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范文澜经过沿路的种种艰难险阻，怀里揣着中原局的介绍信，身上带着游击区战斗的硝烟，来到了延安。时当陕北严冬的季节，天寒地冻，北风刺骨，但是范文澜心里却是殷切的、激动的。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事业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延安——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的希望，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他这种激动的心情，自己曾有真切的表述：

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1]

一、范文澜在延安撰成的史著——时代精神之体现

范文澜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来到延安的。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战争正由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挺进敌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并逐步扩大游击根据地，人民革命力量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不断壮大；尤其是，在对付日寇罪恶的侵略战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一面赞成抗日、一面策划反共，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集中了全党智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抗战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当前最艰难危险的局面，逐步争取胜利的保证。以上三个方面伟大的历史性变化，都是以延安为体现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迅速成熟的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它不仅指引抗日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进，而且把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提到新的高度，中国人民从此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彷徨失望。而对范文澜来说，则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理论认识迅速地产生了飞跃。

1937年夏季，陕甘宁根据地已经得以巩固，毛泽东为了帮助全党干部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发表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从理论上集中地清算了严重危害中国革命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路线，深刻地批判、剖析其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离开“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本无法认识真理。同时，以丰富的事实和深刻的道理，论证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一原则的至关重大的意义，号召全党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而开辟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性的宽阔道路，为统一全党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从事意义重大的理论创造中，一再向全党同志严肃地提出学习祖国历史的任务。毛泽东阐述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的理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对于祖国的历史充满强烈的自豪感，他首先重视和反复强调的是总结和发扬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同时又有鲜明的辩证分析的态度；第二，他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的高度，强调研究历史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只有对中国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才能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论述深湛而精辟，构成正在形成中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冬，由毛泽东和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社会、近代革命的道路，作了概括而中肯的论述。这部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起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所提出的许多论断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指导的意义。

这些理论成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胜利地指导抗日战争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对于范文澜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掌握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他在中原游击区时，对于当地所能找到的革命理论书籍的学习，已经达到那样如饥似渴的程度，日寇飞机在不远处扔炸弹都影响不了他，他已完全沉浸于书中，仿佛听不到爆炸声。到了延安，他更是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并且因经常与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交谈，获益更加巨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

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抗战的热情无比高涨，革命的信念坚定不移，不怕艰苦、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抗日事业多做贡献，成为人们共同的目标和行动的准则，边区成为全国最有光明前途的地方。这就是教育、陶冶了无数进步青年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发扬英雄气概，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决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光明前途的伟大精神之体现。

范文澜到达延安前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迅速走向成熟，尤其是毛泽东总结全党智慧，系统地提出经过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理论，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理论；以及延安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这些，就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不久，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并在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完成了撰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的重要条件。这些，就是在这部《简编》背后，而对理解这部著作的产生和意义不可缺少的东西。否则，就无法了解，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那样艰苦，撰写中国通史所需要的书籍资料更不充足，他却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一笔一字地，然而却顺利而迅速地完成这部总字数达56万字的巨著。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上达到的成熟，使范文澜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极大的提高，是延安革命精神和人们的思想风貌使他得到巨大的激励和鼓舞，是中华民族迸发的伟大精神，激发他要撰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巨型历史著作的热情和使命感!

戴逸教授曾经精辟地论述，范文澜在延安撰成的历史著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对于范老的作品、为人的评价，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他说，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范老是第一个用马列主义写中国通史的，而且他的著作，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学识贯通。他的文章很有特色，具有中国民族的气派，大家风范。他的作品风靡一时，经久不衰，不仅是我们历史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阅读，而且是当时许多革命干部案头的必读书。“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杰出的人物，群星灿烂，立功立言，造福后人。20世纪前期，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产生、涌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在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我们历史学界也产生了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样一大批人物，他们各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很高，对我们后人来说有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心情，崇敬、仰望，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境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大批人物呢?我想，这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他们，时代也造就了他们。对于范老及范老的著作，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里面，才能充分理解范老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著作的价值、影响。”[2]戴逸教授的论述，对于我们结合中国革命大踏步走向胜利的背景，结合延安时期干部群众蓬勃向上的环境，结合时代精神的体现来理解范文澜在创建新史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很有帮助的。

范文澜在《从烦恼到快乐》最后一部分，便以朴素的语言，讲出他到延安一年后，由于政治理论修养迅速提高，能够无牵无碍地研究学问，从接近中央领导人获得政治指导和人格影响的巨大帮助而感到衷心的快乐，和他决心奋发进取的心情。他首先强调的是自己理论水平的提高：“我酷爱学习，在边区外当‘教书匠’，忙着‘为人师’，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岔儿’，‘听来历不明的人讲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边区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热心学习着。我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这一年来自信进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还会进步。”范文澜把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列为他到边区后感到“清爽快乐”的第一项。可见他对此收获最大、体会最深，也是他最为重视的一项，按范文澜一向极不爱宣扬自己的性格，此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又强调在延安可以无牵无碍地读书，平心静气地研究，“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则是他潜心撰著《中国通史简编》，进展顺利的明显写照。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延安人艰苦奋斗而又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与范文澜如饥似渴学习科学理论的方向，与他严肃、刻苦治学的个性正相合拍，所以他到延安之后，如鱼得水，畅意遨游，创造力得到空前的发挥。

二、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奉献精神

1941年底，马列学院改称“中央研究院”，范文澜担任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之后，继续全力以赴撰写宋元时期以后的篇章，至本年底即又完成自北宋至清代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古代史部分至此告竣。延安当时学术研究气氛相当浓厚，因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精湛的研究，于头一年夏秋间，被邀请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简史，讲演的提纲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1941年，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当时，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也是由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回忆：“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3]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特别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

当时范文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克服了工作条件的简陋、艰苦，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为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范文澜长期的助手和同事荣孟源对此曾写下充满敬爱之情的回忆：

当时，他和戴冠芳同志带着十几岁的范元维，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既是寝室，又是书房、客厅、餐厅兼厨房。窑洞后底支着一个大床铺；前面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是书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盏小油灯，点的是蓖麻油、小麻油或煤油，不管哪种油都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油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不停地伏案工作，疲倦了就背靠墙壁略微休息一下，拿起一尺长的烟袋，抽几口当地出产的烟叶。所用的稿纸是用有光纸印的，纸质坏，不好写，而且反光刺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写出那么多重要著作……[4]

范文澜在延安的日子里，还有很令人感动的地方，他和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有着诚挚、深厚而又长久的友谊。这是大学教授出身的他，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炼，思想上达到彻底革命化的表现，也与他在历史著作中深切关注历代劳动人民的命运，无比同情人民的苦难，严厉挞伐压迫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是互为表里的。荣孟源在其回忆文章中，详细叙述范文澜“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十分亲近，常能深交为知己。”并举了铁路工人出身的王震、农民出身的谭余保、王国华等例证，说明范文澜对他们淳厚、诚挚、视为手足的感情。

三、近代史研究：开拓意义重大的新的研究领域

范文澜在1943年以后也把近代史研究作为自己多年研究的工作重点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拓了意义重大的新领域。以往范文澜长期研究经、史，研究范围在上古及中古阶段《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要将近代也列为研究重点，不仅是领域空前扩大，而且是艰巨的转移。他的学术渊源中有浙东学派研究当代史、经世致用的影响，他在撰成《大丈夫》以后，已经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又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又意味着此一空前扩大和艰巨转移存在着可能性。对范文澜进一步的推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这篇报告中，鲜明地、精辟地论述必须坚决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学风，树立深入实际、周密地作调查研究、以马列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的正确学风。并且明确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克服无政府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5]以此作为党的理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这段指示，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给予范文澜极大的影响，使他深刻认识到必须努力开拓近代史研究这一当代中国史学的新领域。

恰好到1941年底，他已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两宋至鸦片战争以前部分原来计划《中国通史简编》也包括近代史部分，但未必有范文澜后来所看的那样重的份量。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包括：1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部有巨大开拓意义、享誉海内外的著作。2他一直物色、培养和聚集近代史研究的人材，在他的关心和带动下，形成了建国以后近代史研究最早的队伍，并且创建了近代史所这一有关键性意义的研究基地。3范文澜在40至60年代还发表、出版了有关近代史的论著多种，如：《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都使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受到启发和教育，对于近代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范文澜在延安撰成、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的大事件。他除了全力以赴完成这部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史著外，还在延安的报刊上，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本人学习马列主义的体会，撰写了多篇时评。如《提倡民族气节》《解放》第一二三期，1941年1月痛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难当头、全民族抗战至上的神圣责任，却处心积虑组织特务机关，日夜进行反共活动。《古今中外法浅释》《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对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之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分析的观点，用自己的语言作了阐释。《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日一文，则戳穿国民党鼓吹“政治统一”的欺骗性，他举出清初顾、黄、王三大家和孙中山，正是在批判反动、倒退的所谓“政治统一”之时，提出自己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光辉学说。《谁革命?革谁的命?》《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一文，则提出在抗战时期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明确标准，对于国民党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片面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破坏国计民生，大搞特务活动等种种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揭露。这些犀利的政论，也都生动地体现出他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风格，体现出他作为人民的历史学家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的责任心，发挥了很好的教育和战斗作用。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01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