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7年，是范文澜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间，他由一名青年学者成长为国学名家，而在思想上，他经历了意义重大的转折，由一个“好古”是求的教师，转变成为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进步教授。

范文澜于1922年夏，应聘到由张伯苓任校长的天津南开学校任教。先是担任中学部国文教员，又是教务会议成员和初三6班辅导员，同时被学校国文委员会举为“中学六年国文计划书”起草员。以后又担任高三1班辅导员，教高三国文，并当选中学部师生校务研究会代表[1]（p.25）。在中学部任教外，他又在大学部兼课，讲授大学预科及二年级国文。1924年起，范文澜任大学部教授，讲授文科二年级国文（必修课）。南开大学校史资料所保存的一份《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年）对范文澜授课内容作了清楚的记载，他共开设“史观的中国史学”、“文论名著”和“国学要略”三门课程。还在《南开季刊》发表论文《周秦传记诸子引诗考略序》、《理想之兵制》等。1925年6月5日，范文澜参加天津各界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示威游行。次年，在南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1927年，范文澜在北京会见李大钊。此后，因他“在课堂上和学生接触时，常谈国内国外大势和共产主义”[2]（p351），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

范文澜在南开的五年，正值他“三十而立”前后。短短几年中，他从一个原先以“追踪乾嘉前辈”为生活唯一目标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考据学者，到同爱国民众一起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且在课堂上向学生讲革命道理的地下党员，变化是如此的巨大、迅速。我们必须结合当年南开大学的办学特点和时代气氛作一番考察，才能揭示出范文澜这一人生重要转折的深刻意义。正如研究南开校史的专家梁吉生所说：“当时南开有个一般学校（公立、私立）所不能企及的环境，教师间有许多活动，教师与学生间有许多活动，不但造就了学生而且重塑着老师。没有这些总体把握恐怕难对而立之年的范老有准确的把握，也难全面认识和理解范老由青年走向中年的心路。”[3]

南开大学系由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于1919年夏天创立，而它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则是于1904年创立的由张伯苓任校长的私立中学堂。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出身于穷苦塾师家庭。13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科，校长是近代西学的出色传播者严复。张伯苓“在这里，最早受到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的冲击，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的训练，学到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对外国教习的教学方法和严复的学堂管理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为他后来变革传统教育提供了借鉴和武器”[4]（p7－8）张伯苓在创办教育期间，先曾两次到日本参观、考察举办新式教育的经验，后又曾由美赴欧考察教育，且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教学三个月之久，因此张伯苓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对欧美、日本教育制度了解最多的大学校长之一。他本人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韧创业、开拓进取的性格，目睹国家贫弱落后、民族前途危险，他抱定教育救国的崇高目的：“今之教育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受淘汰。”[2]他对比了西方近代教育和中国旧式教育的优劣，对比了英美教育制度与日德教育制度的不同特点，经过不倦的探索，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和管理体制，形成了南开求实精进的教学内容和优良校风。

张伯苓缔造和培植的南开教育，体现出近代科学和民主精神。1951年9月，周恩来在向京津学校教师讲话时，特别讲到他30多年前在南开读书的感受，说：“我在南开中学读书获得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和办事能力，这是我应该感谢南开的。”著名物理学家、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曾专门以《十年的‘南开’生活》为题著文，强调他自14岁至24岁整十年间在南开的生活对于他一生事业的重大意义：“‘南开’是我生命中愉快的一段——是觉得有光明前途和希望的青年时期。”“我个人则获得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的基本训练，最重要的是养成了对科学的志趣，对事物的识别能力和完全自立、不求人的习惯。这十年间，有形无形地决定了我后来五十年的生命。”学校还较经常地邀请社会名流、学者来校讲演。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吴玉章、李石曾、范源濂、顾维钧、陶行知、梁漱溟等，都曾到校发表演讲，使学生和教师开阔眼界，从多方面得到启迪和激励。

张伯苓校长十分重视从全国范围内物色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当教师，以及聘请归国留学生，建设一支精干、优化的教师队伍。当日南开教师队伍平均年龄30多岁，充满活力。南开是私立学校，养不得闲人、懒人，教师要做到“高利用率”，工作量都比较大，这样的环境也使青年教师更加得到锻炼。为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首先加强教材建设，各科推举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员，组成各科教学委员会，编选教材，草拟教学计划书。教材的选编注意摒弃封建糟粕，充实科学新内容。……张伯苓一方面整顿国文教师队伍，坚决辞退思想颓旧的教员，一面增聘思想前进，有新知识的教师，学校还贴出布告欢迎全校师生推荐国文教员，陆续新聘罗常培、范文澜、老舍等人，由他们选编的国文教材，明显增加了新文学和翻译文章。其次，推行大纲制，每个学科都要从本校实际出发，制定教学纲要，其中包括教学旨趣、各级标准、教学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等。各科教师经常讨论教学内容，检查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张伯苓还规定每星期三晚上为教改例行会议，他亲自参加了解各科教学进程，讨论改进教学的方法。”[4]（p68）还开展听课、观摩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甚至组织教师到外校听课学习。

范文澜到南开后即任教务会议成员，并负责“中学六年级计划书”起草工作，实际上也置身于教学改革的中心，这对于他通过教学实践提高自己是很大的促进。到南开甫年余，即在备课讲学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撰写。当时梁启超也在南开大学兼课[3]，张伯苓校长将范的书稿交给他一阅，他看后大加赞赏，热心地为范书写了一篇序，褒扬此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梁氏当时是享誉海内的学术大师，对书稿作了这样高度的评价，对范文澜是极大的鼓励。此书遂很快于1925年10月1日由天津新懋堂印书馆出版。《南开周刊》第一卷第五、六号（1925年10月17日）刊登了署名寿昀所写《介绍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一文。范文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在南开这种“求实精进”的学术环境中问世的，这对范文澜一生的学术事业来说，无疑是大事件。尔后，他在南开大学文科二年级担任国文课所编撰的《群经概论》、《正史考略》和《诸子略》，至30年代初也作为范文澜系列学术著作正式出版，由此使他成为一位国学名家。当年南开因其教学的高质量和良好的校风，学生中培养出像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陶孟和、曹禺以及吴大猷、陈省身、吴大任、吴国桢等一大批知名人物。而当年在任教的青年教师中，因南开良好的学术环境而得到发挥才华、增进才华的机会，继续成长而最后成为名家者，也为数不少。吴大猷曾精彩地论述南开的这一重要特点：“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青年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大学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须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4]南开的适宜环境，使范文澜这位青年学者以前在北大刻苦学习所得的才能得到发挥，并且大大提升，实现了一次“飞跃”，而最后走向学术大师的成功道路。

与学术上臻于新境的同时，南开的爱国反帝的光荣传统又有力地推动范文澜走上革命的道路。南开学校创建伊始，就在近代爱国反帝斗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时值1904年，发生了中国人民要求废除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利益条款》，遭到美国政府无理拒绝的事件，激起民众强烈抗议，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6月10日张伯苓与官立中学堂校长等在《大公报》发表《敬告天津学界中同志诸君》文章，呼吁学界行动起来，抵制美货，揭露美国官方残害华工的罪行。1915年1月，日本侵略者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5月7日日本又发出最后通牒，袁贼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除对其中一条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消息被披露后，全国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日爱国运动，并把“五·七”定为国耻纪念日。当时南开学生群情激昂集会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并发起为救国而募捐的活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南开更成为天津学生反帝斗争的中心之一，爱国学生们成立救国团，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向群众发表讲演，并发动罢课。6月3日以后，南开和各校学生数千人在南开操场集会，庄严宣誓“誓保国土，誓挽国权”，随即冲开军警包围，游行示威，向省公署请愿，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9月，南开学生周恩来、马骏等组织“觉悟社”，进行新思潮的研究，得到李大钊的支持，在天津青年学生中播下革命的火种。1925年5月，上海、青岛连续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事件。5月30日英国巡捕又开枪杀伤上海爱国群众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消息传到天津，南开大学师生立即奋起投入斗争。4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教师也自愿参加，决议暂时停课，由师生组成“南开大学五卅后援会”，以“促使国人通力援助沪案，作外交后盾”。5月上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罪行，下午全市各大中学学生共约一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被人称为“老夫子”的范文澜也以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全程的示威游行。他一路同大家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与英国经济绝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联合弱小民族!”等口号，由于满怀义愤，情绪激昂，把喉咙都喊哑了[5]。从以前沉溺于考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到走上街头、从心底里发出“打倒帝国主义!”怒吼的战士，这是范文澜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把自己的学术和生命，同反帝爱国的革命事业密切联系起来，并很快确立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对这一重大转变，范文澜本人有清楚的记述：

“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样态度回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党派人来学校征求党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党员。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前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面前缴械投诚。[5]（p67－68）

他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后，常在课堂上和平常与学生接触时讲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因而引起特务的注意。1927年5月，天津警察厅要派人逮捕范文澜。张伯苓校长事先得知消息，立即通知他，范文澜连夜离开天津到北京，结束了他在天津南开5年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6]。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成马克思主义学者奠定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2]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A].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梁吉生先生致作者信[Z].1997-04-20.

[4]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5]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J].（延安）中国青年，1940，（2）.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6] 据蔡美彪先生1993年3月1日对作者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