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1928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些问题是有意义的。

一、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思潮，作为新文化运动弄潮儿的胡适更是以倡导科学方法为己任。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时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胡适文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留学归国后，在北大任教，积极倡导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投到胡适门下，接受了科学思潮的洗礼，双方由此结下了难解的师友之缘。 

在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傅斯年约集同学创办《新潮》杂志，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此外，傅斯年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把《新潮》归结为“（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三个基本原素。科学思想对傅斯年及新潮社其他成员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影响成为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基础。 

傅斯年在英德留学七年，其间在1923年进入柏林大学哲学院，深入接受了兰克学派的熏陶。兰克是德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学派创始人，西欧“科学的史学”主张的奠基者，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材料，这些认识对傅斯年产生深刻的影响。1933年傅斯年写的《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不发议论，不谈史观，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兰克学派史学思想的影响，无疑对傅斯年归国后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及其在古史辨领域的成绩，给傅斯年造成巨大的刺激。顾颉刚既是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的同舍好友，又是胡适门下的一个得力门生。五四以后，傅斯年出国留学，顾颉刚在国内开始树起了古史辨派的大旗，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此，远在异国他乡的傅斯年极为关注，写信盛赞顾颉刚有关古史辨的理论，其中说：“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这一方面反映了傅顾二人在理论上的共鸣，思想上的沟通，同时也揭示了想在史学上建功立业的傅斯年所受的深刻刺激，这种刺激无疑是归国后的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直接诱因。 

二、1928年，傅斯年写下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中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正式明确提出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 

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其根本目的在于“以自然科学看待语言历史之学”，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傅斯年在《旨趣》中充分阐述了这一目的，庄严声明“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由此可见，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基本出发点。 

“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首先将史论和历史哲学从史学中排除出去。傅斯年在《旨趣》中说：“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不是研究的工作。”另外还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指出：“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就是史论，而不是史学。”非常明确地将历史哲学和史论排除出史学。 

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毫无必然性和规律性可寻是傅斯年将历史哲学和史论从史学中排出的根本原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讨论古史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个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古史辨》第二册）他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也指出：“历史无定例，天演非一途。故论史实宜乎不可必，不可固也。”综上所述，傅斯年认为，人们只能认识历史上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研究局部的历史现象，如果硬要取得一般的总体的认识，即象历史哲学和史论那样，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一些主观的因素，无法保证其客观性及科学性。傅斯年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历史没有两件相同的事，所以“归纳说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其次，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还将史书的写作排除到史学之外。“历史学不是著史”是他特别强烈的观点。他认为史书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受某些哲学或伦理观念的影响，甚至加入“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的主观”。（《旨趣》）在语言表述中，也难免使用艺术的手法，而这些都是与科学精神相背离的。傅斯年将史论、历史哲学、著史排除至史学之外，史学的概念只剩下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这一基本的内涵，“史学只是史料学”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 

三、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其内涵共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明确了“史学的对象是史料”的认识。另外，傅斯年还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强调：“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的认识进而发展为“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的主张。 

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认为史料的扩充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他在《旨趣》中就已指出：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中国史学之所以不断进步，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后来史学之所以不再进步，则是由于史料没有扩充，而要扩充史料，关键在于突破文献记载的藩篱，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通过寻找史料为史学开辟进步的道路。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最后强调“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如何整理史料，傅斯年早在《旨趣》中就进行了原则的概括，认为要让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同时还指出：“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他十分明确地表明，史学同现实是没有关系的。 

整理史料的基本方法则是比较的方法。傅斯年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纸上，打成一片”的主张，陈寅恪诗文证史的方法，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的：“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他指出：“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 

傅斯年科学的比较方法具体表现为八对性质不同的史料的对勘互证。 

（一）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认为直接材料比较可信可靠，可以拿来补充或校正间接材料。但直接材料零碎散乱，必须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 

（二）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二者皆有长处，官书记载有关年月、官职、地理的内容比较确实，私家记载能够说官书不能说的内幕。二者的短处表现为“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记载时而失之诬。”因此要取长补短。 

（三）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外关系史都要利用外国的记载。 

（四）近人的著述对远人的著述。 

（五）经意的记载对不经意的记载。 

（六）本事对旁涉。 

（七）直说与隐喻。 

（八）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在这种比较方法指导下，傅斯年取得了一系列史学成就，他比较金文、甲骨文与历史文献的不同记载，写出了著名的《性命古训辨证》，用私家记载与正史比较研究明成祖的身世，取得重要突破。 

四、史论、历史哲学、著史都是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是不能脱离史学而独立存在的。傅斯年撇开史论、历史哲学、著史，仅从史料的角度谈论史学，这种认识存在明显的失误，并从而导致了他的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 

其一，傅斯年一方面坚持“史料”是“史学”的主体，另一面他又提出了把历史知识当做“人学”的主张。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指出，历史课有助于“对于人类及人情之了解，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若能实现这个意思，历史当然不比动物学次要，人性是难于抽象解释的，尤其是人的团体行动。如果借历史说明生命界最近一段的进化论，当然与我们现在生活有关。”这里，傅斯年看到了历史包含了“人类”及“人性”的内容，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一面。 

傅斯年将历史知识当做“人学”的主张有深刻的渊源。早在1919年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一文中就有明显的透露，他指出：“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意机主义战胜智慧主义了，人性主义战胜自然主义了。”从此可以看出以研究人类的活动为己任的历史自然要以人生为前提。 

其二，傅斯年一方面极力主张建设客观的史学，另一方面又不否定客观历史及客观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傅斯年从精神活动的角度理解历史，认为：“所为历史者，不限一端，则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把历史当成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从这角度出发，傅斯年认为史学达到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另外，傅斯年还看到历史研究者的主体研究者的主观限制。他在《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中指出：“我们是人，我们有人性，用人性去观察世界，所见的所得的自然免不了一层人性的采色，犹之乎戴上蓝眼睛看东西，没有一件不是蓝的，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的客体’，‘唯一的真理’，‘绝对’等等名词，不成话说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傅斯年对史学的客观性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他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 

傅斯年对史学客观性存而不论的态度，使他一方面从理论上拒绝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在史学实践中，他并不拒绝疏通。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而且在他最得意的论著《性命古训辨证》中更不乏大量的疏通与推论。前者通过“分析与疏通”提出了“五名之称，缘自殷商，不可言周制”的结论。后者在中卷和下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劳干所说：“在中卷他推论殷周以来的宗教及哲理，对于‘上帝’观念的产生，及周初‘人道主义’的发现，俱有独到见解。”（《傅孟真先生年谱》） 

傅斯年在史学研究中，特别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反对假设和推论史事，指出：“把设定当做证明，把设想当做设定，把远若无干的事变做近若有关，把事实惟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足以促成所关学科之发展。”（《〈城子崖〉序》）但在他实际的研究中，似乎深受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首先提出中国在三代之前，政治文化的演进中，有东西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互相对峙，互相争斗，在争斗中混合发展，有了这个假定之后，他用大量的资料加以证明，将假设变成了结论。 

其三，傅斯年一方面极力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另一方面又不反对采取艺术的手段著史。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专门谈了历史教科书的写法。指出：“编写历史教科书，大体上等于修史，才、学、识三难皆在此需用，决不是随便的事。”并且他特别强调，教科书应该有很强的可读性，应尽量使之生动，“增加兴味”，“应该把‘故事’‘传记’的艺术作用，酌量引到教科书的正文中。”又说：“教科书本书总当是一部有形体，有神采，能激发人，能锻炼人的书。”要编成这样“活的教科书”，就必须“将散碎的事件，连贯起来。”“将民族中伟大人物的性格行事……选几个形容出来。”所有这一切，无一能够离开艺术的手法。 

科学思潮的冲击，兰克学派的影响，古史辨派的刺激，使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将“史论”“历史哲学”“著史”等排除出“史学”概念之外，仅从史料的角度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这种理论导致了傅斯年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疏离与矛盾，使它纠缠于“史料”与“人学”，“客观”与“主观”，“科学”与“艺术”的矛盾之中，傅斯年是无法摆脱这种困境的。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