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县人。祖父讳淦，字笠泉；祖母陈氏；父讳旭安，字伯隽，号晓麓；母李氏。1901年春，入邑人孙达宸拔贡学塾，祖父笠泉公课读于家。1904年五月，父晓麓公卒，享年三十九岁。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祖父课读于家，天赋秉异有神童之称。 1909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时北京大学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乙部偏重文史。先生在乙部学习，成绩优异，为全部第一。1917年，在北京大学文本科攻读，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同学有顾颉刚等；学友罗家伦则常来此，与先生交谈；时胡适先生任教北大，提倡白话文，先生受其影响与友人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918年夏，约集同学罗家伦、毛准等二十人，创立新潮社；筹备发行《新潮》月刊。1919年1月1日，先生主编的《新潮》月刊出版，是继《新青年》以后鼓吹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新潮发刊旨趣书》说明先生当时对于学术思想的抱负和见解；五月，五四运动发生，先生为参与此次运动之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之一；在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中，先生实为新思想运动的领袖；夏，卒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秋，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冬，赴英国留学。1920年夏，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及生理，兼治数学。1923年秋，由英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因受陈寅恪、俞大维等朋友的影响，在柏林大学既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1925年，继续在柏林大学研究，经常与陈寅恪、俞大维研究学术问题，并会见老同学毛子水、罗家伦、朱家骅、段锡朋等。1926年冬，由德归国，返里省亲；十二月，接受广州中山大学朱家骅邀请，携介弟斯岩（孟博）先生赴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 1927年春，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及国文、历史两学系主任。为学生开设了《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秋，在该校创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办了一个周刊，招研究生；同年十一月一日在《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里，揭示了研究的方针：「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1928年春，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夏，中央研究院成立，是年底，先生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所址设于广州。于所务以外，并襄助院长蔡元培先生筹划院务。因于该年度报告书中明确提出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目的。他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目的，要在中国建设起来历史学和语言学两种科学。其研究的方向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同年在广州出版的《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用筹备名义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先生指出三个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最后宣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后来学者认为：「这篇里面的内容决定了以后的时期史学研究应当走的路线，至今日还没有甚么重大的修改。」是岁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工作人员开始河南安阳殷垆之发掘，其后直至二十六年之十年间，凡发掘十五次，先后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发现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此类铜器甲骨，经董李二氏及其它学者之研究，遂使商代史事，由晦而日趋显明，中国之信史，因之向前推进数百年。同时，安阳发掘的收获成为中国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大事。1929年春，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所长，迁研究所至北平，所址在北海养心斋；秋，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九月，为购买明清大库档案多方接洽，此档案为明末清初的一些原始纪录，是研究明清历史最珍贵的第一手数据，而历史博物馆却视为废品处理，为罗振玉辗转购得，后又转卖给李盛铎，李盛铎打算再转售，先生遂与胡适、陈寅恪商议，决定买下并进行整理研究；明清大库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性发展，亦是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十一月，赴开封，解决中央研究院与河南民族博物馆间之纠纷；十二月，事毕返平。1931年春，自北平赴安阳小屯，视察发掘情形。主持史语所事务，兼在北大教课；是岁，「九一八事变」爆发，激发了先生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他一方面协助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定学校局势，教育学生抗日爱国，一方面设法激发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在北平图书馆召开的座谈会上先生慷慨陈词，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部中国通史，以教育国人。1932年，主持研究所事务，兼在北大教课；「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陷我东北，先生至感忧愤；五月，先生与丁文江、胡适、蒋延黻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先生屡于其上，发表文字，鼓吹抗日；十月，先生所著之《东北史纲》（卷一）出版，此书大旨在根据历史，证明东北属于我国，以驳斥日人「汉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并将译本送交国联调查团以为参考，甚受重视；秋，自北平赴安阳及浚县视察发掘情形。 1933年春，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上海，兼在北大教课；夏，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及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1934年三月，先生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国医》一文，九月，先生复于《独立评论》发表《再论所谓国医》，对「国医」理论作正面而澈底之评论；夏，与丁夫人离婚，时丁夫人在济南；丁夫人工书善文，先生游学任职在外，夫人则陪侍太夫人家居，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八月五日，与俞大彩女士在北平结婚，女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语；其兄俞大维与先生为同学好友，经俞大维介绍与俞大彩相识；冬，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南京，先生仍留北平。1935年五月，先生自北平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赴安阳视察发掘情形；此次是殷垆最大一次的发掘，所用工人三百多人，出土了大量精美而灿烂的器物，他二人对发掘丰富的成果大为惊叹；九月十五日，子仁轨生，是为纪念唐代在朝鲜歼灭日本军的刘仁轨而命名，由此可见先生内心所蕴藏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日亟，先生忧伤国事，频年发表言论，鼓吹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甚为日人及亲日份子所忌，先生虽处险境，仍不稍抑其爱国之诚；冬，自北平赶往长沙，探视友人丁文江病。1936 年春，移家南京；冬，「西安事变」发生，先生着论，力主讨伐叛军。1937年，主持史语所事务，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七七事变」起，抗战军兴，先生参加政府召集之庐山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秋，主持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西迁事务，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长沙。1938年春，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昆明；七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赴汉口出席第一次大会；秋，移家昆明；十月，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昆明郊外，旋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十二月，山东省专员范筑先抵抗日寇战死聊城，先生悼之以诗，其中有云：「立国有大本，亮节与忠贞，三齐多义士，此道今不倾。一死泰山重，再战浊济清，英英父子业，百世堪仪刑。」用以表达对范专员为国?牲的敬意。1939年二月及九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及第四次大会。1940年四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秋，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冬，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十二月，续任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1941年三月，患高血压症，在重庆歌乐中央医院养病，七月出院；十月，母李太夫人卒于重庆，享年七十五岁；十一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冬，移家南溪李庄。 1942年二月，先生年幼丧父，事母至孝，自丧母后，心情悲痛，悼念不已；因致函胡适，叙太夫人染病及丧事办理经过并对自己的学行作一反省；七月，续任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十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1943年九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1944年六月，为子仁轨书《文文山正气歌》及《衣带赞》等诗，并在跋中说明其写条幅的用意在于培养儿子的正义感；九月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1945年四月，续任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七月一日，代表国民参政会访延安，商谈团结；因先生和毛泽东曾相识，故二人单独谈了一夜，就许多问题交换意见，五日返渝；七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先生自1938年任国民参政员以来，每次会议，发言建议，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主；此外在会中竭力反对违背科学之提案；八月初，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黄祸》一文，响应政府征收中央银行黄金存户之部分黄金，当时若干「既得利益」阶级份子，正谋反对，此文发表后，因赞同者众，反对之谋遂息；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投降，先生喜极，是日晚上，先生狂欢得像疯了，从住所里拿了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帽子，到街上乱舞；秋，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先是政府拟任命先生为北大校长，先生谦辞，并于八月十七日致书蒋主席，推荐胡适，又以胡氏在美未归，故先生暂允代理；九月，在重庆参加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十一月，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系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而成）发生学潮，次月，先生以校务委员身份，前往处理。1946年一月，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二月十一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二月十一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举国哗然，是时苏俄占领东北，大肆劫掠，先生与王云五等共二十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谴责英美，并痛斥苏俄欺骗世界之伪行及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同年二十五日，先生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痛言东北之重要，并促请政府之国人，誓与俄寇周旋，由于国人之愤怒与舆论之一致指责，俄军终于次月撤出东北；三月，政府拟请先生出任国府委员；二十七日，先生致书蒋主席，谦辞不就；三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五月四日，由重庆飞北平，办理北京大学迁校事宜；先生自代理北大校长后，曾屡次发表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伪员虽力谋反对，终未得逞；秋，北京大学由昆明迁返北平；是时国内外局势紊乱，各地学潮时起，先生于八月四日在北平《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一文，其中论及学潮，语重心长；夏，胡适返国；九月，先生卸去代理北大校长职，是月二十日，北大教职员举行茶会，表示惜别；席间胡适对先生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至表感谢，先生则谦称之；冬，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川迁返南京；十一月，出席首届国民大会。1947年二月，先生于《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时宋氏任行政院长）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宋氏旋即辞职；四月，为子仁轨题纪念册，写些做人的道理；六月，赴美养病，夫人及子仁轨同往。 1948年，在美养病，先生自去岁赴美，入波士顿白利罕医院治疗，前后住院三四个月，出院后，体重减轻，血压大致正常，惟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先生并于是岁上半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八月，由美归国，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务；秋，出席首届立法院会；冬，戡乱战事失利，首都危急，先生伤时忧国，君以故旧零落，精神大受刺激，遂有自杀殉国之念；另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台湾杨梅镇。1949年一月二十日，就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是年初，戡乱战事急转，蒋总统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急谋和议；先生于二月四日致书李氏，力陈和议之非；是岁，先生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具见先生志节之高，盖久有蹈海之意矣。1950年，主持台湾大学校务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先生在台大，夙夜忧勤，力谋改进，校务蒸蒸日上，深受师生之爱戴；十二月二十日先生列席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准备答复议员教育询问中有关台大的问题，后来当答复教育部抢运来台存放台大器材处理，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时，先生强调大学招生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不便轻易放低标准，并高呼：「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回答用了三十多分钟，情绪有些激动，待宣布散会欲离开会场之际，先生即晕倒于会场，虽经紧急送医，仍不及挽救，延至当晚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病逝；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遗体暂厝极乐殡仪馆，台湾大学特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全校师生闻秏，莫不同声哀悼；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遗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十二月三十日，蒋总统明令褒扬先生；十二月三十一日，治丧委员会及台湾大学假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总统亲临主祭，并颁「国失师表」挽章，对此学术界巨星之去世，深表悼惜，各界前往致祭者多达五千余人；先生之丧，各界致送挽联二百七十余幅，挽诗六十余首，挽词二十余首，祭文六篇，中西文悼唁函电九十余封；自先生逝世后，各报章及先生亲友学生追悼先生者，亦复不少，计得一百十一余篇；其中对先生学行事业，颇多论列。1951年六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傅故校长哀挽录》全一册；十二月二十日，国立台湾大学安葬先生骨灰于台湾大学植物园；后来称为「傅园」。

（转自中国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