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的主流无疑是“科学化”，各宗各派的史学家们无一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己任，都力求把历史学推向真正具有“科学”品格的轨道。然而，由于各派对“科学”的理解不同，在建立什么样的“科学”史学以及怎样建立“科学”的史学上发生了分歧，提出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历史科学模式。傅斯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明确、独特的思想，成为历史学自然科学化模式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一 

傅斯年自称是个“科学迷”，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垂青于“科学”，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主编的《新潮》杂志上，每期都要刊登几篇“纯粹的科学文”，后虽经鲁迅的劝阻，取消了这一惯例，但他对“科学方法”的兴致仍然很高。他在《新潮》中开辟“故书新评”栏目，介绍读书入门途径，宣扬治学方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1〕一文中， 列举了造成中国学术长期停滞不前的七方面的原因：（1）“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多， 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2）“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3）“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4）“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5）“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6）中国学人， 不讲“为学之器”，方法落后，不利求知。（7 ）“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即“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傅斯年认为，要根除中国学术界以上的基本谬误，就必须提倡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傅斯年虽然指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七大基本错误，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治学方法，他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清代的学问是对宋明学问的一种反动，“很象西洋Renaissance 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总之，清代的学者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用着归纳的方法，取得无数的材料，翻来复去，仔细考索，求异求同”，“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但是，傅斯年又强调，整理国故“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2〕在傅斯年看来， 现在要研究国故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的主义和方法”，二者应是“一和百的比例”〔3〕。 

傅斯年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重视，无疑是受当时思想界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自“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成为中国思想界和进步学术流派共同的信仰和共举的旗帜。它不仅被认为是自强之本，而且被认为是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顽症的灵药。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4 〕这种“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的观念，就把科学最为有效的领域从主要是自然领域移到社会领域，并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笼罩全局的科学主义思潮，表现在一方面试图利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把欧美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来，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局面，另一方面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治中国的传统的学问，破除陈旧的学风，振兴中华学术。傅斯年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试图通过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使国故研究走上科学之路。然而，此时的傅斯年对西方的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建立科学的史学并不十分清楚。 

正是为了探求西方科学方法的奥秘，傅斯年决意留学西欧。1920年初，傅斯年到英国入伦敦大学，专攻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此外还选修化学、物理学和高等数学等，希望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了对西方学术有进一步的了解，傅斯年在1923年又来到德国的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在这里，他一方面仔细钻研了震动一时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现代物理理论；另一方面，又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德国著名的历史语言考据学。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创始人是著名史学大师兰克，他认为历史学是不应有实用价值的，“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科学而后可；欲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必先去其致用之念。”〔5〕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 提出了一句反映其史学特征的名言：“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批评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功用，本书是不敢奢望的。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如实直书。”所谓“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就是摒弃实用的观念，采取“客观”的态度，严格依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不掺入研究者自己的主观好恶，不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道德评价，不受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影响，不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理解古人的行为。如他所说：“客观性也就是无例外地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我们先选定一个观点，而后把它放到科学里去，那便是生活作用于科学，而不是科学作用于生活了。”〔6 〕傅斯年对兰克等人的治史原则十分推崇，对集兰克史学方法之大成的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反复阅读，以至被翻烂不得不重装〔7〕。 如果说，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治史方法，那么历史语言考据学的治史原则则决定了他治史的基本特征和路向。 

在对西方科学和科学方法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傅斯年便启程回国，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在回国的途中，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如不去动手动脚的干——我是说发掘和旅行——他不能救自己的命。”〔8 〕在这里已透露出他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设想和决心。 

二 

傅斯年1927年回国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即与顾颉刚等人在该校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准备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以成就科学的史学之事业。1928年，蔡元培等人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便向蔡元培建议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要在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的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氏强调此“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9〕其后， 傅曾多次强调设置此所的目的。他在其手拟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聘书中写道：“我国历史语言之学本至发达，考订文籍，校核史料，固为前贤之弘业；分析古音，辨章方言，又为朴学之专诣。当时成绩宜为百余年前欧洲学者所深羡，而以为病未能者。不幸不能与时俱进，坐看欧人为其学者，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成今日之巨丽。我国似以故步自封而退缩于后，可深惜也。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10〕在致友人王献唐的信中，也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11〕在1928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更详细地叙述了史语所设置之目的，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这样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是要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的。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同样的历史学呢？在傅斯年看来，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排除任何主观的存在。因此，他对历史学的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定：首先，“历史学不是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旧式的著史，往往流于主观，如“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而顾炎武、阎若璩等人“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虽“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13〕其次，历史学不是“史论”或“历史哲学”。因为“史论”或“历史哲学”往往“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14〕，“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它只“可以当作有趣的作品看待”〔15〕。因此，他一再声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务，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16〕第三，历史学不是“官书”，没有一般的用处。因为它“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是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所以史语所“不做或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的工作”〔17〕。总之，在傅氏看来，“著史”、“史论”或“历史哲学”，以及“致用”的观念等都无不带有主观性，因而必须将其摒于历史学之外。他把东西方史学进步的条件归结为三点：“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第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把这三点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史学研究的“中央题目”〔18〕。换句话来说，在傅氏的心目中，科学的史学就是科学的整理史料工作。 

史料整理工作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在傅斯年看来，首先是因为史家可以做到“客观的处理”材料。所谓“客观的处理”，一是指平视所有史料，无分经、史、子、集或地上地下，或官书私记，或正史野乘，唯就能提供的可信素材为评价标准。二是对任何材料采取“存而不补”的态度和“证而不疏”的手段，凡“材料之内”的，务求“发现无遗”；凡“材料之外”的，“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即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只要坚持了上述两点，就能做到“客观公正”和“不偏不倚”，就能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其次，是因为史料整理能够使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工具”，可以集科学方法之大成。在傅斯年看来，科学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料比较方法。他说：“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如果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且与其他事情不相关涉，那就无法对它作“任何史学的工夫”。而一件事往往有许多记载且与其他事情相关联，于是便可通过比较求其情实并理出头绪。二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和具体的方法。他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者以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又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9〕在他看来，将自然科学知识直接运用于历史领域，能够解决一些历史疑难问题。比如要知道《春秋》上记录的日食是否正确，只要用天文学的知识，计算一下就可以解决。再如考古发掘，“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的踪迹。”所以研究古史的人，“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20〕另外，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史学方法。如达尔文的方法本来是生物学的方法，用于史学领域后，便成了“历史方法之大成”。地理学的方法本是纯粹自然科学的方法，但用于考察历史地理，就开辟了“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21〕。统计学的方法本是一种数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后，也“实在是件好事”，“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22〕 

不难看出，傅斯年基于对“纯粹客观史学”的追求和向往，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然，以为只要“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就能“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学之企业”。但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交互作用下进行的；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统一的结果。主体和客体完全隔离，就不会有任何科学成果。历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也难以做到“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和绝对客观。傅斯年在自己的著述中，就没有摆脱自己的主观意志。如在其《性命古训辩证》一书的中下卷中，就有大段大段的疏解和议论。由此看来，要绝对防止主观成分进入史学，即使把历史学局限于史料学范围之内也做不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历史学。傅斯年自己后来也看到这一点，因此常常陷入苦恼和困惑之中：如果坚持纯粹客观的史学，他发现主观性总象幽灵般的在史学研究中闪现，无法根除；如果放弃客观性的追求，那他心目中的“科学史学”将化为泡影，难以实现。他在1943年12月为《史料与史学》撰写的发刊词中就表现出这一困惑。他说：“史学可为绝对客观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23〕直到晚年，他才有比较清楚的解释，他说：“这个主观客观之争，不是一句话可能解决的。而主观客观之说，也不是绝对的是，绝对的非”，“我想客观之一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界。”〔24〕 

应当承认，傅斯年对“科学”史学的认定和对“客观”的追求，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科学，使得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空前密切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了尊重和应用，科学的态度得到了肯定和发扬，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学走上科学化之路，无疑是有益的。其次，明确肯定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客观的科学，纠正了以前及当时中国史学的虚妄。虽然研究主体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很难做到纯粹客观，但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能成为放弃对客观性追求的理由。第三，明确肯定历史自身存在的价值，使得历史学不再是文学的分支，不再是道德教训的工具，不再是哲学和经学的附庸，第一次推翻了以往加在历史学上的一切外在的东西，使历史学获得独立，成为一门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科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伟大的变革之一。总之，虽然历史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历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做到纯粹客观，史学家并不能完全放弃致用观念，但在史学科学化的初始阶段对以上方面的强调则是必要的。 

三 

傅斯年追求“科学”的、“客观”的历史学的思想，不仅表现在理论、方法的阐述和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而且贯穿于史语所的建设和组织中。他以史语所为大本营，在“要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的大旗下，聚集、培养了一大批学者。这批学者后来实际上成为傅斯年在史学领域的代言人及其治史思想的传播者和贯彻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路向无不体现傅斯年的治史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学派——“科学史学派”。 

傅斯年十分重视“集团式研究”。在他看来，科学的、系统的史料学研究，仅仅靠个人的孤立研究，已经难以胜任了，研究的方式必须从个人的孤立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他在《旨趣》一文中就明确地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25〕他创办史语所，就是为这种集团式研究提供一个合适可行的组织方式，以使史学家在一个集体的研究环境中，各展所长，互补所短，互相引会和订正，以胜任较大规模的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也是依靠这一研究集体，来实施和宣传自己的史学思想和主张。在史语所1928年的报告中，傅斯年就把“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作为聘请、招收和培养研究人员的标准。史语所成立时，他尽揽了当时学界名流，如陈垣、顾颉刚、徐中舒、岑仲勉、董作宾、罗常培、刘半农、李方桂等，都先后归之于其旗下。他所赏识和提拔的“少年学者”后成为大家的有陈乐素、严耕望、陈述、劳干、全汉升、郭宝均、凌纯声、丁树声等。这些专家和“少年学者”，大都以傅斯年的建立“科学的史学”为其奋斗目标，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看作是自己行动的准则和研究的宗旨，甚至认为此文是“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具有“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的意义〔26〕。这一部分人的存在，使“科学史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派别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从而影响中国史学研究领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史学研究的“集团化”自然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渐成精细的科学研究。史语所成立时初设史料征集、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民俗学、敦煌材料研究八组。1929年6月史语所迁北平后，他又对原计划作了调整，决定成立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傅斯年对这三个组的工作范围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甚至对每一个人的研究都有具体的要求。正是由于傅斯年科学的组织，史语所各组成员本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不少的成绩。历史组的学者们对于史事、文献作了大量考据学的功夫，其成绩俱见《史语所集刊》数百篇论文和各种专刊、专著中，有目共睹。语言组对全国各地方言、文字、制度和风俗的调查，以及明清档案的整理，都做出了很大成绩。考古组在1928年至1937年间，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共出土带字甲骨24832片， 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人类发展史和古代史的研究，使这些研究立于更坚实科学的基础上。 

傅斯年创办和领导的史语所，运用这种集团式研究方式，不仅在史料学研究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史学大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这种集体研究的史学机构和组织方式，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种集团化研究，是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集团化使历史研究人才集中，资料集中，研究旨趣统一，不再是政教的附庸，或贵族之余兴。西方史学的现代化，就是从摆脱教会对学术的控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兴起开始的。中国受西方的影响，虽在1905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但在蔡元培改革以前，尚非一纯粹学术与教育性的大学院。即使在改革后，教育功能虽已确立，但学问专精与学科之独立，一时之间，犹有未逮。史语所成立前，北京大学国文门、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曾集合了一些学者进行新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但仍因其宗旨不明确，组织不严密，没有发挥集体研究的优势。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进行“集团式研究”的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学要走上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化，必须把追求历史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放在首要的地位。虽然随着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使我们看到，研究的主体受到来自许多方面因素的干扰，难以做到纯客观，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不能放弃对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否则历史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应该承认，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当然，傅斯年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而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他唯自然科学是尊，在于他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并要求历史学。他不懂得自然和历史的本质区别，不明白历史科学终究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在向自然科学看齐的同时丧失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和历史学家的自主意识，这就决定了他所代表的科学史学派后来受到批判并被取代的历史命运。 

注释： 

〔1〕《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165—17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 

〔2〕《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406—415页。 

〔3〕《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11页。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5〕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6〕转引自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波士顿1962 年版，第97页。 

〔7〕〔8〕〔10〕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编，第51页、第54页、第62—63页。 

〔9〕《史语所1928年度工作报告》， 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11〕张书学：《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油印本。 

〔12〕〔13〕〔17〕〔19〕〔20〕〔2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66页、第252页、第254页、 第255页，第263页，第259页，第259—260页，第265页。 

〔14〕《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10页。 

〔15〕《考古学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90页。 

〔16〕〔23〕《〈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 册，第356页。 

〔18〕《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5页、第6页。 

〔21〕《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87页。 

〔22〕《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496页、第500页。 

〔24〕《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4页。 

〔26〕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资料来源：《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