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曾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一
范文澜字芸台，又字仲沄，曾用笔名武波。1893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69年7月在北京逝世。
他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在家习经读书。1908年，在山阴县学堂（高小）毕业，其后在上海、杭州等地中学学习。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毕业，继续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进修并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同年冬去河南完婚。此后，曾在沈阳、汲县、上海等地工作。1922年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大学任教。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曾来北京晋见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回津后不久，李大钊被捕牺牲，天津党组织也遭到破坏。范文澜得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掩护，逃来北京。
1928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在其他大学授课。1932年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受聘为院长。在此期间，1930年曾以“共党嫌疑”在北平被捕，经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保释出狱。1934年再次被捕，解往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出面营救，1935年1月返回北平，在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仍受到监视。1936年离开北平，去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22年至1936年在天津、北平任教期间，完成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中国文学史》、《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涵盖了旧国学的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两书征引详博、考证细密，获得学术界的盛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开封沦陷。范文澜在河南桐柏山区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0月去延安。次年1月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其后成立中央研究院，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先后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北方大学，范文澜任校长。次年建立历史研究室，兼任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并入华北大学，任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0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并入科学院，建立近代史研究所，任所长。1956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9年4月，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二
《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在1940～1941年在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编写的。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他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参加的人员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同志。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记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注：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所以，本书出版时虽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
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课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此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与旧型类历史书不同之处，他自己归结为5点：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本书“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
第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注：以上引文具见本书附录：《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自己归结的这五个要点，都不同于旧类型历史书，在当时确是全新的观点和编写方法。著者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谨严，学识渊博，这些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系统叙述得到体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
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赋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编写体例也注意深入浅出，多有新创。例如关于古代各项制度的讲述，历来被认为是较为枯燥的课题。本书讲到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往往援引有关历史事例作生动的论证，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并不觉得枯燥。又如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要引用时，多将原文译为生动确切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读。如此等等，也都是不同于旧型史书的显著的特色。
本书上、中两册于1941年至1942年先后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延安出版，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本书共约60万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又由于受到图书资料的限制和适应抗日时期干部教育的需要，不能不存在若干缺陷。1948年，范文澜曾在本书再版说明中说：“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1951年，他又作过一次讲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本书作了概括的评论。讲演纪录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2期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现将此文附录于本书之末，供读者参阅。
关于本书的编写，还有以下几事需加说明。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曾有人认为，西周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主张，创始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三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中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同志的主张”（注：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二是中国通史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历史。把中国通史理解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实在也是误解。《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原分编为三册，上册写到五代十国，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以前，下册原计划编写近代部分，因著者投入整风运动而中断。此后又由于新的情况而改变了计划。
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依据这个号召，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接受这个任务后，不得不把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先行搁置，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鉴于编写通史简编的经验，此书开始编写即由他独立承担。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就因抗战胜利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写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重印《中国通史简篇》，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但此书原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部分，只叙述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的体例并不一致。尔后，仍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单独出版。1948年4月，原编为上、中册的《中国通史简编》经过校订，改编为上、下册再版。所以，严格说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的著述，是近代以前的中国通史。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自1953年至1965年陆续完成四册出版，写至隋唐五代时期，共约一百万字。此书的编写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但尽力反映著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出版时虽曾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逝世后，此书在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以与延安时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区别。
三
《中国通史简编》自延安出版以来，曾多次重印，编次有所不同，有以下几种版本。
1.上、中册两卷本。
这是本书最早的版本。上册于1941年5月在延安付印出版，内容自上古至五代。中册1942年出版，写到鸦片战争以前，无下册。上册出版时，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序言，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此版刊行后，解放区各地曾据以翻印。
2.六卷本。
1943年10月新华书店出版。将上、中册分装为六册。第一册是第一编，远古至秦。第二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第三册：第三编的第一、二、三章，隋唐五代十国。第四册：第三编的第四、五章，北宋南宋。第五册：第三编的第六、七章，元明。第六册：第三编第八、九章，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和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本版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卷首刊1941年上册的旧序，无新版说明。1945年1月再版刊行。
3.简明教程本。
1947年3月上海希望书店据1941～1942年延安版重印，仍分为上册、中册两册。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著者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序言，无出版说明。尔后，范文澜在本书1948年版的“再版说明”中曾提到《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在延安出版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但是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出版了”。
4.合编一卷本
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出版，8月再版。据延安版重排，合编为一卷。书名仍称《中国通史简编》，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范文澜主编。卷首刊1941年旧序，无新版说明。
5.分编八册本。
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据1945年版，仍将上、中两册分编为六册。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本书第七册和第八册，一并刊行，署范文澜著。第七册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附记”，说：“华北新华书店印行《中国通史简编》，分成六册，颇便阅读。兹将本书作为简编第七册、第八册，附录移至第七册后面，其余概不变动。”这里所说的“附录”，是指原来附于书末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
6.上、下册校订本。
1948年9月，新华书店重排新版发行，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第一编远古至秦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下册是第三编隋统一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编者仍署中国历史研究会。卷首刊录1941年的旧序，并刊有1945年4月范文澜所写的“再版说明”，署名“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再版经由范文澜和王南、王可凤、荣孟源、牟安世、高山、刘桂五、纪志翘等同志校订。说明“根据原稿校对一遍，在个别问题和个别词句上略有改动”。原来的上、中册改编为上、下册，表明本书只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通史，暂不续作。
7.上、中、下三卷本。
1949年9月新华书店出版。系据1948年9月版重印，只要改装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包括第一、二两编，远古至南北朝。中册第三编第一至六章，隋至元。下册第三编第七、八、九章，明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没有新刊的题记。
8.重排一卷本。
1950年11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据1949年9月新华书店版重排，合订一卷。卷首刊录1941年旧序和1948年再版说明，没有著者为此版而写的题记。这一版本发行后，一再重印。1952年6月印至六版。
据上所述，本书出版后十年间，先后有八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已无法统计，但由此已可见，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的盛况和广泛的影响。
本书此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是据1948年著者校订本重排。书名依原名《中国通史简编》。著者署名据1947年希望书店版，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中国历史研究会旧序和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再版说明。1948年版排印中的错字和漏字，作了校补，标点符号予以统一。内容一依原文，不作改动。书中某些用语，如“中国”一词，有时是指中原汉族地区，并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诸如此类，读者自可鉴别。原来附录的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和《论正统》两文，不再收录。原附正误表，参照改订。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