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郭沫若并称为我国历史学领域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论著，是我国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开创之作。而为一般人所较少了解的是，范文澜早年曾沉浸于传统国学，他的一生，经历了由 “追踪乾嘉老辈”到信奉马克思主义、从宁静的学者成长为革命斗士的转变过程。若谈及其在学术上的起步与在政治上的转变，则就不能不联系到他曾任教多年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

范文澜（1893—1969）字仲纭，浙江绍兴人。祖父范城“毕生游幕”，“行踪遍两浙”；父亲范寿钟、叔父范寿铭都是读书人，对少年范文澜影响颇深。他五岁即入塾发蒙，习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熏染。自1907年起，他先后就读于绍兴、上海、杭州等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3年考人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人文本科国学门，至1917年6月毕业。 

范文澜早年在学术上走的是传统的路子。读私塾时，他便已浏览了很多古代典籍，具有相当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后来他经常阅读江浙学人汗中（字奔浦）、章太炎诸氏的论著以及《国粹学报》上刊载的文章，极慕其人其学，并愿效法之；他还接受国粹派“爱国保种”、排满复汉的政治主张，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北大 求学时期，他攻读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文字学、语言学、美学等课程，直接受业于章门弟子黄侃、陈汉章等有名学者；毕业前又曾就教于国粹派代表人物刘师培。范文澜早年酷爱桐城派文章，“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朝夕诵习周秦诸子、《汉书》、《说文解字》《文选》《文心雕龙》等；并“笃守师法”，以训诂考据为治学之畛域，以“追踪乾嘉老辈”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入深得师长嘉勉。长期古文经学的熏陶和考据学派的训练，使范文澜深悉汉学‘家法”，这为他以后毕生从事的文史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治学讲求“文章不写一句空”，重材料、尚谨严，不能不溯源于此。据说，黄节曾向陈垣推荐范文澜，说他经学、史学、文学都能教，评价很高。 

1922年下半年，应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热情礼聘，范文澜遂赴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兼任大学部国文课程，自1925年起被正式聘为南开大学教授，直至1927年方离开，前后约计五载光阴。 

私立南开学校创办于1904年，1919年起始设大学部，在严范孙、张伯苓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创建下，日趋发展壮大，以其严格的管理、优良的校风和求实、精进的教学，著称于中国北方乃至海内外。后之事实证明，范文澜之受聘南开，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他对于南开的工作环境亦是相当满意。这正如他自己所言：“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厌其欲望者”。这恰是其心境的写照。 

在南开的最初二三年，范文澜更多的是以一名宁静的学人自守，埋首书案，洁身自好，“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专心致志于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并自信这将稗益于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复兴。 

范文澜在南开所授课程，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等传统学术各方面。据《南开周报》第1卷第5、6号（1925年10月 17日）刊登的《文科学程纲要》记载，范文澜所开设的学程共分三节：“（一）、史观的中国文学。以文学史为主体，附选历代诗文名著以资例证，俾学十于各时代文学状况，得有明白具体之概念。（二）、文论名著。拟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三）、国学要略。分懈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三部，其目的在使学生明悉经史诸子之源流得失；考证不嫌稍详，条例务求昭晰，为探研高深者宁途径焉。”所开设科教书，大多由其自编，以应急需。除授课外，范文澜还积极参与学校各类学术活动，为学生讲演《整理国故及其方法》等，并担任《南开周报》以及其后来的《南大半月刊》等校刊的学术顾问。 

在南开的五年，是范文澜学术上渐趋成熟的阶段。据二十年代受聘南开的李济先生回忆，二十年代的京津学术界，“不但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多人重视Z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的支持。”受此环境熏染，范文澜亦积极从事学术活动，致力学术研究。1925年，他应顾颉刚之约，加入了以编辑、出版中国古代典籍为宗旨的“朴柱”（社址在北京），与京津学术名流相往从。同年十月，由天津新拉印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便是范文澜积年专究经史文学的最初成果，同时也是他酬答南开莘莘学子之所望、教学相长的精心之作。 

在《讲疏》的基础上，范文澜后又撰成《文心雕龙注》（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上册，1929年9月；中册，1929年12月；下册，1931年6月。）对于此著，学界评价颇高，认为其书“探求作意，究极微旨”，“取材之富，考订之精，前无古人”；世称有关《文心雕龙》的辑注中，“以范注最为详备”。他在南开的授课讲义，后也多著为专书出版，如《群经概论》（192年北京朴社）、《诸子略义》（又称《诸子文选》，1928年京师大学校文科出版课）、《水经注·写景文钞》（1929年北京朴社）以及（正史考略）（193年北平文化学社）等。 

虽然他此时的学术工作，尚停留在搜集、鉴别、解释和整理资料阶段，没有脱离汉学家的治学藩篱；但其论著却以资料丰富、解释严谨而颇得学界的赞誉和好评。刚过而立之年的范文澜，便以其笃实的作风和功底，渐渐在国内文史学界崭露头角。然而国家的危乱、民族的衰陵却容不得范文澜沉心于自己的学术天地，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经世意识趋使他去关注眼前的现实世界。在他任教南开不久后发生的“五卅运动”为他政治思想和态度的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杀伤游行示威的爱国群众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国人为之震愤。消息传至天津，南开大学的爱国师生立即投人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中。血淋淋的事实使范文澜思想激变。他确认了帝国主义乃是中国人民的头号凶敌，‘发出“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的呼声，6月4日，“南开大学五卅后援会”成立，范文澜等一批教师也自愿加人，决定努力”促使国人通力援助沪案，作外交后盾”''。5日上午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罪行。下午，范文澜毅然从书斋走上街头，与爱国师生一起参加反帝游行示威。 

在革命大潮面前，范文澜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从而愈加关注现实社会的变革斗争，于教学和论著中增添许多强烈的战斗色彩，思想觉悟也渐渐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单纯民族主义责任感，开始转向同情无产阶级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此后，范文澜与南开大学的进步力量一起，在革命的洪流中不断地发展自我。他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志趣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开始改写语体文，用新名词，不再非古体文不写，非旧东西不谈了”。在不断接触马克思上义理论的过程中，他渐渐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在课堂上和接触学生时，时常畅谈国内国外大势和共产主义学说；并自觉尝试以唯物论观点研究中国文史。 

1926年秋，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鼓励、帮助下，范文澜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南开大学学生党支部生活。据《南开大学校史》记载，南开大、中两学部党的工作，由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直接领导，南开大学的党员活动则多与范文澜接头。从此，范文澜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并曾于 1927年赴北京会见李大钊同志。就这样，范文澜在南开园由一名与世无争的书斋学者。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革命斗士。 

当时的天津，笼罩在奉系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风雨如晦。1926年11月，天津党的统一战线机关不幸遭到破坏，有关名册。文件被破获；南开大学一些进步师生、社团也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在经张伯苓校长多方周旋和保护，才免遭迫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奉系军阀在天津大肆残杀革命志士，并继续摧残各学校、工厂的进步力量。5月间，天津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南开大学拘捕范文澜。张伯苓校长得到消息后，立即提前通知范文澜离校，并对警方谎称范文澜已回浙江绍兴老家，使范文澜得以脱离虎口。随后，在张校长的多方协助下，范文澜转赴北京大学任教，不得不告别了服务的南开大学。 

后来，由于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范文澜遂与党失去了组织联系。然而此后任教北平、河南等地高校十多年期间，范文澜在致力于教学、研究和著述的同时，依然不忘坚持革命活动与斗争。1930年，他还被指控为共产党，而横遭反动当局的无端监禁；在蔡元培、许寿裳等民主人士的大力援救下，方得脱身。1939年9月，在内外甚嚣尘上的反共声中，他又重新加人了党组织，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 

解放后，范文澜还常常同身边的同志深情地回忆起在南开的日子，并表示将终生不忘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救助之恩。 

（文章来源：南开大学觉悟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