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继承。本文对其中的主要问题作一论述，以求正于学界。
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史料并重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历史研究，这是从李大钊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注重对中国历史与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共性的探讨，翦伯赞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侯外庐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相比较而言，范文澜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相结合，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研究的杰出代表。这从范老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在50-60年代表现尤为突出。
范文澜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针对50-6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他以文章、报告和讲话等多种形式，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怎样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历史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范文澜指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范文澜明确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以正确地解决具体问题。范老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从它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1]（p212）同时，范老明确了历史科学研究的具体任务：“从大量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总结出一般的规律……从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面总结出局部的规律，局部的规律就是特殊的规律……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p210-211）历史研究中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不掌握普遍规律，就不可能系统地来解决问题。同时，不掌握特殊规律，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只有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起来，才能具体的解决具体问题。”[1]（p211）范文澜强调史学研究中探讨普遍规律，使其史学研究明显的与近代史料考据学派相区别，又强调探索特殊规律，并将其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使历史学最终摆脱了原理原则式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明确中国史学工作者任务的基础上，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一代史学家寄予厚望，提出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含有极为丰富的特点，只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特点就会被发掘出来，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中国史学工作者奋发独立精神，负担起这个责任来呵!”[2]（p4）
其次，范文澜指明了史学工作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方法。一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做史学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把理论和自己的整个实践联系起来，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结合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范文澜指出了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使理论联系实际落到了实处。这实际上是明确地强调史学研究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论价值。二是要有批判精神，能独立思考，要谦虚和谨慎。“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的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1]（p219-220）以客观事实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指出对马列经典也不能迷信，从理论上讲，这已触及到真理的检验问题。这既表现出范老深邃的洞察力，也表现出他追求真理的大无畏勇气。从历史认识论方面来看，范老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指出了检验历史真理的标准，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这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认识。第三，范老明确指出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范老不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人物自居，直到50年代中期，他仍然认为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个初小学生，认为自己身上有教条主义。他在1956年《学习》杂志举行的克服理论宣传工作中教条主义习气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深入的反思，将自己犯教条主义的原因归结为五个方面，体现出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相比同时代的郭沫若、翦伯赞、吴晗、吕振羽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教条主义的反对更为坚决。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妥协，既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别人的教条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1]（p213）。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原理简单化、硬套公式。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范老提出“抱定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来反对教条主义”[1]（p213）；通过“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加强领导，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耐心启发陷于教条主义重围的人，逐渐觉悟，改变态度”[2]。范文澜对教条主义的认识是全面深刻的，他指出的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既是科学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的“治病救人”的思想。虽然范文澜在1957年3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同年5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要对题》，对尚钺的“魏晋封建说”和日知的“西汉奴隶社会论”提出较为尖锐和严肃的批评，今天看来有不大妥当之处，但范文澜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论断确信无疑的基础之上，这仍属学术范围内的批评；尽管这一批评，由于中国政治生活日益向极左方向发展，由于范文澜的特殊地位，60年代竟然将尚钺及其学术主张作为修正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但这一发展趋势并非范老的初衷，也是范老始料不及的。这从范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能坚持区分敌友、“治病救人”的原则中可以得到证明。范老的批评与后来史学界出现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学风是截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强调学习和使用马列主义的同时，范文澜并没有忽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1]（p213）。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强调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史与论的统一，面对日益泛滥的“左”倾思潮，范文澜呼吁史学界重新提倡严肃的学风，提倡刻苦钻研。这些既是范老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也是他对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要求与期望。
作为一个从“国学”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老学术研究素来主张求真求实，早在30年代编著《大丈夫》时就提出“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3]的治学思想。1943年，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虚构中国历史的丑行，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凭空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迎合自己主观的态度。”[4]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范老在延安写成的两部通史在资料采择方面尚有缺点，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范老在修订旧著的过程中，十分注意资料的核实和补充。从1952年至1961年先后出版的10种64册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范文澜和翦伯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能把这么多史学家组织在一起，能将许多单位协调起来，范老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寄谦先生所言：“编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当然并不是范老一个人的主张，但范老是主要的倡导者……他是实际的总负责人……十部丛刊……都得到范老的积极支持与关切。”[5]（p23）不仅如此，70年代才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同样凝聚了范老的心血，正如该书的序言所说：“范文澜生前对本书的编选工作极为关切，热情地给予指导。”[6]（p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参考资料。面对这部2000余万字的史料丛刊，抚今追昔，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范老作为该资料的实际总组织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中看到范老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范文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老还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搜集、运用和整理资料的意义和方法。范文澜认为，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并无高下之分。范老对翦伯赞等史学家在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衷心希望有很多资料书、工具书出版，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指出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1]（p213）范老论述了搜集和使用资料的方法，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搜集资料的方法。范老提出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这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实际上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犯这种错误。范老说，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其二，关于如何使用资料。范老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最起码的原则是使用资料要忠实、准确。对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的工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使用资料时，先大体上读一读，知道哪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哪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对读者来说，也要把文章中所用材料校对一下，看作者使用得是否忠实、准确。其三，范老阐述了自己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选取史料的原则。该书出版后，不少学者从史料运用方面提出意见，对此范老阐述了自己选取资料的基本原则：“采取史料，避免墨守旧说，但也不敢率意而谈或穿凿附会以求新奇”；“所用史料，一般是以著作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如《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战国诸子、《史记》等为主体，其它概作辅助材料”；“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7]（p2）对范老在史料解释方面只相信汉儒，不采后人的做法，刘大年先生认为这表明“长期在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范老的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1]（p11）。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今天来看：所用史料，一般以著述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为主体；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这一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并不能说明范老未能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对一本大众阅读的书籍，采取大众化的材料应该说是恰当的，正如范老所言：“至于近世一家之言，未定之论，不敢率尔采录，以免此是彼非，使读者不知所从。”[7]（p2）其四，范老强调实地调查研究对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他撰文高度评价了刘尧汉先生进行彝族地区民族调查对解决中国古代历史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范老虽重视文献资料，但对考古材料也未忽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就使用了不少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对于民族学材料，范老也寄予无限的期望。他形象地批评说：“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诗经》、书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打交道或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1]（p367）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和资料编撰工作，与范文澜等许多学者有这样卓越的认识紧密相连。
范文澜关于史料的使用原则和方法，是在1957年给北京大学3000余名师生作学术讲演时提出来的。当时“左”倾思想已经抬头，学术上将史料等同资产阶级史学，范老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也强调正确使用史料，表现出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卓越的见识。范老这一主张既是针对50年代初史学界的偏向而敲的警钟，又是对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范老正确解决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虽然由于随后不久的“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冲击，范文澜这些正确的意见未能贯彻下去，但这些论述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范文澜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要真正落到实处，给予全面深入的理解。范文澜强调指出历史分析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如此复杂而繁重，丝毫没有其它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7]（p8-9）范文澜不仅在从事具体历史研究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方法的理解也同样贯穿了这一思想。这明显体现在：他强调正确理解生产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应予以具体分析；历史研究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
（一）正确理解生产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时，范文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断，提出了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要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进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的观点。首先分析生产关系；其次考察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上层建筑；再次考察与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无数不同的经验上的事情，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内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等级差别”[7]（p8）。这既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大相径庭，又充分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
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理解这一经济规律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条件（差别性），因之这个共有的经济规律，在表现形式上必然是复杂的、曲折的，绝不可当做一个简单的公式；第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要判定某一社会为某种基本生产关系的社会，不是看这个社会有什么阶级，也不是看这些阶级的人数有多少，而是要看某个阶级是否已经建立起本阶级的政权，统治着这个社会；第三，任何一个旧的生产关系——旧统治阶级，一定由于它本身已经腐朽不堪，无法再统治下去，才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这里范文澜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提出了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触及到了新旧社会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必须很好解决的问题。
范文澜又明确地指出：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基本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一种局部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因生产力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并不影响生产关系的基础，或者是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范文澜根据自己学习马列理论的体会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真实感受，就提出了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主张，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思想!我们共和国的领导人充分理解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将之真正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却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
此外，范文澜对斯大林“生产之变更和发展，无论何时都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首先就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而开始”的论断，亦提出“不能用绝对的态度来了解”，“抓住‘首先就是从生产工具之变更和发展而开始’这句话，当作简单的公式来判断各个社会交替点所在，事实上是困难的”[8]。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范文澜完善了自己的西周封建说。
经过这几十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今天重新思考范老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理解，我们仍有许多感慨：范老对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不仅成为自己古史分期的基本理论依据，而且正好发表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准备大跃进的前一年。假如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治家，在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时，能充分注意到范文澜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一深刻认识，认真地贯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注意到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注意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予以正确深入的理解和领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出现后来那么多的曲折!
（二）正确理解和恰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时期，我们犯了将阶级斗争绝对化、乱贴阶级标签，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等严重错误。尽管目前许多人对阶级分析不感兴趣，但阶级分析的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言：“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考察阶级社会的历史，毫无疑问仍然是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则。”[9]（p358）
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亦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中国通史简编》注意到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被压迫者起义的作用，把过去被统治者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点。但范老并未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而是强调“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必须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50年代在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的过程中，范老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的情景即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他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7]（p11）范老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对阶级斗争应做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直到1964年《中国通史简编》第4次修订出版时仍坚持这一观点，并将之贯穿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指出：“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的一个方面，即地主阶级方面，为了争夺统治权，不断的进行着内部的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里的主要特征，严重的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阶级斗争（渗透着各族间斗争）因而愈益复杂化。”[10]（p161）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范老进一步阐发了其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不仅显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与50-60年代将阶级斗争简单化、教条化的作风和学风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其次，范老提出必须把阶级斗争与其并存的经济因素及其他因素全面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的全面的分析的观点：“脱离经济的说明，就根本不能了解阶级斗争，所以要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疑要首先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但阶级斗争除了经济因素，还有许多其它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呈现出复杂的现象，即全面的历史现象。依据这些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包括对当时经济情况的分析），找出变化着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历史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也就清楚可指了。”[1]（p152）通过对中国近代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具体分析，范老提出了自己的分期观点，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范老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成功范例。此外，在阶级分析问题上，范文澜坚持了辩证的历史观。如指出阶级斗争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看法：“阶级斗争是普遍规律，在阶级社会里，各民族都没有例外，可是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就没有阶级斗争，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说来，却成为特殊规律了。”[1]（p211）这是范老1957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这些看似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常识，但这种讲法与当时正在人为地将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和绝对化的中国现实政治是不合拍的。又如，范文澜强调阶级社会中对立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互相同一，“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的阶级构成的，总是按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么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是阶级斗争不管多么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有统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10]（p118）。这种认识与后来中国政治界和史学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作法也是大相径庭的。
（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主义原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30年代末，在延安，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p534）范文澜认为历史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全部历史的。这就是说，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观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种条件下所表现的行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所以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是进步的有功的，如果情况改变，就会变成反动的有过的。”[1]（p195）在史学研究中，范文澜自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对旧著《中国通史简编》中的非历史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予以检讨，并在该书修订本中彻底予以纠正。范老经过反思后明确指出：“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应该采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分析的态度，对于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应该采取这种历史的分析态度。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的表现。”[7]（p6）这是范老50-60年代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出色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观点。该书态度鲜明地肯定了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汉武帝、诸葛亮、唐太宗李世民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做到了依据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去作具体分析，分别给予恰当的评价；对于功绩与罪过集于一身的人物如唐玄宗李隆基等，尤能做到细致地加以剖析，不作笼统的肯定和指责；对于较为次要的历史人物，如五代吴越王钱镠，也能要言不烦地评价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言：范文澜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能做到把正确的观点与丰富的史实结合起来，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立论鲜明，见解深刻，发人深省，根据充分，富有说服力。坚持了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科学态度。[12]（p182-186）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成为新中国史坛“历史主义”学派的精神领袖。他揭示翦伯赞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针对史学界的非历史主义倾向，50年代，范老让漆侠撰写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一文，首次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帝王将相和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不可抹煞的地位；60年代，在翦伯赞因强调历史主义而受到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时，蔡美彪代范老立言，发表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商榷》，将范老和翦老有关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上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事实，王学典在张传玺先生《翦伯赞传》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在其《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中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出发，范文澜对史学界忽略历史事件、杜撰公式和规律的恶劣学风予以猛烈的抨击。1956年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面对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以来开始在史学界抬头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左”倾思潮，在1961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倡大兴调查之风的良好政治环境下，范文澜以革命家的胆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刻的洞察力，在1961年首都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挺身而出，严正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杀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13]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范老大声疾呼：“真正打得到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学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地了解这件事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种事情的趋向是什么。”[14]（p3）同年10月18日，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发言后，范文澜发表《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再次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性，号召大学以吴老为榜样，“对事实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肯放过，一定要考察清楚”，树立严肃的学风，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工作。[15]
关于历史主义，范老虽然没有像翦伯赞那样发表富于系统理论探讨的论文，但历史主义确实是他一贯坚持的主张。50-60年代，面对史学界日益泛滥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范文澜多次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老60年代重新呼吁和强调历史主义，对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端正学风，扭转“左”倾思潮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严重危害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范老的大声疾呼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他关于打破“两个体系”的讲话，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人民日报》特加副标题：《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为扭转极左思潮的危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才触到了极左派的痛处，“文革”中，陈伯达丧心病狂地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逼迫范老当众作检讨，并连声叫嚷：“保皇党!保皇党!”[1]（p.8-9）陈伯达等企图拔掉范文澜这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旗，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施丁先生告诉笔者，他曾见到过陈伯达等人让整理的企图打倒范老的“黑材料”，后在毛泽东直接保护下，范老才未遭受翦伯赞和吴晗那样的噩运。
三、正确看待范文澜的一些不恰当的提法
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对史学研究中“教条化”和“公式化”错误的反思，目前已经明确：建国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粗暴的不恰当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也没有将其政治态度与其学术主张作很好的区分，犯了以点带面、全盘否定的错误；大跃进中提出的“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这两个口号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新中国第一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范文澜在批《武训传》、批胡适运动和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时都表了态或撰写了文章，究竟如何认识和正确评价范老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的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大恰当的提法，这也是评价范文澜及其学术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试作一简要论说。
50年代初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批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极其重要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有缺点，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巩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的范文澜不可能不参加这些运动，也不可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1951年7月6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从文章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范老立论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社论，所依据的材料是谢与尧的“武训其人其事”和“武训画像”等书的资料及经过歪曲的由江青等组织的调查材料，在此基础上范老和其他的许多学者一样，对武训做出了非历史主义的要求和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如说：“武训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当土地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居然有不少人在歌颂他。”[16]从中可以看出范老在批武训时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未能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1955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文，该文除对胡适的《说儒》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采取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驳之外，以胡适的政治态度全面否定了胡适的治学方法和胡适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出的有益贡献，称胡适为“汉奸”、“卖国贼”、“洋奴”，这无疑是不大恰当的，也具有片面性。对此只要我们充分注意到建国初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和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个方面，是不难理解范文澜这两篇文章的历史局限性的。
“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是大跃进运动中史学界叫得很响的口号，也是关系到历史学研究的方向和历史学的功用的讨论。当时新中国老一代史学家对这两个口号基本上都持赞成的态度，范文澜也不例外。1958年4月28日，范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随后在《历史研究》第5期又发表《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的文章，《论古为今用》是范老一篇未经发表的文章。范文澜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虽然这两个口号今天看来确实是片面的，但对范老的这一主张我们也不必过分苛求，因为范老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是要放弃古代史的研究，号召大家向郭老学习，与资产阶级争夺古史研究这一阵地。[1]（p227）再说，加强近现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正确认识。片面强调“古为今用”会导致以历史附会现实的偏向，会削弱历史学的科学性，但以科学的历史研究成果去服务于社会，直到今天仍是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过去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服务于当时的现实，加之当时政治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于是历史研究就变为阶级斗争服务，这对探讨历史实际造成了诸多方面的恶劣影响，既极大地损害了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也难以达到真正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尽管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提法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来看，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的诸多方面的认识，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直到今天尚未失去其科学价值。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宝贵财富。他的这些主张主要发表在1953-1957年和1961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左”倾政治的影响，他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没有能很好地得以执行，但从这些理论阐述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17年的史学研究虽有“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错误，但并不完全是“教条史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与“教条主义”无缘的。
范文澜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留传给后人丰富的史学著述，为我们树立了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在后半生30年史学研究生涯中，范文澜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刻苦钻研理论，严谨治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直接带动了中国近代史所一大批同志，不仅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而且为50-6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做出了表率。范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理论作指导的优良传统，坚持正确处理马列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关系的优良学风，他所倡导的“一实二冷”的治学态度，在中国历史学已经迈进到21世纪的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艰辛历程中，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作用，很值得我们深思。范老理论联系实际、严谨求实的学风，仍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J].学习，1956，（7）.
[3]范文澜.大丈夫·说明[M].上海：开明书店，1936.
[4]范文澜.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N].解放日报，1943-07-10（1）.
[5]张寄谦.范文澜和北大历史系[J].近代史研究，1994，（1）.
[6]中国史学会.齐思和，林树惠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8]范文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N].光明日报，1957-02-28（3）.
[9]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史学史研究室.新史学五大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3]新华社.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人民日报，1961-05-31（4）.
[14]范文澜.反对放空炮[J].历史研究，1961，（3）.
[15]光明日报社讯.树立严肃学风，推进学术研究[N].光明日报，1961-10-23（1）.
[16]范文澜.武训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N].人民日报，1951-07-06（3）.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转载自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