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谈得不多。而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讲得很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首先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当然对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应该研究。现在，我感到有责任要弘扬我的老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的学问和人格。但我年龄已大，力不从心，最多只能写点文章。你们计划对范老作深入的研究，我很感谢，愿意把所知道的关于范老的事情告诉你们，以供参考。”
——卞孝萱
一、从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范老是浙江绍兴人，近年我两次去绍兴访问范老的故居。第一次去的时候，周围正在盖一个很豪华的龙山宾馆，而范老的故居正在要建的宾馆当中，因此给拆得乱七八糟。地方上有些人士把这件事给曝光，以后就不敢拆了，但已面目全非，让人十分痛心。（这时，卞教授拿出他在绍兴拍摄的几张范老故居的照片。）这样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史学家的故居，怎么能如此处置呢？我在绍兴时，除了看范老的故居，还看了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等人的故居，还看了大通学堂。范老对我说过，他的家距大通学堂只有半里路，中间隔一条河。范老的哥哥范文济曾在大通学堂读书，清兵来抓秋瑾的时候，范文济还跟抓秋瑾的兵开打。我就想到，范老参加革命是有他的历史渊源的。范老闲谈时跟我说他最早参加革命是恨蒋介石不抗日。那时候民族危机深重，日寇要亡我中国，除了坚决抗日就没有第二条出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决抗日。后来范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列主义。我有一个朴素的感觉，范老最早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绍兴的最早的一批民族主义革命者对范老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蔡元培、秋瑾、徐锡麟这批民族主义革命家，并不是因穷困潦倒而反清，他们都出身于殷实之家。蔡元培做过翰林，他家房子很有气派。秋、徐二家的房子也不错。他们是为了理想而革命。大通学堂是他们培养革命干部的地方。范老生长在绍兴，绍兴地方不大，有这么多革命者，范老的哥哥范文济又是大通学堂的学生，所以除了人们所说的范老受浙东学派黄宗羲及章太炎等的思想影响外，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恐怕还是辛亥革命前绍兴的这批民族主义革命者。
范老还深受黄炎培进步思想的影响。范老十六岁时曾在上海浦东中学堂读过书，当时浦东中学堂的校长是黄炎培。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席。他原是南洋大学的学生，蔡元培是他的老师，对他非常赏识。黄炎培对范文澜青少年时期思想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蔡元培、黄炎培的思想都很激进。一般说来，中学生与校长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但黄炎培与范文澜则不然，这其中的契机是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曾和重庆的参议员们去延安参观、访问，回来后写了《延安归来》。在延安，接待黄炎培的人中间就有范老，这是他们师生第二次相聚。解放后，黄炎培任国务院副总理，还时常与范老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珍贵报纸、刊物就是黄炎培捐献的。黄在上海曾办过人文图书馆。黄炎培的全部日记也捐赠给近代史研究所。当然，解放后范老在思想上比黄炎培更进步，一个是民主人士，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清末范老在浦东中学堂读书时，黄炎培的革命思想对范老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
范老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很大。黄侃是范老的文学老师，范老后来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与黄侃的关系很大。范老不象有些人，整天围绕着黄侃转，被称为“黄门侍郎”，而是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学问得到黄侃的赏识。第二位是陈汉章，他是范老的史学老师。刘师培是范老的经学老师，他对范老的影响更大。范老对这三位老师都很尊敬，但有细微的区别。范老称黄侃为“蕲春师”（黄是湖北蕲春人），称陈汉章为“象山师”（陈是浙江象山人），称籍贯不称名字，这是最尊敬的，对刘师培（字申叔）则称“申叔先生”。由此看出，范老对三个人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范老还有一位老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是黄节。黄节是南社社员、《国粹学报》创办人。1927年，范老想离开国立学校到私立学校教书，黄节给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说范老经学、文学、史学都能讲。我在刘乃和教授处曾看到这封信的原件。这封信说明黄节对范老的评价很高。
范老讲过他未参加“五四”运动。因为当时有些人过于浮躁，范老反对人浮躁。周总理有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说范文澜同志当时不大赞成“五四”运动，认为有些人浮躁，不错，有些人确实是浮躁。当时范文澜同志在家里搞汉学，后来他思想通了，这些旧学问就都有用了。（大意）当时范老不用白话文写作，他对白话文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这说明范老是崇信真理的，他没有想通的事情，是不随声附和的。他当时认为白话文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为什么非要做白话文？范老原先擅长做骈文，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白话文写的，但好多地方是四、六句，不少地方读起来朗朗上口，就像有一位专家所讲的，写得精彩的地方简直象散文诗，特别是范老写孔子的部分，是带着强烈感情的，文字非常美。他后来接受白话文跟接受马列主义也有关系，因为马列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不是文言文所能表达的。
范老有个别名叫“范雕龙”。范老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不止一个版本。最早的一本是《文心雕龙讲疏》，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局排印，前面有梁启超的序，这个序言对研究范老早年的思想有用处。后改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开明书店印，后面加了跋语等。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是流行最广的本子。研究范老学术思想发展的过程，这三个版本都值得注意。
《水经注写景文钞》也是研究范老思想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叙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各阶级的关系和生活状况，号召人们先铲除那些“玷污山川的东西”，然后尽量开发天地山川之美，供人民享受。这些政治上的寓意大家都知道，我要补充的是，范老还从文学的角度注意到《水经注》为后来柳宗元“永州山水八记”开了先河。柳宗元的“永州山水八记”是名作，但若追根溯源，则要追溯到《水经注》。他这个观点后来在《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论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时又加以发挥，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好，是从《水经注》的写景文化出来的。《水经注》是创始者，柳宗元是继承者。对《水经注》从文学上进行评价，正是范老慧眼独具之处。
范老的经学著作主要有三部:第一是1926年北平景山书社出版的《群经概论》。第二是延安时期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老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作演讲时，毛主席也去听了，听后对他评价很高，写信鼓励，认为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学的人。第三是1963年在《红旗》杂志社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了，印象很深，共讲了四次，一星期一次。陈伯达也去听了。范老经学最熟，但每次讲演前，都准备得非常认真。以后根据当时的演讲记录整理出来，印成一本书，书名就叫《经学》，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题为《经学讲演录》。通过这三本书，可以研究范老经学思想的发展。《群经概论》是范老接受马列主义之前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经学讲演录》都是接受马列主义以后作的，这中间的变化要仔细研究。范老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他认为，不懂得中国的经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古人的思想。过去的经学，相当于现在的马列主义，每个人都是从小念它，考它，是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根据。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学，就不能懂得中国的全部历史。
二、《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
《中国通史简编》实际上是毛主席让范老写的。当时延安有两个研究室，一是政治研究室，负责人是陈伯达，一是历史研究室，负责人是范老。第一批做范老助手的有金灿然、尹达、叶蠖生、佟冬等，这些人解放后都是名人，成为某一方面的负责人。还有田家英，他帮助范老查书，人很聪明，很得范老喜欢。陈伯达也看重田家英，后来就把田从范老那里调到政治研究室，再后来就到毛主席那儿当秘书。田家英对范老恭敬得很，解放后，每年范老过生日，田家英都要请范老吃饭，表示祝寿。
《中国通史简编》最初是计划从远古一直写到“五四”运动，共三本。当时是写一本出一本，第三本没写完，范老就参加整风运动。第三本应该是《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后来改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样就把一部书分为两部:一是《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第二册；一是《中国近代史》上册。《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断修订的，到了我们做他的助手时，就等于由范老重写了，最后的修订本就是大家看到的《中国通史简编》四本书。解放初期，还有过一次小修订，这个修订本我曾见过，华东出版的，一大厚册。这次修订的助手有荣孟源、漆侠等。荣孟源已去世，漆侠同志现任河北大学教授。
最后一次修订的助手阵容很强。唐代部分的助手是金毓黻（二级教授），金早就认识范老，他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解放初，金在北京大学主持一个民国史研究室，与近代史所研究的范围密切相关，后来，就并到近代史所，金就过来了，过来不久去世，由我做范老唐代部分的助手了。宋代部分的助手是聂崇岐（三级教授），王崇武（三级教授）是明代部分的助手，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愿意给范老当助手。可惜也都不久去世了。除了上面三个，还有两个搞少数民族的助手，一个是搞北方少数民族的叫余元安，他研究突厥史、蒙古史，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搞南方少数民族的是王忠，研究南诏史、吐蕃史，他原不懂藏文，范老专门派他去西藏学藏文，并约定学好了藏文再回来做助手。后来这两人都成了专家。佛教方面的助手叫张遵骝。辽金元部分的助手是蔡美彪同志。张遵骝、王忠都去世了，我因家在南方也回南方工作了，由蔡美彪同志主持完成《中国通史》。作为同事，我对他继承范老遗志，表示敬佩。但有一点要指出，范老去世后出版的六本《中国通史》，在时间上和范老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接上去了，但后六本不代表范老的观点，因为后来参加编写的人与范老未接触过。所以我写文章，前四本仍引用《中国通史简编》，表示不忘师恩。
《中国通史简编》是公认的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专著。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在范老之前和同时都有，如郭沫若、吕振羽，但完整地、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写出中国通史的，范老是第一人。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更是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辟道之作。范老在延安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因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助手起草的稿子，随意性很大，如需要略写的部分，却写了几万字；而应详写的部分，只写了几千字，所以不甚合用。范老索性自己重写，但书出版时，还是提到助手们的名字。当时延安条件很艰苦，纸张紧张，范老从此养成爱惜纸张的习惯。解放后在北京修改《中国通史简编》时，条件好了，但范老爱惜纸张的习惯不变。我看他的初稿，都是用开会的请柬、信封、香烟盒等的背面写的，然后抄在白纸上。范老的著述态度极其严肃认真，每写一句，都要仔细斟酌，感到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他的夫人戴冠芳曾笑他说，抽了那么多烟，费了那么多劲，好不容易写出来，又一笔划掉，坐在一旁看的人，都觉得真可惜呀。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一字一句都熔铸了范老的心血，不是摇笔即来的。范老经过反复修改的稿子，由抄写员誊写在稿纸上，装订起来，交助手传阅、提意见。
1964年春天，范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而《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范老让我起草“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一节，让蔡美彪同志起草“唐代长安”一节。在医院中，我问范老，唐代文化方方面面很多，主要抓哪些问题？他躺在病床上，向我口授了这一部分的核心思想。如他说，史学方面要把唐朝官修史书成为制度写进去。唐以前也有过官修史书，但没有成为制度。从唐代开始，每一新建的朝代都要修前朝史书，这样就使中国史书前后相继，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官修史书有很多好处，资料较齐全，各种人才都可以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难找，这是私人修史不易解决的。当然，官修史书也有局限性，但毕竟利大于弊。范老还让我重点介绍两部史学专著:《史通》和《通典》。关于《史通》，范老让我重点写“直笔”，因为直笔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当时还有一个背景，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窜改苏共历史，所以范老要我重点写《史通》的直笔，说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史家不畏强暴，抵制曲笔，置生命于不顾。由此也可以看出范老著书的微言大义。又如关于唐朝的艺术，范老说要强调颜字。范老认为，中国书法史上有两个人最值得重视，那就是王羲之和颜真卿。唐初因为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的书法成为正宗。到了颜真卿，书法风格为之一变。王羲之的字是魏晋清谈的产物，风流潇洒，非常漂亮。而颜真卿所处的时代是强盛的唐朝，颜书方严正大，正反映了盛唐气象。此外，范老还要我注意壁画、雕塑的胖女，韩干画的大马，这些都反映盛唐气象。写艺术史的人很多，象范老这样从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风貌去把握艺术史的发展，是不多见的。
范老对我们写的初稿，看得十分仔细，改得恰当、妥帖，使我们受益不浅。范老让我起草《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简短的结论”。最后一段，是范老亲自写上去的:“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明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两个非常风趣幽默而生动的比喻，引人入胜，对文化专制主义是深刻有力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引用过范老的这一段话，而在文革前夕“左”倾思想泛滥的时候，范老讲出这样富有哲理的精彩的话，是很有针对性的，难能可贵的。
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有不少有深意有哲理的话，这也可以称为“史谏”。如范老在评价了贞观时期的文治武功后，又写了一段话:“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他对唐高宗……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也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啊！你得谨慎啊！’”范老郑重地写出唐太宗的这些话，也是富有深意的。
范老对李泌的评价也值得注意。“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对中唐政治的贡献很大。这个人很怪，公开地学神仙。范老认为李泌是故意这样做。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而肃宗、代宗，德宗都是昏庸猜忌之主，好多功臣、宰相如刘晏、杨炎都被杀掉了。李泌“以世外之人自居”——用“智术”和皇帝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能进能退，进则辅助皇帝，退则上山修道。范老认为李泌是“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范老对冯道的批判更是富有深刻的哲理，冯道是五代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在五代那样纷乱时代里，他能历事数朝，长享富贵，“他尤其擅长的手段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自称“长乐老”，曾写过一篇《长乐老自叙》，记叙自己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的勋阶官爵以为荣，被欧阳修称为“无廉耻者”。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范老对李泌、冯道两个人的褒贬，十分鲜明，值得我们深思和品味。
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有开山辟道之功。它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教育了几代人。今天的离退休干部一代人，大都读过延安版的《简编》，中年、青年人大都读过解放后的修订本。毛主席对范老的史学成就有充分的肯定。在“文革”搞得正猛烈的日子里，1968年7月，毛主席还派李讷到范老的住所传话，对范老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原来的写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大意）这对范老是巨大的鼓舞！
三、严谨求真 砥柱中流
范老治学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堪称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财富，对我们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当时，我除了帮范老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外，还有两件事情，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一件是关于《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一件是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当时郭老写了一个戏，就是《蔡文姬》，于是有两派意见，一派以郭老为代表，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琰所作。而范老认为《悲愤诗》、《胡笳十八拍》都是伪作，但由于他在古代史分期上与郭老意见不一致，有争论，在这个问题上，不便写文章，就让我写一篇文章，表述这个观点。我按照范老的指示，从《悲愤诗》入手，进而论及《胡笳十八拍》。写这篇文章，自始至终得到范老的关注，文章写成后，题目是《谈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由范老推荐给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收入《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范老指导我不要从艺术风格上去考辨蔡琰作品的真伪，因为对于艺术风格是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有不同的理解，要从历史事实上去证明，因为历史事实是不能违背的。如《悲愤诗》中有两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这不符合蔡琰家庭的情况，因为当时蔡邕有过继的后嗣，蔡琰有一个姐妹嫁给羊道，生女羊徽瑜（西晋的景献羊皇后）。这就不是“家人尽”，也不是“无中外”。原先我在初稿中是说“蔡琰还有一个姐妹”，在二稿时改为“蔡琰还有一个妹妹”，范老就问我有没有根据，我说是推测。范老说不要改。可见范老指导得多么具体、细致。近年《文史知识》介绍《胡笳十八拍》讨论情况时，引用我这篇文章的观点。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郭老认为是假的，不仅字是假的，文也是假的，作假者是唐太宗和魏征等。范老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认为魏晋时期讲究清谈，书法、文章都风流潇洒，王羲之的书法和《世说新语》都是魏晋时代清谈的产物，要从时代的大氛围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有它特定的环境氛围。王羲之的字在当时的北方不能产生，在唐朝也不能产生，因为没有这样的氛围当然也造不出这样的“伪作”。郭老单纯依靠几方出土的碑刻是不够的。我问范老，是不是写一篇文章？范老说不写，因为当时郭老的观点还得到康生、陈伯达的支持。所以这篇文章就没有写。我在章士钊家里看到过一封信，是毛主席写给章士钊的，大意是说，《兰亭序》的争论是必要的，我当说服沫若、康生、伯达诸同志，让高二适先生一文公诸于世。因为章士钊也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的学生高二适写了文章，说明《兰亭序》是真的，由章士钊转给毛主席看，所以毛主席回了这封信。既然毛主席主张发表这篇文章，而时间紧，来不及排版，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影印登在《文物》上，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范老是从时代的氛围，文化的特征来看问题，是从宏观看问题的。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收集范老的文章似乎还不够。我要特别说明，在“左”倾思想盛行时，范老在私下里是抵制“左”倾思想的中流砥柱。1958年以后，浮夸风也严重影响学术界，写文章不讲材料，空谈马克思、恩格斯。范老反对这样的学风，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放空炮》，发表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三期上。但集子里没有收，这篇是非收不可的，因为这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很有关系。（大意）范老讲话、写文章很风趣，当时海峡两岸局势紧张，那一次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他说打炮要有炮弹，不能放空炮，搞历史研究，写文章要注重材料。我认为，范老在当时极“左”思潮很盛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今天看来仍能站得住脚的一些见解，这是要大力表彰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小平同志说，学毛泽东思想要学习他的体系，不要抓住一、二句话。范老在当时说学马列主义要“神似”。范老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和小平同志一样的，不过范老用的是学术语言，小平同志用的是政治语言。他看到当时学马列主义是贴标签，是“貌似”，所以就提倡“神似”，领会其精神实质。范老晚年是党中央委员，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了解很多情况，政治水平高，发表文章，绝非寻常，我们今天有义务把它都找出来，让它与广大读者见面。除了《反对放空炮》一文外，我看过一份范老在人民大学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为什么不能完全打倒帝王将相，不能打破王朝体系。他说，有人是“二打”，我是“二保”。他说我有三大理由，一、王朝体系是客观存在。二、王朝体系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譬如我们一提起唐朝，就知道这是一个盛大的朝代、繁荣的朝代；提到五代，则是个分裂的朝代、天下大乱的朝代，这是公元纪年无法替代的）。三、我们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写《印度史编年稿》用的就是王朝体系，我们是马克思小而又小的学生，怎么能不敢用王朝体系呢？所以“文化大革命”时说的“祖师爷”就是指范老，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是要把“祖师爷”也揪出来，因为当时近代史所两位副所长已经揪出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范老讲，范文澜同志，现在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大意）所以，范老在“文革”中是毛主席“保”了的。
范老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时他也承认帝王将相的作用。他说，我们要承认帝王将相的作用，一个好的帝王将相，顺应时代的潮流，能够推动历史的发展；不好的帝王将相，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的发展。我们要承认帝王将相对历史发展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对他们有公平的估价，有几分就是几分，要使他们从棺材里爬出来都没有意见。这说明范老既承认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同时也承认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范老对历史上爱国主义的阐释也是非常高明的。他认为，古代中国“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只要归根是有利于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行动都值得尊崇”。他运用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要到资本主义时期才能形成民族，而范老讲中国的历史特殊，没到资本主义就形成了民族，当时谁敢讲这个话！
范老讲述治学方法的语言很精辟。他提倡“天圆地方”，拿这句话形容做学问。天指脑袋，要圆，脑要活，否则就不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地是指屁股，屁股要方，圆了坐不住。屁股能坐得住，脑袋要灵活，才能做学问。
范老还提倡“二冷”，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冷板凳要坐得住，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二冷”在现在尤为重要，现在搞市场经济，如看到经商、炒股赚钱，也去经商炒股，那就把学问丢了。有人说范老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在范老那儿没有听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难道第十一年就不坐了，要有坐一辈子冷板凳的志向。“冷猪肉”是说封建社会里，如果文章、学问、德行好，就可以在孔庙里有个牌位，受后人祭祀。即使当时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知道你，以后也会有人纪念你。“坐冷板凳”的目的是为“吃冷猪肉”，是立大志，不是无所作为的坐。
范老还把做学问的经验归结为“专、通、坚、虚”四个字。范老强调专，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两个人，一个人什么都懂点，但什么都不精，我不要，因为懂的只是一般的事情。另一个只懂得甲骨文，我要，因为懂得别人不懂的事情。专，才能懂得深，懂得精。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专家呢？范老形象地说，三年一个小专家，五年一个中专家，七年一个大专家。他的意思是要你不断地专下去。三年、五年、七年，只是一个比喻。范老虽然强调专，但说专一定要和通结合起来，要在通的基础上专，通是为了更好地专。没有通，只有专，就好象关禁闭，把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怎能写出好文章。他还说直通、横通、旁通。直通，指搞古代史要通近代史，搞近代史要通古代史，人人都要看《人民日报》，现实也要通，不能脱离现实。横通，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要通。旁通，国外的也要通。
专和通要结合，坚和虚也要结合。坚是说研究一个问题，要一直把它研究下去，不随便中辍，要达到一个高度，要做集大成的学问。不要见风使舵，（如今天评“红”，就写评《红楼梦》的文章；明天评《水浒》，就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外面流行什么，就写什么，结果什么都很浅，一事无成。方向要坚定，观点也要坚定，不能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人云亦云。范老是很“坚”的，别人不敢提帝王将相，要打破王朝体系，他不赞成。不仅要坚，而且要虚，发现错误就改。但虚不是吓得什么也不敢讲，不敢写。在1958年“拔白旗”时，他说，现在老师讲课，讲义都是集体的，不讲自以为是的东西，而随别人讲自以为非的东西。明明不赞成这个观点，也照这个观点讲，误人误己。
范老写作的时候，有两本书常摆在桌子上，一是地图，这是空间的概念，一是大事记，这是时间的概念。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可清楚地知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时空关系。如写到安史之乱，开始在哪里爆发，最后在哪里消灭，在乱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乱后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也是范老做学问的方法。
四、崇高的人格 学习的楷模
范老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学风严谨，而且有着高尚的品德，我跟范老多年，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面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光辉形象。范老不图虚名，十分务实。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范老的《文心雕龙注》，想请范老写一个再版说明，他一个字也不肯写，但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他的稿费（范老从不拿稿费，后面再讲）中拿出一点钱来，专门找人代他校一下错字。由金毓黻介绍一个叫王寿彭的老人负责校对，每个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几十元钱，由范老签字。后来王寿彭就留在近代史所，帮助过吴晗校对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出来的明代史料。由此可以看出，范老不图虚名，只干实事，不写再版说明，但觉得错字害人，就专门找一个人校对。
范老生活十分俭朴，反对奢华。他在家写书，很少出门，出门就是几种事情，一是开会，党中央的会议，全国人大的会议，全国政协的会议；一是到北京医院看病。他很少交游，晚上看看电视，喜欢昆曲，特别喜欢看俞振飞演的李太白，我也受范老的影响喜欢昆曲。其实，范老看电视，不只是一般消遣，也很认真负责。有次从电视中看苏联的一个电影《复活》，有强奸的镜头，他认为不妥，就以一个电视观众的名义，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说不仅成年人看电视，还有未成年人看电视，让他们看到这样的镜头不好。有人说，《复活》是名著，那是情节的需要。范老认为不对，那《水浒传》是不是名著，能不能把潘金莲的情节全部搬上银幕呢。范老对私生活是非常严肃的。
范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彻里彻外的革命者，他完全革命化了。有一件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的小儿子，刚留苏回来，思想和国内的形势不大合拍，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事，但范老认为很严重，就写信给党中央，主动请求把自己喜欢的小儿子送去劳改。这与现在有人为儿子开公司而奔波忙碌相比，范老对党是多么忠诚。改革开放的年代开始时，党给他小儿子平了反。
范老夫人戴老晚年中风卧床，不能言语行动。范老让一个保姆专门照应她，自己每天都抽一点时间，坐在戴老身边陪她，真是一对革命夫妇。
范老是因心脏病逝世的。当毛主席交给范老写通史的任务以后，范老在笔记中写道:“我听了指示，万分感激，自己能力极小，尽力而为之。”范老仍旧让我做助手。不久，范老因心脏病发作，住医院医疗，但很快就出院了。曹靖华为他担心，劝他当心病魔卷土重来。范老说，时不我待呀！我心里急，赶快出院，要写通史。确如曹靖华同志所形容的那样:“他仿佛心里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烧得他命都不顾地出院写通史。”范老对我说过，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苦干下去，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范老出院后不久，夜间心脏病复发，无人知道。次晨送入医院，已经迟了。
范老病逝时，正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很少。章士钊曾对我说，想参加追悼会，但没法去。其实想参加追悼会而没法去的，何止章士钊一人呢。当时只有华罗庚去了，他是范老的邻居。报纸上登的消息也很简单，只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范文澜同志因病去世，连“史学家”也没有提。
范老的遗嘱有三条，一是骨灰撒在钱塘江里，因为他是浙江人。当时周建人是浙江省的领导人，由他主持仪式。二是他的书籍全部捐赠给近代史所。三是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在世时就是这样，每年年底写封信给人民出版社，说今年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连经手也不经手。在报纸上发的文章也不拿稿费。但他对这些从不宣扬。到了搞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稿费时，各个出版社统计稿费支付情况，独没有范文澜，这样外面才知道范老把稿费全部交作党费了。他对我们这些助手讲，你们跟我写书不能拿稿费，你们自己写文章可以拿稿费，他是通情达理的。他说，我为什么不拿稿费呢，我工资已经很高了，我的贡献还没有工资高，觉得很对不起人民，如果再拿稿费，不是更对不起人民了吗！而且他的稿费连近代史所也不能用。当所里在农村办生产基地，需要钱时，所里的一位行政副所长到范老家里，跟范老说，想用点他的稿费办生产基地，给范老斥责了一顿。范老小事从来不发火，这次发火了。他又亲笔写信给人民出版社，说我的稿费，没有我的亲笔签名，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支取。而且亲自把信封好后，送到门外的邮筒寄出。
范老自奉甚俭，但却是乐于助人。范老晚年和曹靖华交往较多，为什么和曹靖华交情这样深？当三十年代曹靖华刚从苏联回国时，没有哪所大学敢请他去教书，因为他是从赤色国家来的。当时范老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却毫不迟疑地请曹靖华去他那里讲课。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同志。
范老为人很谦虚。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必须向群众学习，兼听则聪，兼视则明。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我跟随范老多年，上述每件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每次讲范老时都忍不住要流泪，因为范老的精神实在太感人了。我谈得很肤浅，给你们增加一些感性认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衷心地希望你们全面研究范老的计划获得成功！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