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心之一。范文澜太平天国史研究集中于四五十年代两个阶段，四十年代的著述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为代表，五十年代成就集中表现在太平天国两次纪念文章及范文澜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几篇论文中。这些著述今天已成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新时期以来，在党中央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动下，史学界进一步拨乱反正，打破禁区，对太平天国史进一步研究，对曾国藩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有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太平天国和曾国藩作了不适当的评价，对范文澜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和曾国藩的评价予以简单的不恰当的责难。因而对范文澜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及其价值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这一研究，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范文澜及其史学成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如何认识和正确评价初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成就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对该问题试作一探讨，以求正于学界。
一、范文澜太平天国史著述的科学价值
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般以1906年刘成禺出版的《太平天国战史》为开端，其后较系统的反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著述有：王钟麟的《太平天国别史》（1929上海商务印书馆），李一尘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上海光华书局），张霄鸣的《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上海神州国光社），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陈安仁的《太平天国革命战史概论》（1938长沙商务印书馆），在范文澜之后又出现了胡修文、宋宜和华岗的通论性著作。其中张霄鸣和李一尘的著述注重史料的解释，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和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但这些书正如朱谦之所言“均理论多而事实少，只知有史料之解释，而不知从事史料之搜集，只知有马克思主义而不知有孙中山主义，即在马克思主义中，也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所以缺点很多”〔1〕。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革命史始于恽代英，他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史的开创之作，本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及其革命的性质都给予科学的分析；之后，李平心、张闻天、杨松在他们的论著和论文中都对太平天国革命给予马列主义的分析和高度的肯定。在延安，范文澜正赶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重要论著发表的大好时机，加之参加了系统的整风学习，已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古代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已有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于是在自幼就对秋瑾等反清革命志士非常崇敬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结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性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写出了《太平天国革命史》，结果后来居上，取得了比前代及同时代学者更大的成就。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古代部分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1943年就全力投入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2〕。为纪念洪秀全这位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的功绩，范老撰成的《中国近代史》书稿“太平天国革命”一章的“引言”和前三节，在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连载，随后延安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解放日报》最初发表时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编入第三章时称“太平天国革命”，1949年天津知识书店出版时称《太平天国运动》，它以延安版为底版，仅有引言和前三节的内容，1948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的版本较为完整，除引言和完整的六节内容外，另附录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解放战争时期，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版再版，范老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成为广大干部官兵和广大群众汲取历史上革命经验教训的精神食粮。五十年代，范老对太平天国运动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纪念金田起义100周年和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之际，又先后发表文章，论述了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失败的原因及其性质等有关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第7版中，又对原来的《太平天国革命》一章作了增订，加上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世界形势”一节；在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范老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这次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对这部撰就于战争年代的著述，范老最初发表时就指出“观点、方法以及材料的审核、篇章的组织，缺点错误是不会免的”，因而恳切“要求同志们从各反面批评它，帮助我改正，二稿三稿四稿直到近乎定稿”〔3〕。正由于此，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时，在《解放日报》已发表的部分书稿的基础上，又发表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太平革命的余波、反革命破坏下的中国社会三节，五十年代又撰写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世界形势”，从而比较完整的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尽管范老对这部近代史并不十分满意，曾力图将它“整部拆散，按照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4〕，但由于忙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改写和领导新中国史学界的工作，因而直到他去世时仍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尽管如此，今天来看这部著述，它的科学性仍是不可忽视的，该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应时之作，其科学价值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分量较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专史。1955年定稿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共分九节：第一节绪言，第二节太平天国时期的世界形势，第三节太平革命准备时期，第四节太平革命胜利时期，第五节天国建设诸问题，第六节太平革命衰败时期，第七节太平革命失败的原因，第八节太平革命的余波，第九节反革命破坏下的中国社会。包括了太平革命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失败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全部论述浑然一体，在《中国近代史》中成为完整的一章，抽出来自成为一本部头较小的太平天国通史。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来看，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尽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之功，然而分量上没有范著大；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恽代英、张闻天的著述在专章的分量上也不如范老的著述丰满；作为一部曾广泛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太平天国史》专著，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问世于1949年，由此可见范老的太平革命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发展中的突出地位。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范文澜首先正确地说明了太平革命的性质。一反封建统治者称太天平军为“长毛”、“发逆”的反动说教，他对太平革命志士予以高度的赞扬，如说：“北征军勇敢坚决，血战两年，全部战死，真不愧为革命战士，民族英雄，虽然战败，连曾国藩也惊叹它的‘坚韧不屈’。”〔5〕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范文澜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必然性及合理性，他说：“满清官僚政治的黑暗，农业生产的摧残，足够证明人民要求革命的正当了。……这样一具残暴腐败的统治机器，只有对满洲贵族、汉奸、地主、外国侵略者有存在的必要，从人民方面看，除了捣毁它，再没有自救的道路。”〔6〕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予以高度的颂扬，阐发了这次革命的地位及其意义，他说：“太平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自从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的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太平革命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志，它的光荣成就永不会磨灭，它的伟大精神在继续和发展。”〔7〕
其次，范著《太平天国革命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科学论断作为理论指导。如在绪言中范老指出：“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五口通商，中国以半殖民地的资格，进入世界市场了。……鸦片战后，又加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这种新式剥削，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成一体的社会机构开始在某些地区开始区域瓦解。”〔8〕这些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外国侵略后果的正确表述，显然是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有关论断为根据的；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和意义的论述，同样贯穿了马克思的论断，“商品、基督教、大炮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整套工具。基督教装着伪善的面貌，另一面貌是狰狞地开放大炮，总目标在畅销商品，主要是鸦片。马克思说：‘历史之所以需要麻醉中国人民，为的是把他们从历史的愚昧状态中唤醒起来。’的确，鸦片使中国统治阶级愈益腐烂，对中国人民却‘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太平运动采取基督教某些教义作为反封建思想的根据，这也是因鸦片而惊醒的一种表现。”〔9〕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采纳了马克思的论断，认为：“揭开这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就是马克思称为‘处于社会革新的前夜’的太平革命。”〔10〕
第三，除运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有关论断外，更重要的是范老自觉的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具体分析太平革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建的科学的结论。为阐发太平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和社会根源，他列举了鸦片战争后英国纺织品和鸦片输入中国逐年增长的具体统计数据，由此说明英国工业品和鸦片的输入，造成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的逐步破坏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主要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剥削的更趋残酷和统治阶级官僚政治腐败加剧，由此必然导致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出现，太平革命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生的。为说明太平革命的性质，范老详细地分析了参加起义的各个阶层及七位主要领导人的阶级成分。关于洪秀全的革命纲领的实质，范老也提出了自己明确的看法：“秀全生长在国际市场的广东，通过基督教接受了某些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人民反封建剥削的实践要求结合起来，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周礼制度，形成一套特殊的上帝教义，其中包含着民主的内容，主观上有共产主义的空想，客观上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反映。”〔11〕关于太平革命纲领与宗教的关系，范老也作了科学的说明，认为“政治上经济上两大平等，是在封建压迫之下困苦不堪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迫切要求，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救世醒世两篇论文，拨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本质，太平革命运动就在这个平等思想推动之下壮大起来”，“在迷信神权王权的社会里，给人民一种勇气敢于反对偶像阎罗妖及皇帝，不管勇气的来源出于宗教迷信，到底起着革命的作用。……醒世救世觉世三篇的制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论基础。后来同盟会倡导三民主义，远源也是这三篇”〔12〕，这既正确地说明了太平革命纲领中宗教的实质，也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提出的太平革命是一场宗教战争的说教。从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范文澜力图用马列理论分析和说明太平革命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对马列理论的运用还不十分娴熟，但由于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因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第四，注重从革命战略的高度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范老注重探讨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他以天京事变为界，将这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划分为胜利和衰败两个阶段，胜利时期又分为飞跃和停滞两个阶段，衰败时期历经了防御和困守两个过程，以军事形势分析太平革命的发展，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十四年一直处于革命和战争的客观形势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的认识，这种划分使读者容易把握复杂的历史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风格，也有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范文澜一方面对太平革命高度的颂扬，另一方面也严正批评和深入地分析了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对导致这场轰轰烈烈革命失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战略予以深入的分析，指出：“从飞跃到停滞，完全由于领导集团裂痕的加深与战略指导的错误，满清方面却因此获得重新调度反革命力量的机会。”〔13〕“南京的攻克，自然是革命一大胜利，但还不是满清的致命伤。……如果此时天王东王率主力军乘大胜余威，长驱北上，满清措手不及，除仓惶逃遁，决无他途可走，全国反革命失去满洲主子，就是最凶恶的曾国藩，也无法组织湘军。可惜洪、杨对这一计划是动摇的，……这个战略上的最大失策，成为太平革命失败的决定因素之一。”〔14〕“要剿灭满清必须北征，要巩固南京必须西征，要断绝满清财源必须东征，太平军处置三方面军事基本上是失败了。”〔15〕“如果太平军不因宗教偏见，派兵援救起义军（即小刀会，笔者注），确实占领上海，外交上（当时英美声称中立）财政上都有极大的便宜，满清后来也不能组织淮军常胜军，战略可能发生另一面貌。”〔16〕范老对石达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肯定的同时，也严厉批评了他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导致太平革命最终遭受更大的挫折和失败。在对太平革命战略失误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范文澜进一步概括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主观方面，主要由于领导方面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有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乐思想三种。”〔17〕“宗派、保守、安乐三种思想，总根源在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太平军领导集团的腐化分裂，正是这些特性的反映，也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必然崩溃”，具体而言，“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的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后一坏，历时较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至溃灭。”〔18〕“失去北征这个机会，太平天国不可能取得胜利，原因是：第一，满清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逐渐结合，反革命势力壮大起来，力量超过革命势力。第二，那时候中国不曾有进步阶级的存在，农民阶级不得进步阶级的领导就无法负担民主革命的任务。”〔19〕范文澜从历史及现实的可能性出发对太平革命战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经过八十年代史学界的再次讨论，重新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范老著述的科学性。范文澜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既站在对这场革命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从如何推动现实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出发的，因而他对太平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真正做到了求真与致用的高度统一，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第五，全书资料翔实，立论正确。据统计，范著《太平天国革命史》共引用资料18种，理论方面有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及《资本论》；外文资料有（英）呤利《太平天国外记》、《扬子江日记》、《英公使给太平天国的信》、《英洛勃斯克给香港日报的通信》、（英）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瑞典人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所用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第一手材料有《李秀成自述》、《赖文光供词》、《洪大全供词》，还有《陈玉成致马融合等谕》、《陈玉成致扶王陈得才等书》；反面人物的材料有曾国藩的四道奏折、张德坚的《贼情汇编》、祁锦藻的《贼情访闻记》及向荣的《奏报太平军情》；后人著述有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军纪事》。在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下，范老能搜集和采用这么多资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范老当年所选用的绝大多数史料是可信的，有些甚至是十分珍贵的，比如《李秀成自述》经罗尔纲历经大半生考证，其可信性今天已确信无疑；曾帮助过太平军并多年生活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军中的英国军官和商人呤口利，他的所见所闻的可信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其历史观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对太平天国的敌人的记载材料，范老经过分析后也予以利用。建立在多方面的可信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和毛泽东有关太平革命及中国革命的科学论断，范文澜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做出了科学的论述。
解放后范老对四十年代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首先他把太平天国革命放在当时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在《中国近代史》中专门撰写了一节“太平天国时期的世界”，这就使人们对这次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下爆发的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既有助于进一步论述太平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革命的必然性。其次，在阐述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问题时，范老进一步论述了太平革命为什么从两广爆发，为什么大起义的领导者不是落后的天地会，也不是更落后的白莲教，而是比较先进的拜上帝会，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在长江流域得到发展的原因〔20〕。这就使人们对太平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论述太平革命爆发的必然性过于简略的弊端，这正是范老学术力求精益求精的具体表现。再次，范老对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作了进一步地分析，认为这一制度“表现了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带有反动性。”“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要求根据新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财产。纲领提出消灭地主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从而使得农民获得土地，解除封建压迫，这是完全合乎当时农民的要求的。因此，这种主张是完全革命的。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企图把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巩固起来，这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这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它的反动性质是显然可见的。”尽管如此，范老仍对《天朝田亩制度》给予高度的肯定。他说：“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正是这种比较彻底的土地纲领，在中国资本主义还未发展的年代里，不管太平天国革命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太平天国革命在客观上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前途。所以按照太平天国所出的历史条件，农业社会主义的主张，进步的一面还是主要的。”〔21〕不管我们今天是否同意范老这一看法，但我们不能不为他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及辩证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所折服。
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的科学价值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作于1944年，解放后范老曾对该文作过说明，他说：“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22〕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次年，冀鲁豫书店、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再版该书；1946年，抗战日报社、胶东新华书店、希望书店先后翻印该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东北书店（1947）、华东新华出版社（1948）、上海新华书店（1949·7）、西北新华书店（1949·7）也先后印出了单行本，1947年范老又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随着《中国近代史》诸多版本的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进一步深入人心。仅从以上事实，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范老《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人民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殊死大搏斗中，该书以其特有的魅力，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起，教育了广大人民，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范老再次将该文收入《中国近代史》第九版中，曾国藩作为“汉奸刽子手”深入人心，成为学界的共识。
范老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在时代的迫切需要前，结合《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撰写应运而生。“汉奸”和“刽子手”是范文澜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他的这一认识出自谭嗣同和孙中山等抗清志士，结合曾国藩的一生，范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范老称曾国藩为“汉奸”的理由。范文澜说：“曾国藩是被清廷付与大权的第一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清朝的大危机。”〔23〕“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清皇帝更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24〕从上述范老的论断明显可以看出，他称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汉人投靠了满洲人，但更重要的在于曾国藩投靠满洲人并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镇压了正义的太平革命。从后一层意思来看，称曾国藩为汉奸，这一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凡投靠日本人的中华民族败类皆为汉奸，西方侵略者为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与满清政府一起残忍地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曾国藩充当了镇压人民运动的急先锋和总司令，甚至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令曾国藩勤王时他也置之不理，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侵略军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范老认为曾国藩的“汉奸”行为还表现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行为的残酷镇压方面。因此范老认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有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清廷、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他有意识的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须依赖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25〕
第二，范老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刽子手”的断语。表现之一是曾国藩“在省城社‘发审据’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象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26〕像这样随意杀人、残酷无情的人难道不是刽子手吗?范老记述了塔齐步等组织的所谓“靖港战役”后曾国藩的奏折后说：“他把残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狱图，向满洲皇帝报功请赏，他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象顽石一般。”〔27〕范老从阶级本性对曾国藩这种非正常恶毒心理的解释，毫无疑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而揭露了曾国藩的反动本质。范老对曾国藩组织的毫无人性的杀人方式也予以揭露：“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愤，……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28〕湘军的残暴性在攻克南京时得以充分暴露，当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29〕。这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统帅”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除称其为刽子手外还能称其为什么人物!这位曾编制出所谓的“爱民歌”的将领的军队的烧杀抢掠的行为，英国人呤口利将自己的耳闻目睹的事实早已载入史册，容闳也对之早有察觉，范老直接引用了谭嗣同《仁学》的记述：“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30〕湘军烧杀抢掠行为当时就是乡绅也难以容忍，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31〕将这样的军队及其将帅称之为“刽子手”有何不当!
第三，范老对曾国藩反动本质的揭露是建立在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对与曾国藩一脉相承的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也予以深刻的揭露。据统计，范老这篇著述共引用历史资料35条，其中有谭嗣同的《仁学》、（英）呤口利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另有《湘军志·曾军后篇》，萧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戴望《汪中伊握奇图解序》，除此而外的29条材料为曾国藩的奏折及发布的檄文等，由于绝大部分情况出自曾国藩之口，因而这些材料的可信性是毋容质疑的。曾国藩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挽救满清皇朝灭亡的命运，因而他死后清政府大力褒扬其功，赐之为“曾文正公”的美号，其弟子也对其大力褒奖，陆续刊登其遗著，大肆宣传。《清史稿》也将其列入《中兴名臣传》，加之曾国藩从湘军弟子中推荐了一批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敦促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技术、派遣留学生，因而湘湖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成为湖南知识分子的楷模，少年毛泽东在老师黎锦熙、杨昌济的影响下也对其佩服不已。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五体投地，如果说他在黄埔军校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尚具有积极意义，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大力吹捧曾国藩则走向他的反面。蒋介石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作为中国人格精神的典范，审定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注释》，尤其赞赏曾国藩对太平革命的镇压。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之际，蒋介石又在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中大力吹捧曾国藩，因而揭露曾国藩及其继承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史学家范文澜于是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在揭露曾国藩反动本质的同时，揭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范老指出：“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32〕处于当时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黑暗时代，范老不得不以“影射”的手法对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展开斗争，说：“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内战为中心。……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33〕范文澜和翦伯赞解放后都先后撰文对他们解放前的“影射”做法作过检讨，认为这虽在当时起到了现实的批判的作用，但这是不得已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有损于历史学的科学性；“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猖獗，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损害了历史学的声誉，新时期一些史学家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予以声讨，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影射已没有必要，这种做法有时也使读者难以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从建设科学的历史学的目的出发，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史学界出现的一些“影射”作品，范老和翦老从自我检讨出发，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却不能以他们为推动中国历史学进一步科学化而产生的新认识，作为否定解放前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作品的口实，更不能将他们的影射史论与“文革”时期的出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大肆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之作混为一谈，也不能以此就否认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含有影射成分史论的科学性。这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射”是建立在确凿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影射”，他们的著述是求真与致用的高度统一，他们真正继承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们的史著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的统一之作，他们以自己的著述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仍要继承和发扬他们这一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历史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发扬他们这一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历史这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如何服务的新途径，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新时期以来有关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一些评价简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体之一，据统计全国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论文达1100多篇，另外还出版了许多专著，涉及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定都天京的战略得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洪秀全等领袖人物的评价等重要问题，尽管五十年代范老提出的太平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的观点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他关于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评价在八十年代以前仍是学界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学术探讨和争鸣，1978年夏，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次年5月该会与南京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首次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纠正五六十年代将农民起义片面拔高，文革前及文革中又将学术探讨演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偏向和错误，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及主要领导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作了重新探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1986年《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一组“关于曾国藩的讨论”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尽管观点不完全一致，如叶幼明先生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不可否定”，其他四篇文章从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曾国藩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入手，力图纠正过去论断的偏差，恢复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说，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看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太平革命和曾国藩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总体上看，八九十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罗尔纲先生150万言的《太平天国史》（1991）、茅家琦主编的120万字的《太平天国通史》（1991）及他本人所著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十多种40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丛书》等论著的相继出版，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太平天国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否定和对曾国藩的一味拔高偏向。1989年1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同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记者刘鄂培采访冯先生的文章《早春》，冯先生再次明确表示该书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要倒退到黑暗时期”，“否定太平天国必然要给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要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34〕冯先生用两章的篇幅旗帜鲜明地为曾国藩翻案，这在建国后尚属首次，于是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学者为冯先生大胆的观点叫好，也有一些学者对冯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意见，如朱东安先生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的文章，从材料、观点和方法方面同冯友兰先生商榷，最后作者指出：“太平天国不是要推行神权政治，而是要中国独立富强。他同曾国藩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什么‘两种宗教’的‘圣战’或‘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搏斗。”〔35〕对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刘大年先生也发表评论，他认为冯先生错误在于：（一）否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性质是撇开历史的本质，掩盖事实真相。（二）说太平天国是外国的工具是对太平天国、清政权与外国侵略者三者关系的根本歪曲。（三）所谓宗教、文化战争是随意割裂《天朝田亩制度》和《讨粤匪檄》而来的。刘大年先生认为：“曾国藩在西方文化面前是投降者，也不存在所谓理学的‘气学’讲唯物论、反神学的问题。”“一句话，《中国哲学史新编》认定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战争，曾国藩阻止了历史的倒退，纵然别出心裁，独创新说，却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36〕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曾国藩的家乡举行，虽然这次会议对曾国藩的评价仍有分歧，但总的基调是将曾国藩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37〕，对曾国藩一味拔高的倾向，其实早在八十年代许山河先生的文章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如许山河先生明确提出曾国藩不但不是汉奸、卖国贼，而且是爱国者。他说：“因曾国藩向清王朝效忠，镇压太平天国，就称之为汉奸，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评价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统治中国已两百多年了，满汉两个民族正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这时爱国卖国的分界线已不在明末清初的‘满’、‘汉’的分界线上，而是在‘华’、‘夷’上。若这时仍以满、汉之辨来区分爱国与卖国，那么，终有清一代，汉族出事清朝者皆为汉奸，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38〕我们认为许山河先生提出的“评价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说法，是史学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历史主义的原则，但遗憾的是许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并未完全遵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严格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曾国藩时代毫无疑义中国历史已进入近代社会，其时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并未完全消失，有时还会激化，这种阶级斗争往往又与民族斗争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太平天国时代正是阶级矛盾激化并与满汉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当然是看他如何对待太平革命了，因而正如范老所说：“当时的清朝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39〕说“终有清一代汉族出事清朝者皆为汉奸”这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但范老并未将出事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都称之为汉奸，对林则徐等汉族士人范老给予高度的赞扬就是明显的例证。
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在范文澜、罗尔纲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简单的迎合时势、苛责前贤或故意翻案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对范文澜的历史著述我们也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认识，从它的科学性和曾发挥的实际影响及其所起的作用，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但新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并未真正做到这点，马勇先生说“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庭，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慎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了一部满汉斗争史。”〔40〕我们认为将范老的这部名著称之为“经不起学术推敲的政治宣言”这一基本认识是值得商榷的，这部著述也并不是一部简单地影射之作，而是结合现实需要兼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体的不朽著述。左宗棠、张之洞在新时代被学者所肯定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与满洲人合作，而在于他们曾为捍卫民族主权和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范文澜严厉谴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镇压太平革命的罪行，称曾国藩为汉奸，但他并没有将一部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满汉斗争史，这一铁的事实有力的证明马勇先生的论断是何等的不严肃!德国罗梅君博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可贵的思路，但她认为：“范文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在1945年的政治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41〕这一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范文澜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在《中国近代史》书稿撰写过程出现的，这是他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分工从事近百年政治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其中经济分量相对政治和军事来说，确实较轻，但不能说他忽视社会经济的分析，更不能说他“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知道建国后大规模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其实是在范文澜直接推动之下开展起来的，在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程中，范文澜对太平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及《天朝田亩制度》分析的内容也是不少的。
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李文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的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地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42〕对如何对待范文澜及其学术，李文海先生也提出了正确的看法：“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43〕我们认为这才是评价和对待范老及其学术的科学的态度，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注释：
〔1〕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中华正气出版社，民国三十三年版，第21页。
〔2〕蔡美彪：《前言》，《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8页。
〔3〕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
〔4〕〔2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版。
〔5〕〔7〕〔11〕〔12〕〔13〕〔14〕〔15〕〔16〕〔17〕〔18〕〔19〕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5月版，第21、69、29、3-5、14、16-17、19、26、69、43、74页。
〔6〕〔8〕〔9〕〔1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哈尔滨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再版，第77、73、79、73页。
〔20〕〔23〕〔24〕〔25〕〔26〕〔27〕〔28〕〔29〕〔30〕〔31〕〔32〕〔33〕〔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166、167-168、187、171、174、174-175、182、175、176、169、188、169页。
〔21〕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人民日报》1956年1月11日第3版。
〔34〕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98年第7期。
〔35〕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6〕〔42〕〔43〕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391，391页。
〔37〕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综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38〕许山河：《曾国藩是爱国者》，《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40〕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64页。
〔41〕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