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与傅斯年1896－1950出生时间相差将近二十年，一位是清代遗老，一位是五四青年；一位声嘶力竭提倡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位是近代反传统的健将。他们的社会角色截然不同，他们的著作却有著相当微妙的关联。

这篇短文便想探讨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思想学术上的连系。我将先简略地介绍他们对学问的看法及对俗文学的态度，然后以王国维的古史观，尤其是《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关系为重心进行讨论。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并未以专文方式讨论过王国维，这就使得后人要考索这一层因缘变得相当困难。本文主要是透过傅氏藏书中对王氏著作的一些眉批来进行探索。 

一 

王国维与傅斯年有一些近似处。王与傅皆主张在中国建立纯净的学术社会。王氏在许多文字中反复谈到这一点。譬如《谈近几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① 

又说： 

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可有发达之日矣欠②。 

王国维一生是从精神，而非物质的层面着手求建设中国之道。如果我们观察他早年的道路，便可发现与同时代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斤斤于谈富强、谈政法，而是从教育、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时人认为不急，而王氏以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他的老师藤田丰八便早已发现王氏这一个迥异时人的特色③，这在近代中国的确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而小他近二十岁的傅斯年，早在北大编《新潮》时，也有类似的觉悟。他在该刊的《发刊词》上提醒国人学术无中外之别，并要知道本国学术在世界上地位之低下，强调如自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不啻自绝于人世”，而且中国学术界之因循苟且，“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④，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尤巨”⑤，故认为《新潮》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鼓动群众对学术之兴趣⑥，这也是傅斯年的北大同学顾颉刚后来所提出的，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的野心⑦，也是他们的老师胡适早在民国九年北大开学时所作《提高和普及》的演讲中所再三说到的，提高学术水准为救国的当务之急⑧。这一个建立“学术王国”的思想传统，在当时汲汲求富求强的思路之中是相当独特的。王国维最早的学术研究取径还有一个特色，即是往下层走，也就是他所说的研究“最下且贱者”的文学作品⑨，譬如《唐宋大戏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这也似乎预见了五四一代青年的路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同时表现了这一特点。他们都对往昔中下层百姓的历史、文学极为关注，这种关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想藉编歌谣来了解“国民心声”，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这些文化媒介，以便进一步利用他们来教育民众10。 

不管是反映国民心声，或是藉着了解下层文学来教育民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欣赏通俗文学。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乃特别吸引傅斯年。 

《宋元戏曲史》有两个引起五四青年注意的特质：第一，它为下层百姓的文学作史；第二，宋元戏曲中表达一种“自然”的文学观，与五四青年的文学观相符合。民国八年一月一日《新潮》第一卷第一期中，傅斯年发表了《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一文，他说近年坊间所刊刻的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有王静庵的《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并说“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著作，当代亦莫之与京”11。傅斯年特别欣赏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元曲所作的评论：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敝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时露于甚间12。当时傅斯年还认为元曲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上好材料。顾颉刚在为《文学旬刊》所作《元曲选叙录》四篇的“小序”上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前四年，孟真去国时送给我一部《元曲选》，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这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13 

而且在经过七年的留学生活后，他仍未改变对《宋元戏曲史》的评价。在他的藏书中，我发现了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 

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 

二 

接着我要讨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中叶，先后出现几种论著提倡多元古史观，依时代先后，分别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4、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 

古史多元论的产生，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些震人心弦的文章中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旧观念，提出古代民族应当出于多元的推想，同时也颇怀疑殷周不相干14。古史辨派将上古信史击成碎片，使得后来的史家能较无拘束地将这些碎片重新缀合。蒙、傅、徐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蒙文通的三集团说最早出，但在当时影响较小。徐炳昶先生之书最为晚出，以分析古代神话为主，后来发生很大的影响。 

至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不只批判性地运用文献，而且随处以新出土之甲骨作为证据，论证相当细密，贯串全文的方法，一个是种族的，一个是地理的。引用劳干先生的话，这一篇文章对于殷人在东周人在西这一点“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根据这个理论为推断殷周两部族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文化史的渊源与其分合，那就更显然如在指掌。”15 

这篇文章一直到今天都有重大影响。 

傅斯年这一篇文字的思想源头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受了哥廷根大学汉学家哈隆GustavHaloun的影响16，我个人不太赞同此说，傅氏在欧时并不学历史，而且我遍检他的藏书也未见到哈隆的文章细读哈隆的文章，也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与傅氏并不相同。惟有重视上古多元民族，民族迁移这一方面两人的取径有相似之处，但是重视种族本来就是当时德国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17，不一定要特别受到某人的启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傅氏原有一些东、西二分的模糊看法，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深刻化他原先的观点。 

传统中国有几种约定俗成之见，认为三代出于一元，认为殷周皆起于西土，而且认为西土是孕育强盛朝代的地方。《史记》中的一段话反映了这一种意识：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8 

在这一段话里，“汤起于亳”一说中“亳”，经常被解释为是在西边，譬如徐广就说京兆杜县有亳亭，则在三亳阪尹之外，又有一个西亳，那么商也是起于西土的。不过，清儒中已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孙星衍、胡天游、郝懿行、金鹗、毕亨，都主张偃师之西亳为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19。王国维在提出一条有力的证据证实汤之亳为汉代山阳的薄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薄县，他引的材料是《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景公曰，薄，宗邑也”。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王国维的瓜皮帽及长辫发之下，其实是异常新颖的史家，他运用地理的观点，将一些自古以来认为是一脉相传的拆解开来。譬如他在1916年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一东一西，便打破了由古文而籀文，由籀文而篆，由篆而隶一脉相承之说。在《殷周制度论》等文字中，他也运用地理的观点，将过去认为一脉相传的朝代加以空间化。 

王国维的一系列考证都邑地理的著作，如《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商》、《亳》等都指向了一个东、西二分的结论，即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惟周起于西土。他说：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白皋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白皋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对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崛起西土。20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又说：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殷二代文化略同。21 

又说： 

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2 

在这篇文字中，王国维不但是将商周这两个过去习以为是前后相承的朝代以地理上分为东、西，而且从制度上广泛论述殷周之不同。 

当《殷周制度论》于民国六年发表时，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注意。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1927年8月，傅斯年从广州到上海时首度购读《观堂集林》，我们很幸运地在傅斯年逝世后所遗的藏书中，看到这部《观堂集林》封面题“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旅次上海，斯年”，所以可以清楚看出他注意到《殷周制度论》，并在该文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上眉批： 

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这句简短的眉批必须配合着傅斯年的两段话来看，他在1924年所写的一篇《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系是很可研究的。22 

此外《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的一段话也应放在这里看。在这一封写于1924-1926年，没有寄出的长信中，他已经表示了一些后来《夷夏东西说》的影子了周之号称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氏。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毋宁谓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姬姜容或是一支之两系，特一在西，一在东耳。 

……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24。 

傅氏在这封信中又说： 

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25 

以上几点充分显示出他对上古中国种族复杂性的兴趣。 

种族观点在傅斯年早年便已深深蚀刻。他在评桑原骘藏的《支那史要》已透露这方面的想法。桑原之书是最早以新式题材撰写的中国通史，在当时中国影响极大26，许多新出版的教科书皆以之为准，划分上古、中古、近代27。傅斯年熟读该书并曾有过评论。他并不满意桑原“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28，认为“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期之标准”。他说：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然顿然一改观。29 

在傅斯年留学德国期间“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一类想法，必获得更深的加强。在当时德国历史学界，种族史始终是热门的一支，譬如与傅氏同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以“种族—文化”为主轴来诠释历史变动的现象。陈寅恪治史时重“种族—文化”之特色早已有人指出30，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句即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一语，然后说“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故他说要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是皇室之氏族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31。至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隋唐制度的三种来源，也是从“种族—文化”着眼。32傅斯年在欧洲的六、七年间，对欧洲历史作过广泛的阅读，在傅氏的古史论文中，随处可见这方面的痕迹，如《大东小东说》中提到大哥里西、哥里西、大不列颠、小不列颠，近于罗马本土者为小，远于罗马本土者为大，如《论所谓五等爵》之得到欧洲封建时代爵制之启发。他尤其注意欧洲史中的种族问题，如《周东封与殷遗民》1934： 

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三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3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种族方面的观点，他还受到巴克ThomasBuckle《英国文化史》A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中地理史观的影响，一度想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足见其重视之一斑34。 

综而言之，傅氏在民国十五年冬回到中国时，心中必怀抱着“种族”及“地理”两种观点。他从欧洲运回来的藏书中便有不少这两类的书。正由于他关心种族史问题，所以他个人的研究工作会以民族与古代中国为主题，而且可以说这是他所有关于古代史著作的总纲；而史语所工作之计划与布置，亦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如史禄国等人之体质人类学调查，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等，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古代民族的问题。 

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后，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也是“种族—地理”方面的研究。在他为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所作的跋中说： 

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庵君之《观堂集林》读书，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的研究，已有如鬼方犭严狁考等之丰长发展者。35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在背景不同的人读来，有相当不同的发挥。譬如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那是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已发展到另一阶段，自不能不有新兴的制度逐渐出现，并认为是由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变化。36 

然而，王国维比较殷周制度异同，并以地理的观点将殷周加以东西二分的文章，在心中怀抱着“种族—地理”观点的傅斯年看来，意义却不一样。文化上如此剧烈的变化，显然与“民族”代兴有关。这不是王氏原有的观点。因为在这方面，王国维仍持守传统的看法，主张“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案：《世本》、《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喾以后。但在后人读来，颇觉殷周文化差异如果以民族代兴去解释，似乎更为合理。所以王国维将直线的切开平铺，而傅斯年又以种族观点将它们划分成两个集团，所以傅氏会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之上批以“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徐中舒显然也是从其师《殷周制度论》读出王国维意想不到的结论。徐氏在1927年所写的《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中反驳其师殷周皆出帝喾之说，认为： 

殷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极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历史非但不载其事，又从而湮晦其迹，使我国古代史上因果之关系全失真相。37 

他由几个方面证明殷周非同种民族，譬如说： 

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族，约有四证。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二曰由周人称殷为戎证之……38 

徐中舒所引材料中尤有《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能，言语不达”一条，说明周人之语言文字其初是否与中国相同，实属疑问。39 

徐氏强调殷周非但不是同一种族，而且两者之间有激烈的冲突，他说牧野之战实系两民族存亡之争，后来周人将这个事实掩盖起来，而儒家又以吊民伐罪为解释之，于是东西两民族盛衰变迁之迹遂无闻焉。 

傅斯年以“民族代兴”的观点来理解殷周之间剧烈的变化，深化了他原有的周人在西、殷人在东的观点，成为他后来的古史方面的几篇杰作，尤其是《“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东西说》的一个基本论点。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傅斯年一再强调殷周种姓不同，认为“《诗》《书》上明明白白记出他们的种姓、地理、建置、各项差别的。”40 

在《夷夏东西说》中傅斯年又说从地理上看，三代及近于三代前期，有着东、西二个系统： 

历史凭藉地理而生……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41 

他说东西对峙史即三代史： 

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42 

至传统一元式的古史是像希腊“全神堂”，本是多元，却被硬凑成一个大系统： 

《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43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轻率地认为《夷夏东西说》是《殷周制度论》单纯的延续。事实上在《夷夏东西说》中，直接称引王国维的地方只有寥寥几处，44而且，《夷夏东西说》的许多观点还与王氏明显不同。譬如王国维说夏在东而傅斯年说夏在西，王国维很少说及夷，而傅文中考论东夷的部分相当之多，然而，在原始的精神上，我们仍可以在这两篇文字之间发现一些微妙的连系。 

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关系当然还不止于此。 

傅斯年早年有疑古倾向，但他后来不满意于怀疑古史，并主张重建古史。促成其转变的，当然是史语所殷墟考古的成果，不过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文字也发挥了影响。在1930年所写《“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他说： 

即以《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虚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45 

他接着推论说，《殷本纪》之世系虽有小误，但是“由文字传写而生，不由虚造。既不妄于《殷本纪》，何至妄于楚世家?”46 

足证《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文字增强了他对古代文献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出版的《性命古训辩证》中，也有一段显然与前引有关的话，认为夏代可信： 

即以殷商史料言之，便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当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伪造”等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而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必为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是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重要的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47 

他从出土的殷商遗物中推论其“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高甚久之背景可知也。”48 

这个态度与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上所说的，“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颇为相近。49 

三 

除了王国维以外，从未见到傅斯年对任何学者如此倾心。他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表示了他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急起直追。但傅斯年在悲叹“中土之摇落”时，却认为王国维与陈垣是两位足以傲视西方的学者，他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50。 

单以甲骨文来说，他在董作宾《殷历谱》序中说自孙诒让始得甲骨文字以来，对甲骨文的研究，“若夫综合研究，上下贯穿，旁通而适合，则明明有四个阶段可寻，其一为王国维君之考证先公先王，与其殷墟考释之一书。”51 

不过傅斯年显然认为王国维的史学观点仍有所限制，即他并不能脱离“二重证据法”，仍然局限于将地下史料与古代文献相比较的方法，未有“整个的观点”52。故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又说：殷代刻文虽在国维君手中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对付殷墟之整个，这还算是第一次。53 

言下之意，傅氏认为史语所以“整个的观点”处理商代考古发掘的工作是超出王国维的境界了。54 

此外，傅斯年并没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所反映的那种强烈的道德关怀。王国维说：“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令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55 

从王国维语气中可以清楚看出他是“周文化主义者”，所以说周是“成一道德团体”，傅氏与王国维不同，他已经没有王国维那样强烈的道德动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而言，传统宗法社会早已失去了光环。在《殷周制度论》的文末，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句批语，充分反映两代学者在面对相近的历史现象时不同的观点。傅斯年在《殷周制度论》的末尾上眉批说： 

殷周之际有一大变迁，事甚明显，然必引《礼记》为材料以成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矣。 

此外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东西说》中不但在一些史事上与王氏有不同，而且还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东方主义”，强调东夷和商的文化贡献。他说东夷中“如太白皋，则有系八卦传说；有制嫁取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白皋，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殷人本非夷狄，而抚有夷狄人民土地……”56 

又说： 

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57 

小结 

在这一篇短文中，我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王国维、傅斯年这两位相差近二十年的学人，在学术意趣上的相似性。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想在中国建立学术社会的意愿，另一个是对民俗文学的态度。第二是追溯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思想渊源。从以上的讨论中似乎可以看出，王国维这位坚守传统道德价值的学者，以相当微妙的方式为新文化运动开道。但是在新一代人看来，他那具有深刻道德关怀与经世用心的《殷周制度论》却有了相当不同的意义，“所存者神，所遇者化”。王国维与傅斯年这两代学者的关系似乎就是这样。 

附录：本附录是辑抄傅斯年藏书中对王国维著作所作眉批中的学术评论《观堂集林》卷二《说商颂下》批云：“此所论至允，然以不敢违鲁语，故仍不敢从韩诗之说，卒之奋发荆楚之语，无以解矣。” 

《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傅斯年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上用毛笔加句读，并于其上批：“此盖民族代兴之故。”在“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殷制言之皆正也”上批云：“此言未惬，传长子之弟与传弟有别，仅周公摄政合殷制耳。”在“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一语上批“此语因果倒置。”于此文最后批：“殷周之际有一大变迁，事甚明显，然必引《礼记》为材料以成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矣。” 

《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上批“自庄、孔以来今文说，王君俱不采。此等今文说诚有极多可笑者，然亦有不可易者，王君既不取，则论《史记》非其所长矣。”在此文一开始不久“安国既云蚤卒，则其为临维太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上批云：“此真捕风捉影之考矣。” 

《观堂集林》卷十二《说亳》上批：“此下二文，大体皆袭人前说，仅其第一证为新说。”案：此处所谓此下二文，可能是《说耿》、《说殷》。 

《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犭严狁考》，是全文圈点之文，无眉批，但有夹条云：“左哀二十三，申鲜虞，此亦以国名名人者。” 

另一篇全文圈点的是《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观堂集林》卷十五《汉黄肠木刻字跋》上批云：“安阳殷王墓中所见之木室盖即黄肠之渊源矣。”《观堂集林》卷十八《胡服考》在第一页“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其制冠则惠文”上批曰：“《左·僖二十四》：‘郑子威好聚鹬冠。郑伯闻之，使盗杀之。’此斯冠之始也，以为惠文，误。杜曰：‘鹬，鸟名，聚鹬羽以为冠。’” 

在《观堂集林》全书中，傅氏对《五声考》一文批评最多，认为王氏“无音学常识”。文中批语不少，如：“入声不纯然另是一类，对转之说可能，配阴配阳则局论耳。” 

在《海宁王悫公遗书三集》戊辰孟春校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最后批云：“此书之辑，或以有徐位川、陈逢衡辈之书为之会集材料于前，并非难事，未可拟于惠君之疏伪书也，至徐、陈诸人之愚陋则不待证。”“又此书大体，比之孙氏所疏增益不多，孙氏之力，何可略也?” 

①《王静庵文集》台北·亻黾勉，1978页173 。 

②同前书，页176。 

③狩野直喜，《忆王静庵君》，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 ，人民，1996。页25。 

④《〈新潮〉发刊旨趣书》，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1980，页1398。 ⑤同上注，见1399。 

⑥同上注。 

⑦顾颉刚，《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报》“序”，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69。 

⑧《胡适讲演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8中册，页490。 

⑨王国维《优语录》序，《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1983，册16，页1。 

10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有人说道中国戏剧，最是助长中国人淫杀的心理，仔细看来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就有这样戏剧的思想，有这样戏剧的思想，更促成 这样社会心理，两事是交相为用，互为因果”《傅斯年全集》，页1080，所以在同一篇文 章中他说“我们并不是服从社会，是用迁就社会的手段，来征服社会”同前书，页1092， “我希望将来的戏剧，是批评社会的戏剧，不是专形容社会的戏剧”同前书，页1095。至 于顾颉刚之采民谣，访妙峰山等，也有同样的意义。 

11同前书，页1492  

12同前书，页1431。这段文字原出现在《宋元戏曲史》，《王国维遗书》上海 ：上海古籍，1983，册15，页73。 

13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页83。 

14《答刘胡雨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页96-102。《讨论古史答刘胡二 先生》，同前书，页105-150，尤其是页142-150。 

15见傅乐成，《傅斯年先生年谱》，在《傅斯年全集》，页2637。 

16 Gustav Haloun,“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lan Settlement in A ncient China I”,Asia Major,Volume 11924,pp，76-111。 

17Friedrich Meineck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Princeto n,1963,pp,12-13.  

18《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页686。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页840。 

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台北，河洛，1975，页451-452。 

21同上注。 

22《观堂集林》，页453。 

23《傅斯年全集》，页1150。 

24《傅斯年全集》，页1533-1534。 

25同前书，页1535。 

26桑原书之中译本我未见到，该书原本《中等东洋 史》收于《桑原骘藏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8，第四卷，页1-290。 

27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页1225。 

28同前书，页1226。 

29同前书，页1230。 

30 1958年在《历史研究》中有著名北京大学历史学三年级三班研究小组的 《关于 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评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观点》，文中痛骂陈 氏未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合节。不过这篇文章倒是把握到陈氏史学的一个特质即“种族—文 化”，见《历史研究》121958，页37-52。 

31《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1977，页173。 

32前引《历史研究》文，页37。 

33《傅斯年全集》，页902。  

34朱家骅一度拟聘傅氏为中研院地理所筹备委员之一，足见其地理方面的素养 。信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究所档案馆。 

35《傅斯年全集》，页998。  

36潘光哲，《王国维与郭沫若》未刊稿。 

37《国学论丛》1：11927，页109  

38同上注，页110。关于徐文与王国维之关系，参考预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台北，无出版时间，页131。 

39同上注，页109。 

40《傅斯年全集》，页986。 

41同前书，页822。 

42同前书，页887。 

43同前书，页883  

44傅斯年特别注意到的是，王国维对于“亳”的考证。 

45同前书，页961 

46同前书，页978  

47同前书，页632-633 

48同前书，页633 

49《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页2-3。 

50傅斯年致陈垣函，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公文档。 

51《“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页953。 

52关于整个的观点，参见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同前书，页289-299 。 

53同前书，页959。 

54参见王泛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 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8：21997，页117。 

55《观堂集林》，页454。 

56《傅斯年全集》，页882。 

57同前书，页902-903。 

    （转自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