。
（资料来源：《文史哲》199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